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論。一方面要忠要義，一方面又有什麼「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的「叛變有理」論。哪樣對呢？全看「活學活用」了。
一些「三國」故事，頗有濃厚的黑社會、黑手黨故事的意味。上來就是「桃園三結義」，典型的黑社會做法和黑手黨語言：「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盜匪的亡命氣。電視劇裡張飛的形象尤其可笑復可憎，一副匪氣霸氣蠢氣、惡聲惡氣、昏頭昏腦、蠻不講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對「大哥」如奴婢鷹犬、對他人如閻王虎狼的嘴臉，誰需要這樣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會的大哥大。他給人們的視覺觀感甚至還不如《沙家浜》裡的胡傳魁。
當然，《三國演義》並不是歷史，而是民間的歷史傳說，它反映的是吾國百姓草民們對歷史的觀點，包括「誤讀」與趣味性、通俗性「重寫」。但是想一想，吾國百姓們對於天下大事、歷史沿革，特別是政治軍事鬥爭包括對於英雄主義的解讀竟曾經是如此簡單化、俗鄙化、小兒科化、赤裸裸的野蠻與霸道化，這不能不給人以怵目驚心之感。
也許《三國演義》的故事裡要把劉備樹成一個仁義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這個任務實在是太艱鉅了。按現在表現的，劉關張之屬實在與曹孫袁乃至何進、董卓等沒有什麼質的差別。
也許在封建社會，王道云云只是說一說的，而實際上，人們只承認霸道的力量。
霸道當然是有力量的，這力量卻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會走向反面。這種霸權主義，很實用實惠，但又是不無危險的，弄不好它會流於愚昧短見的野蠻主義、矇昧主義。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國早期燦爛而後來停滯的一個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嘆息。
《三國演義》電視劇下了很大功夫，製片態度不可謂不嚴肅，但收視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觀念上的愚昧野蠻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認為電視劇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型別化與事件的簡單化就是其中要者。
由於《三國演義》所述故事繁複紛紜而又千奇百怪，「三國」人物是又多又雜，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寫到了，故而總體看來，「三國」的閱讀效果堪稱是相當成功的，人們的一般印象是「三國」寫得豐富多彩、琳琅滿目。但這種豐富多彩、琳琅滿目的效果是粗線條的，一往螢幕上立，型別化、小兒科化的毛病就顯出來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領導同志常舉的例子來了，他多次說過：「誰說戀愛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三國演義》就沒有寫戀愛嘛，還不是一樣寫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型別多，當然用不著愛情。但是不要輕視型別的生命力，愈是型別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為「典型」，成為「共鳴」。成了典型、共鳴了也還是暴露出了型別化的缺憾，這個問題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當然不是要以張飛的態度對《三國演義》這一古典文學名著搞一次砍殺，不是對於「三國」的全面評價，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對於同名電視劇的批評。電視劇裡的某些情節處理得還是很妙的，例如袁紹兵敗後派眼線蒐集所部的言談話語，有非議者立即杖責或處死，這麼一干更是軍心大亂。鑑於此，袁紹之子乃誅殺專門挑撥是非的打小報告的眼線。這段故事可圈可點，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我也從同名電視劇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值得重視的東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作「前現代」的東西，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我們的學問家熱衷於「後現代」已經很久了。中國這麼大，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國的發展變化日益與世界同步，因而中國這裡也有了超豪華、超奢侈的後現代，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畢竟這裡多得多的是前現代——離現代化還遠去了呢。
不論從電視劇《三國演義》裡的張飛身上，還是從各位餐館老闆祭供的關老爺身上，或者是從電影螢幕上看個沒完沒了的這個帝、那個妃上（張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學自由談》上對此有一精彩評論，讀之大快），我都覺得我們應該比關注後現代還要嚴重地關心前現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這首《西江月》列於全書卷首，也唱在每一集電視劇前頭。很好，好得很。
當「三國」各路英雄活躍在黃金時間的千家萬戶之際，我看是該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現這種「群雄並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現這樣的豺狼英雄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該與前現代的「三國」精神、「三國」意識道一聲「拜拜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