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剛剛舉家從新疆遷移回北京，臨時住的地點離故宮護城河很近，晚飯後我常常沿著護城河散步。垂柳、角樓、勞動人民文化宮與公園後門，種種親切和美麗使我陶醉感嘆。
我幾次看到四個（也許是三個？已經到了再不敢吹「記憶力」的年齡了）青年彈著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覺得驚訝、羨慕、疑惑，甚至有點緊張。怎麼能這樣大模大樣地在街頭彈那個資產階級——至少不是無產階級——的樂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個人一起彈吉他，不是有點閒蕩，有點不務正業嗎？三四個人算不算聚眾呢？惹得許多行人、騎腳踏車者停下來看，多出風頭，多不好意思！許多人還吃不飽飯呢，他們卻吃飽了撐得彈上吉他了。北京，北京，畢竟是北京啊！他們是不是有點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給他們一點勸告乃至監視呢？
我是帶著一種陌生感，一種不安，一種竊竊的喜悅來看這四個人的。覺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禮貌，每次看上幾眼便邁步走過去。卻也想，「四人幫」畢竟是倒臺了呵。
一晃，時已八年。彈吉他的年輕人，你們過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經是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一片將死未死的蕭條景象。這時，在我居住的一條小衚衕裡，出現了一個挎著籃子賣雜貨的老頭（依我當時的年齡和眼光認為的老頭，也許他不過才四十歲）。老頭用洪亮而又甜美，應該說是軟軟的、嗲嗲的聲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醃雞子！」
除了炸花生米與煮好的鹹雞蛋，幾乎沒有別的商品。他見了誰都笑容可掬，見了小孩子馬上用講故事的聲調說：「跟媽媽要點錢，買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來了，買了花生米。他給花生米應該說是相當「摳門兒」的，但態度實在和氣。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給得少，他就會慈祥地說：「小少爺！您看我這花生米多幹淨！多油分！多個兒大！」確實，不論花生米還是雞蛋，都乾淨極了。
一個月以後，老頭從挎籃子變成了挑挑子，花生米從油炸發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雞蛋從老醃發展到既有鹹蛋又有茶蛋，還增加了瓜子、綠豆糕和炸油餅。
兩個多月以後，他改成了推車，一輛嶄新的售貨車，以熟食為主，兼營白乾酒。他仍然那樣款款地、無腔無調卻又多情地吆喝著：「花生米！老醃雞子！白乾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從業歷史的小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兒來，稱得上是婉轉入雲。他的吆喝只是大聲說話罷了。他有很好的音量與音色，只是沒有旋律，「無調性」。
然而他的「白乾酒」三個字足以使每個酒徒淚下，傳達出了生活的艱難、酒的苦辣溫馨、小販的效勞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覺得他走得辛苦、賣得辛苦。如果你在這樣美麗的笑容與動情的吆喝聲中揚長而過，無動於衷，那簡直是鐵石心腸，罪過！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經開起了一座兩間門臉的小鋪，儼然食品雜貨店的掌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