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接著寫道：「老實說，我這句話已過分讚美《紅樓夢》了。書中主角是赤霞宮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這樣的見解如何能產生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小說！」
（王某忍不住插話：是您給《紅樓夢》戴上自然主義的帽子，後來發現它的腦袋號不對，所以「不能讚美」腦袋，卻必須堅持帽子價值的無可討論與無可更易。削頭適帽，確與削足適履異曲同工。）
胡適自我感覺良好地說：「我曾仔細評量……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也不過如此。」
胡適接著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靜的……」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見解也不過如此」，更舉賈雨村的關於清濁運劫的「罕（悍）然厲色」的長篇高論，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過如此……」
我想，我從未懷疑過胡適是有學問、頗有學問的人，我對他的學問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適寫過具有開創意義的新詩集《嘗試集》，雖然其中的詩大抵中學生水準，在當時能帶頭用白話文寫詩，功不可沒。但看了他對《紅樓夢》的評價，我頗懷疑他是否有最起碼的文學細胞和藝術鑑賞細胞。這位大學者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未免太缺少一種淳樸、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揹著中西的學問大山來看小說，沉哉重也！什麼叫「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或高爾基文學院去留留學如何？什麼叫「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是指他沒有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對過話，還是指他沒有在導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什麼叫博士，胡當然是知道的，什麼叫大作家，知道嗎？曹雪芹的價值在《紅樓夢》而不在他的學歷和論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們叫作「階級出身」的。
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戶的舊王孫」，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劍橋的曾獲諾貝爾獎金的學者之家，他還是曹雪芹嗎？他寫出的還能是《紅樓夢》嗎？曹雪芹的見解、思想境界也許不如杜威或者薩特高明，所以他沒有貢獻出什麼什麼主義，正如那幾位大哲學家沒有貢獻出《紅樓夢》一樣。而《紅樓夢》的價值，當然不在於表達曹雪芹的「修養訓練」「發展思想」「見解高明」(這些都適合於要求博士論文而不宜於要求「亙古絕今第一奇書」——蔡元培語——的《紅樓夢》)。《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的原生性、獨創性、生動性、豐富性、深刻性。
人們面對《紅樓夢》的時候就像面對宇宙、面對人生、面對我們民族的歷史、面對一群活靈活現的活人與他們的遭遇一樣，你感到偉大、神秘、歎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從中獲取不盡的人生體驗與社會經驗、不盡的感喟、不盡的喜怒哀樂的心靈深處的共振，也可以從中發見、從中探求、從中概括出不盡的高明的與不甚高明的見解。
《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個世界而不在於去解釋這個世界。「天何言哉」？「天」創造了四時萬物，對四時萬物發表見解則是真正聰明與自作聰明的亞當夏娃的後代們的事。《紅樓夢》的價值還在於它的真切與超脫，既使你牽腸掛肚又使你撲朔迷離、悵然若失。只有喪失了起碼想象力的博士才會認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婦產學知識，他竟然認為寶玉是神瑛侍者投胎與銜玉而生！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幹校」時學的批判材料，材料說：「明明蔬菜是我們貧下中農種的，作家卻說是兔子種的，這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指那個家喻戶曉的「拔蘿蔔」的故事。)原來教條主義也是不分「左」「右」地親如同宗的噢！
這不過是一例，學問家以己之長，攻創作家之短，或自以為是創作家之短。而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學問標準——修養訓練呀，發展機會呀，背景呀，見解呀什麼的——去攻創作的奇才、天才、無與倫比的曹雪芹。偉大的作家恰恰在這一點上與一般學問家不同，他不僅是修養訓練的產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賦，他的全部智慧、心靈、人格、情感、經驗……他的每一根神經纖維和全身血液的總體合成。文學系多半培養不出創作家來，醫療系倒「培養」出了許多大作家——魯迅、郭沫若甚至俄國的契訶夫。諸如此類的事實，不能成為貶低文學科系或反過來貶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為視醫學訓練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過來說，作家當然也不該忽視自己的修養訓練。其實曹雪芹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受過許多修養訓練的，否則他哪兒來的那麼多文化知識與生活知識？特別是他的語言積累，難道不是「當然」使博士慚愧？他的「女權主義」思想可能確實「貧乏」，他的知識特別是不見於經傳的知識卻實在豐富得很。
而作家的創造性得之於不見經傳的知識、得之於生活這本大書的要比得自康奈爾、哥倫比亞的圖書館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這方面的「背景」獨特而且源遠流長，沒有這樣的背景而換成博士可能認為絕不貧乏的希臘、羅馬文藝復興產業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爾斯特博士、曹爾斯特教授、曹爾斯特院士了。這樣的教授、院士說不定還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與《紅樓夢》，卻是無可替代的唯一。
希望學問多一點靈氣。希望創作家多一點學識，卻不要因學識而「戕寶釵之仙姿」又「灰黛玉之靈竅」。學問家也不要因靈氣而想當然地信口開河，隨意指點，甚至一口一個當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論搜檢方案，一口一個「自然」其實遠不自然一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的學問，我們的創造力，究竟涵蓋了多少物件，又有多少(不應是多少而應是多得多)物件，還處在我們的理性，我們的悟性、靈性所遠遠沒有達到的黑洞裡啊，誰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擺出全知全能的架勢來呢！
作者附言：給《讀書》撰文談讀書的侷限性，令人歉然。筆者其實一直是提倡讀書，提倡學問，決心拜學者前輩們為師的。但事實確也有另一面的道理。不能輕視也不能迷信學問。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講兩句話，「既要……又要……」的句式雖然俗，卻是必要的。有什麼法子？打油一聯曰：既要又要全必要，求知疑知近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