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愈多愈反動」的說法自然不對。「書讀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條件下，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我國戲曲舞臺上，話本小說裡，口頭傳說中，書呆子的形象為人們所熟知所嘲笑，當然不是沒有來由的。總括起來這些受書害的人們的特點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穡，膽小，見到美女神魂顛倒卻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鬟的提挈栽培，遇事沒有主意，遇到惡人就嚇破了膽，酸文假醋，該斷不斷，另一方面卻又優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狀元，翻臉不認糟糠之妻與貧賤朋友。他們的形象真夠可以的。
書是教人學問、教人聰明、教人高尚的，為什麼書會使某些人蠢起來呢？因為書與實踐、與現實、與生活之間並非沒有距離。人一輩子許多知識是從書本上學的，還有許多知識和本領是無法或基本無法從書本上學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極拳，診病把脈，開刀動手術，鋤地，割麥，唱歌，跳舞，拉提琴，戀愛，靠攏領導，團結群眾，與對立面鬥心眼兒，申請調動，申請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寫小說。書是非常重要的，但書未必都很實在。書要比口頭語言的傳播精密得多、負責得多，但也常常經過太多的過濾和修飾。還有許多題目、題材尚未形成可以成書的原料與動機，有些事理太鄙俗、太醜惡，書本上不肯寫。例如沒有一本書教人們如何「走後門」，但事實上「走後門」的愈來愈多。
換一個角度想，即使為了加強廉政建設，也需要更好地研究開後門與走後門的林林總總，但如果當真撰寫出版一本「後門大全」，則很可能起到消極的教唆的作用。這也叫兩難。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許多藝術上的感覺、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可通過書本來傳授——即使是燒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讀菜譜能做得到的。還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與之相比，書本的分量反而輕了。比如一種人生觀、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往往是一個人的全部經驗的總結，全部人格的昇華，全部知識的融匯，它來自生活這部大書的因素超過了某幾本具體的書。如果某幾本具體的書起了關鍵作用，也是因為符合了該讀者的生活經驗與生活需求。例如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便去參加革命，首先是因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經成熟，而這種革命要求已經醞釀、躁動在這位讀者的心裡、夢裡、血管裡、神經裡。再比如說道德，至少在我們這裡絕無僅有哪一本書告訴人們可以不道德與教導人們如何不道德，億億萬萬的書教導人們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層出不窮。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書的侷限性、書的作用的侷限性這一面。
有許多許多的好書我們還沒有讀或我們還不知道它的存在。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偽書、謬書、壞書。特別是有許多陳陳相因的書。創造性的書難找，照抄或變相照抄的書易求。讀書、抄書、注書，遂也寫出了書再供別人去抄去注，去改頭換面，在書的圈子裡迴圈，在書的圈子裡自足自傲，被書封閉在一個缺少現實感也缺少生活氣息的狹小天地裡，最後連說話也都是書上的話、現成的話、「見×書第××頁」的話，這很可愛、很高尚，也很誤事、很可憐，辦大事時候就更麻煩。所以毛澤東主席當年大聲疾呼地反對「本本主義」，還說過教條主義不如狗屎，說過讀書比宰豬容易得多的一類話。年輕時我曾拜訪求教過一些前輩學者，獲益良多。但確實也碰到過這樣的人，除了背書、引書、查書、解書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問，他從不把書本知識與生活現實做任何的比較聯絡，他從來不發表任何原生(即出自他自己的頭腦與經驗的)、活潑、新鮮、獨到的見解。
泛論暫且按下，這裡只抽出一個問題探討一下：學問與文藝的關係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讀書》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針對「我們的作家隊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趨勢」(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大會發言中我已提出)提出：「我們既提倡作家不應與學者離得那麼遠，作家也應嚴肅治學，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也許從反面更容易把話說清：即作家絕不應該滿足於自己的知識不多的狀況，作家不應該不學無術。」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並沒有讀我的這篇文章，更沒有弄清我的這一段概括題意的話就認定並傳開：某某寫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學者化」了。認為談得好者、響應者有之，認為是製造新的時髦浮誇，乃至認為此後創作中出現大量名詞、術語、洋文、假洋文旁徵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學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談了「非學者化」並有所憂慮，那當然是叫俺們「學者化」了，這種非此即彼的想當然倒確實說明了一點粗疏簡單。
反求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強調了作家努力地嚴肅地治學、求學乃至「爭取做一個學者」(是爭取，還沒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卻沒有談夠另一面的道理，即學問和文藝，特別是和文藝創作與鑑賞，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面的道理。這樣，一面說「爭取做一個學者」，又說「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就沒把道理講明、講透、講痛快。這樣，引起某種片面簡單化的理解，責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學問與文藝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在那篇文章裡我強調了作家要加強學習，特別是文化知識的學習。但學問與文藝，畢竟也有不同的一面：前者相對地重理智、重思維、重積累、重循序漸進、重以公認的標準與手段加以檢驗而能顛撲不破的可驗證性；後者則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絕對地)重感情、重直覺、重靈感、重突破超越橫空出世、重個人風格的獨特的不可重複性和無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樣的懂文學、懂文論與文學史，讀過那麼多文學讀物，談起文學來是那樣如數家珍，為什麼他硬是搞不成創作呢？（毛主席就批評過：中文系的畢業生不會寫小說……試答如下：只是喜愛文學的人最好去教文學、講文學、論文學；而只有既喜歡文學更熱愛生活、執著生活並能夠直接地、不借助於現成書本地從生活中獲得靈感、啟悟、經驗與刺激，從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與語言的人，才好去創造文學。
生活是文藝的唯一的源泉，文學本身並不能產生文學，只有生活才能產生文學。這些都是我的一貫信念。作家應該善於讀書，更需要善於讀生活實踐的大書、社會的大書。學者當然善於讀書，如能通一點大書（不一定同時是實行家）也許更好。換一個說法，作家多少來一點（不是全部絕對）學者化，學者多少來一點生活化，大家都學會傾聽生活實踐的聲音，如何？
或又問，乙先生是那樣的學貫中西、文通古今、讀書萬卷、著作等身，為什麼聽他談起某個作家作品卻是那樣「博士賣驢不得要領」，或郢書燕說、張冠李戴，或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使生動活潑、奇妙緊張的藝術鑑賞的痛苦與歡欣，淹沒在連篇累牘而又過分自信的學問引摘裡？
試答：學問也能成為鑑賞與創作的阻隔。已讀過的書可能成為未讀過的書的閱讀領略的阻隔。已經喝過太多的茅臺、五糧液，並精通「茅臺學」「五糧學」，不但無法再領略「人頭馬」「香檳」，不但無法再欣然接受「紹興黃」「狀元紅」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領略茅臺酒與五糧液。因為對於這些人，新的茅臺、五糧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覺、嗅覺、視覺的新鮮快感，而是與過去飲用茅臺、五糧液的經驗的比較，與先入為主的「茅臺學」「五糧學」的比較。已有的經驗起碼干擾了他的不帶成見的品嚐。所以幾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認定名牌貨一代不如一代，都認定新出廠的茅臺摻了水。經驗與學問的積累、牽累、累贅，使他們終於喪失了直接去感覺、判斷外在的物質世界的能力，甚至喪失了這方面的興致。
當然，這種學問（經驗）的干擾不一定都是否定意義上的。如果新的文藝接觸恰恰能納入先前的學問體系之中，如果某個文藝成果恰恰能喚起已有的但已逐漸淡忘模糊的學問經驗，它也能激起一種特殊的狂喜，獲得一種一般人難以共鳴的「六經注我」的心得體會。這裡的主體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學問經驗，而不是文學藝術作品本身。最後，不但六經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只能不斷迴圈往復，而不注我的也就只能置若罔聞了。實實的可嘆！
舉個例子。偶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二百八十九頁《與高陽書》中，這位大學者是這樣說的：「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話……我只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此外，我沒說一句從文學觀點讚美《紅樓夢》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