中國傳統儒家的忠君觀念，轉化為一種有君無我的道德精神、自我犧牲感情，很有幾分感人乃至崇高偉大之處。《紅樓夢》裡的人物賈政，一直被新派批評家貶得一文不值，但每當我讀到元妃省親，賈政雖是父親，但以臣子身份向貴妃行禮，並表白了自己對「今上」忠貞之情的時候，常常為之鼻酸淚下。
近讀羅宗強著《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書，書中引用了《春秋繁露，天地之行》裡的話：「為人臣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疚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伏節死義，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讀了這一段十分道德化與文學化（感情化、排比化、虛擬化）的文字，不能不讚嘆一番，這可真是做到大君無私、毫不利己、肝腦塗地，「忠」了個一塌糊塗了。
以君為天、以臣為地，中國的政治學還這麼「象徵主義」地提出與解決問題，從這個「所指」上再去盡做與做盡「能指」的文章。中國自古以來喜歡用文學語言和比喻手段講政治、講政策，反過來又喜歡用政治語言政策語言講文藝，這也絕了。這就加濃了中國政治的感情性、氣魄性、道德性與不確定性，同時也加重了中國文藝的政治性、政策性、尖銳性。這個問題，我打算另文討論。
根據羅氏的論述，兩漢時的文人，雖無循吏的「直接施政」的責任，但在心理上對大一統的政權是親近的。他們「大體是以文學侍臣的身份出現的」，所謂「倡優畜之，流俗所輕也」。就是說，他們是被「養」起來的一批文人。這也不足為恥為「輕」，既然君像「天」一樣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覆蓋，而且以強調君權君貴為基礎建立並治理了、發育了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我們也就無權站著說話不腰疼地要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等擺脫君王統治，實現獨立人格與自我價值。
羅氏認為，隨著政治的問題病入膏肓，「士」與政權走向衝突與疏離。「他們從忠心耿耿維護大一統政權的心態中解脫出來，走向自我」，乃有玄學之產生。這裡，把玄學的產生完全歸因於士人政治態度、政治心理，即士人與政權的關懷的變化，而絲毫未提及文化上的淵源，似令人不太滿足。
魏晉士人心態，這是一個很有魅力的話題。六十年代初期陳翔鶴寫的小說《廣陵散》與《陶淵明寫輓歌》在當時那種沉悶與壓抑的空氣中，多少通了個氣孔，讓人從對嵇康與陶潛的回顧中獲得某種感情的融通與激盪。當然，小說很快受到嚴厲的批判，情況變得更糟糕，陳翔鶴也在「文革」中悲劇性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嵇康之禍的餘波竟然延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好生令人嘆息。
嵇康的故事膾炙人口。尤其是他受戮前觀日影而奏《廣陵散》的無與倫比的浪漫主義風格才調，真神仙中人也。看來還得感謝司馬昭，他雖然殺了嵇康，畢竟還給他留下了表現與完成自己浪漫主義結束曲的機會。殺人者亦有自己的「寬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為什麼被殺？羅氏認為是由於「他太認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對立起來」，羅氏最精彩的論述是：「以自己為高潔是可以的，以世俗為汙濁則不可。」以致他認為這是嵇康的「性格弱點」。由於「認真」「性烈」「與世俗對立」，就要掉腦袋，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從嵇康本人方面探討一下經驗教訓，並非沒有話可說。
這一點很重要，不僅僅是為了處世、搞平衡、自全與遠禍。許多年以前我就寫文章主張「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是可以的或可以允許的，而「王麻子剪刀，別無分號」是要不得的，「黨同」是難免的，而「伐異」有時候是愚蠢的與走向反面的。這裡的問題在於承認價值標準的多元性與選擇取向的相對性。人各有志，人各有境，應該允許百花齊放與多元互補。你選擇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等於人人或所有計程車人都必須以你為樣板。如果選擇了入世，而且是在入世的努力中為百姓為國家以及從長遠利益上說是為朝廷做好事，清正廉明而不是蠅營狗苟，那就沒有必要視若讎仇。山濤向朝廷推薦嵇康代己為官，看不出有什麼惡劣的用心，辭謝是可以的，寫「公開信」與之絕交，就有點不合分寸。說實話，古往今來許多清高、偉大、寂寞之人，也不是一向寂寞的。阮籍就曾經想著入世，陶淵明也曾經「有過抱負，有過與時冥合的想法，並因此而入仕」。羅氏認為陶有「內心未能免俗的情結」，誰又能免俗呢？孟浩然也有過以詩求仕的記錄，他在《臨洞庭上張承相》一詩中便道出了「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的心曲。只是他不走運，一句「不才明主棄」（其實這句詩也顯得酸溜溜的），得罪了皇帝，這才不得不「端居」到底，變得「高山安可仰」起來。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寂寞得偉大清高的人物。就以今人所尊敬的沈從文先生而論，解放初期，他見到解放軍紀律嚴明，新中國氣象萬千，曾有過積極為新社會而工作也就是入世的想法，後來的「左」的現實，摧毀了他的想法，幾乎使之精神崩潰，再後來才不得不孤獨寂寞並從而被弟子頌揚得偉大起來。許多的清高帶有被迫性。沈從文的可尊敬之處在於寂寞了也就實實在在地寂寞去了，直到「文革」以後，時來運轉了，他也仍然是潔身自好，絕無失態之處。這就比一邊做著隱士，一邊又指手畫腳、招搖賣弄、居高臨下、出口傷人、與人為惡的自封的祖師爺作風強多了。李國文在《隨筆》上寫有《隱士難為》一文，讀了令人齒冷。
籠統地說，一個比較正派、比較善意（儒家所說的「仁」）的人，入世或者出世，都會正派與善良一些。而一個褊狹峻急或者虛偽剛愎的人，出仕則是酷吏，出世則為偽君子，皆不足為訓。當然，一般地說，為官者享盡了當時的榮華富貴，再搞些鼠竊貓兒膩的事情，更易被公眾切齒痛恨。而在野名士包括被迫做名士或暫時做名士實為待價而沽的人，在文采風流的同時難免有多多少少的窮愁潦倒之態，因而容易贏得公眾的同情。人們更多地去同情弱者和悲劇人物，這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
羅氏書中講的皇甫謐的例子很有趣。他「高潔之名甚大，而世俗與當政者亦始終對其備加崇敬」。他也隱居不仕，但辭官的原因只是自己有病，並不抨擊官場或者時政。他後來還上表向皇帝借書，「無損於自己的高潔，又給皇帝增加了禮賢下士的美名」。當今之世如有這等人物，或被譏為八面玲瓏處世奇術，但是單單從「術」的觀點很難解釋清楚皇甫謐的所為。庖丁解牛，已經不是「術」而是「道」了。這個道仍然是「仁」，是最大限度地肯定人生、肯定眾人，包括與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乃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減少一切消極因素，乃至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道則有量度、氣度、風度。宰相肚子裡撐得下船，這當然不是一個技術問題，靠技術是擴充套件不了胸懷的容積的。容積問題，是一種智慧（能不能看得更透，能不能有自知之明等），是一種修養（所謂讀書深處意氣平，所謂耳順與從心所欲，不逾矩），更是一種品格（所謂小溪最喧鬧，所謂有容乃大）。
羅書對於另一位名士阮籍的分析也很別緻。羅氏認為，阮籍生活上任誕不羈，不拘禮法（這一點與嵇康無異），但政治上十分謹慎小心，即從不議政，他「幻想逍遙遊而終於依違避就」，以致晉文王司馬昭認為「天下之至慎者惟阮嗣宗」。羅氏認為阮籍是「懼禍」「佯狂」「玩世」，因而斷定他十分苦悶。苦悶肯定是苦悶的，名士風流的另一面就是苦悶與空虛。過於強調「懼禍」，就不好回答另一個問題。阮籍並沒有一味懼下去而變成一個奴才，他在晉文王面前可以「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又可以公然託醉拒絕了皇帝老子的聯姻要求，夠膽大包天的了！
這裡恐怕有兩條，一曰偶然性。一個名士被砍了腦殼，另一個名士保下來了，除了必然的道理之外還可能有「趕上點兒了」的因素，世事並非都如博弈，有時也如押寶。二曰志趣性格。你要出世獨立，任性自然，不讓別人干涉你，也要以放棄干涉（例如朝政）為代價；否則你要干預生活還要議政議經，卻又不許社會政治勢力過問你，在中國沒有這麼多便宜的事。即使在一個言論更加開放的環境中，它也有自己的另外的前提。言論的多元化是與社會分工的明晰，法制的完備，行政指揮的有效性與抗干擾性，公眾對待各種言論的司空見慣、見怪不怪，心理承受能力增加等分不開的。
羅書中講阮籍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何曾彈劾阮籍一事，名教衛士而又窮奢極欲的何曾面質阮籍於帝前，說阮「縱情背禮敗俗」，「汙染華夏」。「汙染」一詞，卻原來這般源遠流長。而「帝」居然代阮向何求情，說：「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此話說得如此「鴿派」，但又根本沒有否認對阮的「汙染華夏」的指責，說明在是非問題上帝支援的仍然是何曾，只是具體處理上放阮籍一馬。如吾輩為阮籍，能不嚇出心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