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兩次訪問過美國，訪問過聯邦德國和墨西哥。我曾經寫下了一些出訪見聞，寫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別樣的、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這些感受的基本特點（特別是關於美國的），可以用一個通俗的字眼來表示：「開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層的摩天大樓嗎？你看得到密如蛛網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車流嗎？你看得到那燈紅酒綠、奢侈豐盛的花花世界嗎？
而到蘇聯的訪問完全不同。我無法用一種好奇的、幽默的、熱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觀態度來環顧周圍的一切。
幽默是一種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歲以後才考慮並實現訪問美國的。訪問美國對於一個作家的心靈來說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它好也罷，賴也罷，你有時候嗤之以鼻，有時候五體投地也罷，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夠的幽默感，你就會有足夠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訪美經驗，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蘇聯不行。我向往蘇聯，遠遠在具備足夠的幽默感之前。
在蘇聯，我覺得光靠幽默是不夠的。雖然我曾經自我欣賞、自我標榜過我的幽默。
訪蘇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從十五歲起就夢想過去蘇聯，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那時候蘇聯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夢，而且是我為之不惜犧牲生命去追求的一個理想。
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那樣，我沒有親眼見過它，但我已經那麼熟悉、那麼瞭解、那麼惦念過它的城市、鄉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幟、標語口號，它的小說、詩、戲劇、電影、繪畫、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給我以似曾相識、似曾相逢的感覺：莫斯科河畔釣魚的老人，列寧墓前銅像般一動不動地肅立著的兩個哨兵的藍眼睛，克里姆林宮鐘樓上報時的鐘聲，用花崗岩鋪地的紅場與紅場上的野鴿子，列寧山上的氣魄雄偉卻又顯得有點傻氣的莫斯科大學主樓，地下鐵路革命廣場上成群的銅像，包括街道的名稱——普希金大街（靜悄悄的）、高爾基大街（兩邊都是商店）、赫爾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別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與革命前沒有區別）……這種似曾相識感甚至是令人戰慄的。
我真的來到了列寧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爾基的故鄉，我聽到許多歌兒歌唱過、我自己也動情地唱過許多歌唱它的歌兒的莫斯科了嗎？
當然是初次邂逅。怎麼又像是舊地重遊？
我倒沒有幽默它一下，乾脆用好萊塢電影的那個中文名字，叫作「鴛夢重溫」。夢早已被當時是冰冷的現實、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變成歷史的鐵一樣的嚴峻所打破。
遊歷蘇聯是一次靈魂的冒險。因為再沒有第二個外國像這個國家那樣在我少年時代引起過那麼多愛、迷戀、嚮往，後來提起它來又那麼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罷，壞也罷，它和我們的關係是太深、太息息相關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感到一種少有的關切，都納悶兒，都急於多得到一點有關它的資訊。
遊歷蘇聯是一次充盈的內心體驗，不僅僅是、遠不只是一次「開眼」的旅遊。
它的一切美麗都使我憂傷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麗都使我欣慰而又憂傷。
這是一次重溫舊夢的旅行。當我看到克里姆林宮的紅牆，當我聽到那報時的鐘聲，當我聽到在蘇聯已經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時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輕時候。
這又是一次告別舊夢旅行。我不是魯迅的秋夜細小粉紅花夢中的瘦詩人，我並無興味把眼淚擦在粉紅花最末的花瓣上。
重溫舊夢帶來憂傷的甜蜜和甜蜜的憂傷。告別舊夢帶來希望的堅強和堅強的希望。
這是我們的近鄰。
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飛，一個多小時以後便離開了我國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再大約一個小時，便來到了貝加爾湖上空。
地理書上講過，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愛唱一支歌：
貝加爾湖是我們的母親，
她溫暖著受難者的心。
為爭取自由而受苦難，
我流浪在貝加爾湖濱。
中國的革命浪潮，蘇聯所影響的世界革命浪潮，使貝加爾湖變成了一個親切的湖。當我們少年時選擇了革命道路的時候，我們都有為革命而到類似貝加爾湖地方去受難的準備。
天氣晴朗，但是我沒能看見貝加爾湖，只是在事後才聽人們說起，貝加爾湖已經過去了。
原來這麼快就進入了蘇聯上空，就掠過了貝加爾湖。原來是這麼近！
我俯瞰蘇聯的廣袤的國土：灰褐色的土色，綠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爾一見的小房子。一路上沒有看到任何城市。
這就是蘇聯？
莫斯科國際機場莊嚴典雅。候機大廳的天花板上裝飾著紫色的銅環，這確是一個盛產有色金屬的國家。但天花板因此而顯得低矮了，也影響了光照。
入境手續辦理得緩慢而且仔細。邊境警察的面孔沒有表情，他仔細地審視著你的面孔，對照著你的護照上的照片，並把你護照上的有關部分影印下來。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鏡，以便更好地觀察他的臉部（我的眼鏡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臉上，雖然我護照照片上的眼鏡的鏡框是另一種式樣）。
海關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開啟他的裝有印刷品的紙箱子，紙箱子用短刀劃開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關的檢驗。
包括持有蘇聯本國護照的蘇聯公民，也同樣地履行著一切接受檢驗的手續。這是嚴肅的。
只有一點，莫斯科國際機場與西方國家的國際機場沒有什麼兩樣。我是說機場候機大廳的廣播，先「嗡」那麼一響，好像是敲響了一個音叉，然後是細聲細氣的溫柔的女聲廣播，廣播裡可以聽到「氣聲」。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氣氛。
西方國家機場的商業氣氛很濃。櫥窗和櫥窗裡的燈光，裝潢精美、反射著各色霓虹燈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髮的廣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館、色情畫報……從你登上它土地的第一秒鐘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購買吧，花錢吧，消費吧——好像它們一齊擁上來這樣說。
當然，例如在聯邦德國的法蘭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腰裡彆著盒子槍、手裡拿著報話機，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但他們的臉上似乎仍然隱含著一種嘲弄的笑容，他們的身後與四周是威士忌酒與長筒絲襪。
這就是蘇聯，這就是莫斯科。
紅場、列寧墓、克里姆林宮尖頂上巨大的紅星、晉謁列寧墓的人的長龍、列寧雕像、莊嚴巨大的政治標語、宣傳畫、捷爾任斯基廣場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東正教堂的鎏金圓頂、莫斯科廣播電臺的前奏與廣播員的雄辯聲調、進行曲風格的領唱與合唱、來自各國的留學生……莊嚴持重、自信自豪、自成體系而又充滿警惕。
不錯，這就是在電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裡早被我們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羅斯——蘇聯。
當然有許多方面已經變了，例如，眾多的列寧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確實有一些方面，六十餘年如一日，真是驚人。
從莫斯科國際機場向市區行駛，闊大的綠地之中一個黑色的雕塑給我以強烈的印象。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長方木條，令人聯想到鐵絲網和塹壕，聯想到戰爭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們說，這個雕塑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犧牲者。
在塔什干，我們瞻仰了同樣是紀念衛國戰爭中犧牲了的烈士的無名英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是一團永不熄滅的火，從它落成以來，這團「聖火」便晝夜點燃，從不停熄。在聖火旁邊，一位年老的婦女指揮著幾列身著黑衣的女孩子唱著無言的「啊……」歌，調子非常熟悉，卻原來是舒曼的夢幻曲。
我不知道夢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氣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肅穆的。
據說各大城市都有這樣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我曾在電視螢幕上兩次看到這樣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滿勳章的老年人向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始，以聖火的熊熊燃燒終，中間回顧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全過程：希特勒匪幫的突襲，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節在紅場列寧墓上發表演說，大轟炸，蘇聯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參軍，蘇聯婦女在工廠加班生產、擦拭著炮彈頭，坦克與大炮的轟鳴，直到勝利，蘇聯紅軍的檢閱部隊把繳獲的希特勒軍隊的各種軍旗踩到了腳下。
我不知道這部電視片是蘇聯的電視臺公開播放以反覆向居民進行傳統教育的，還是專門的閉路電視，給外國客人們看的。
但這電視片的內容與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見過的蘇聯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歡講這個話題：「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一千二百萬人，差不多佔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就是說，每一個蘇聯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員或親戚犧牲。我們容易嗎？」
接著的一句話便自然是：「我們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戰爭。」
差不多人人都這樣說，說的時候神態十分嚴肅。
在蘇聯、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馬爾罕、在第比利斯，我參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裡舉行的）的宴會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為世界和平乾杯」，然後是「為了婦女」，特別是「為了在座的美麗的女人們」而乾杯。這時候主人往往要擠擠眼睛，開幾個幽默而又富於人情味的玩笑，有時候玩笑甚至開得有點葷。第三巡就該是「為了兒童，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讓孩子們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為和平、為婦女、為兒童，關鍵還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幾十年來，蘇聯朝野，總是講和平，堅決把和平的旗幟抓在手裡。
在我們到達莫斯科的第一個晚上，晚飯後我們在俄羅斯飯店周圍散步。那是一個星期天，紅場上、莫斯科河畔，到處是度假的蘇聯人。一些老人胸前滿滿當當地掛著勳章，悠閒而威嚴地踱著步子，有的是全家出遊，不少人嘴裡吐著伏特加的氣味。相對來說，這種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輕人比較少。一位和老伴挽著手、酒氣很重、勳章有兩三個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攀談。他先猜我們是日本人，又猜我們來自東南亞，等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之後，他略略一頓，然後緊接著的一句話是：「我們要和平，我們不要戰爭。」
六月二日，我們到達塔什干的第一天。
啊，那真是疲憊不堪的一天。起飛前等待辦各種手續用了四個小時，飛機上飛了四個半小時，降落後又等了三個多小時來辦理「報到」和「註冊」的手續，然後才進入自己的房間。謝天謝地，總算是能洗一把臉，能喘一口氣了。晚飯以後，我們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車存車處的小夥子。小夥子是韃靼人，精力充沛，熱情而又饒舌，見到我們便攀談，接著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對各項國際問題的看法來。當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報》和《訊息報》上登載過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話：「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與塔什干亞非拉電影節的正式影展同時舉行的還有一個電影市場。在電影市場上我們看了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與西柏林一個電影機構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據尤利.邦達略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烏魯木齊南郊烏拉泊「五七幹校」就讀期間，我就拜讀過這篇小說。對這篇小說回憶與寫實交織的寫法，特別是其中關於主人公第一篇作品發表時的種種趣事與蠢事的回顧，我都很欣賞。小說的那種對於生活、歷史、現實進行宏觀思索的氣派，也很觸動我。改編成寬銀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絲不苟，但我所激賞的主人公回憶青年時代處女作發表的情節全部刪去了。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個次要人物，在德蘇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位蘇軍下級軍官搖著白綢子企圖與據守一幢樓房的法西斯殘餘分子談判，說服他們不要再進行無謂的、毫無希望的抵抗。正當他像天使一樣地搖著白綢去拯救那些已經註定要毀滅的可憐蟲的時候，來自法西斯頑固分子槍口的一粒罪惡的子彈，打死了這位蘇聯軍官。天使中彈犧牲的場面用慢動作重複了好幾次，像一隻白色的和平鴿在飛翔，像一隻仙鶴的最後的展翅，悲而美的畫面渲染著蘇聯是拯救人類、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題思想。
《岸》的主題思想是鮮明、突出而且堪稱模範的。影片的故事、場面也都曲折動人，橫跨東西方兩個世界的寫法尤其非同尋常。影片中的聯邦德國十分暗淡、潦倒，這與我親眼看到過的聯邦德國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說亦如此）把聯邦德國一些旅遊者玩電子槍的遊戲與「好戰、復仇」聯絡起來，也未免牽強。再一點是這部電影的節奏實在太慢了。主題鮮明、一絲不苟、節奏慢，這正是我看到的相當一部分蘇聯電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電影節的後期，全蘇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的電影家協會有關負責人宴請我們，飯吃得輕鬆融洽，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歸功於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麵。拉麵的做法與新疆全無二致，只是要精緻些。而且在塔什干，烏茲別克語稱呼拉麵也是「拉（個）面」，與新疆的維吾爾語一樣，顯然是漢語藉詞。吃飯當中，東道主之一，全蘇影協的外聯處處長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感慨地說：「這是多麼好啊！你們來了，我們坐在一起，我們一起說說笑笑，我們互相微笑著。」
她的話使我感動。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國民航班機離開莫斯科。同機的有一批美國遊客，他們是沿著奧斯陸—赫爾辛基—列寧格勒—莫斯科—北京—上海—香港—回國的順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歲的保險公司職員對我發表感想說：「在蘇聯，我們實在受不了，那裡的人沒有微笑（nosmile）。」
是這樣的嗎？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麵吃的那次宴請上，娜傑日達.伏爾琴科娃的臉上一直浮現著端莊的笑容。另一位「地主」，烏茲別克影協主席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國客人的說法也並非無端「攻擊」。在蘇聯，陌生人之間是不大微笑也不問好的。當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習慣清晨起床之後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時候，包括飯店的服務員也常常瞠目以對。
服務人員的笑容更是絕無僅有。在蘇聯的民航飛機上，基本上沒有服務，當然更沒有笑容。但是機票非常便宜，從喬治亞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飛行三個半小時，只收三十七個盧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一公斤羊肉要十個盧布，當然，那是新宰殺的、品質極好的羊肉。商店服務員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辦的冷麵孔，與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較，莫斯科店員的面孔顯得更加嚴厲。當然，這種狀況同樣也值得我們中國的服務行業人員反省。
至於一些領導人員就更不用說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厲害，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法則。例如在塔什干電影節開幕式上，開幕、講話、升旗之後應該是文藝晚會。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過了預定時間，已經有性急的觀眾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臺大幕就是不拉開，鈴聲就是不響。後來鼓起掌來了，原來是當地的領導人姍姍來遲，氣宇軒昂、豪邁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給他們的。他們的面孔都很嚴肅，也很神氣。
閉幕式也出現了類似場面。各國代表團團長和一些演員被邀上主席臺就座。大家坐好了，開會時間也已過了十二分鐘，但主席臺正中前兩排的座位仍然虛席以待。著名蘇聯電影導演、來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來是坐在第三排中間的，後來來了一位工作人員，經過動員和謙讓、謙讓和動員，這位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剛坐下沒有三分鐘，他又被叫起來了，被引到側幕條邊，加入領導人的行列，然後在大幕拉開以後，在掌聲和鈴聲中與氣宇軒昂的領導者們一起正式入座。
這種莊嚴鄭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許來自一些城市的外觀。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許多莊重宏大的公共建築，以列寧命名的博物館、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等等。與美國的玻璃加鋼樑的摩天大廈不同，當然也不同於中國的磚木結構或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蘇聯的這些公共建築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崗岩、大理石，等等，建築內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建築內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裝飾圖案附件，建築佔地面積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給人的印象是闊大、持重、莊嚴、堅固、充滿自信。
美國的建築則是另一種風格，不論形狀上和材料上都顯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那種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對映，更給人一種變幻莫測、光怪陸離的感覺。
而且所有的蘇聯城市街頭都看不見任何商業廣告，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裡也沒有廣告。倒是常常看到莊嚴的集會與講演。在莫斯科，商業網點似乎也不太多，有時汽車開了二十分鐘，路兩邊看不到一個商店，只見一幢幢的大樓。比較起來，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輕鬆、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頭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標語與宣傳畫。標語最常見的有「光榮歸於蘇共」「光榮歸於勞動（者）」「造福人民是蘇共的最高目標」「蘇共二十六大決議是我們的生命」等，紅場附近的老發電廠廠房上懸掛著的標語則是「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也許更多的標語口號是「列寧主義萬歲」和「在列寧的旗幟下戰無不勝」，這些標語多半和列寧像在一道。當然，「給世界以和平」（mиpmиpy）的標語也到處可見。由於俄文中世界與和平都是mиp一詞，這條標語極富文字與語言的精緻性、嚴整性。
在塔什干，有兩條標語很有特色。一條是「塔什干像鮮花一樣盛開」，一條是「塔什干是和平與充滿友誼的城市」。鮮花與友誼，在塔什干電影節期間，確實充盈洋溢，蔚為大觀，獻花、握手、碰杯……貫徹始終。
塔什干電影節還有自己的政治口號，叫作「為了和平、社會進步與各國人民的自由」。電影節期間，用各種語言寫的這同一條標語，遍佈塔什干的每一個角落。
而入夜以後，在塔什干街頭，代替了商店霓虹燈的是大同小異的棉桃圖案霓虹燈。看來，生產棉花乃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要任務。
一切莊嚴神聖之中的莊嚴神聖當然是列寧。蘇共二十大以後，對斯大林有所批評，與此同時大大突出了列寧，這樣就不致出現什麼「真空」或者「危機」，人們把從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獻給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偉人列寧。
我們在蘇聯旅行期間，到處都看到列寧的雕像。銅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讀書像、行進像、演說像、手勢像、全身像、半身像，有豎在街頭、廣場中央的，有豎在大廳、前廊裡的，也有放在案頭的，都做得充滿激情，親切、偉大、質樸、熱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型，栩栩如生，登峰造極。
還有許多列寧的畫像，大多是巨大的頭像。這些頭像使你覺得列寧就在你的近處、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觀察著你。
凡此種種，甚至使我這個自幼敬仰列寧、讀過列寧一些著作，至今寫文章仍然喜歡援引列寧的某些天才思想論斷的人，使我這個不會對列寧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為之一震。
塔什干電影節開幕的那一天，第一項活動便是向列寧廣場的列寧像獻花圈。當地的蘇聯領導人、電影節組織者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蕩蕩地去給高高聳立著的列寧像獻花圈。這給蘇聯人和外國人都留下了強烈的心理影響，並且似乎具有某種象徵意味。當巨大的、中間是紅的與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紅的鮮花和綠葉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並瀟灑地擺動著手臂的「列寧」面前的時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個非洲國家的政府部長）掏出手帕揩眼淚。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蘇聯實行的亦是一週五日工作制。我們在塔什干街頭親眼看到一對對青年男女，穿著洋洋大觀的禮服，從市蘇維埃大廈登記結婚走出來。在親友的追隨陪同下，他們雙手捧著鮮花，莊重誠摯地向列寧雕像走去。在蘇聯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寧像與無名英雄紀念碑獻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寧墓獻花了。
而列寧墓是全蘇精神的聚焦點。列寧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壘成，中部有一圈藍黑色的石頭。墓門旁站著兩個精選出來的衛兵，衛兵也像石頭一樣，一動也不動，無怪乎俄語中常用「堅如磐石」這個詞。墓門兩邊擺放著用鮮花紮成的花圈。列寧墓位於紅場西側，旁邊是克里姆林宮、紅牆。南面是聖瓦西里東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頂類似中世紀武士的頭盔，色彩豔麗。東面是巨大的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內有五條大街，四層售貨部。這個百貨公司據說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國人經營建造的。紅場北面則是列寧博物館。
每年五一勞動節與十月革命節，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上閱兵並檢閱群眾遊行隊伍，這已經堅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寧墓並不經常開放，只要一開放，便排起長隊，據說一般要排兩個小時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寧的遺容。由於我們代表團在莫斯科只是途經中轉，未能安排進去瞻仰，這是一個遺憾。聽說遺體儲存得極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場合，一些有地位的蘇聯人發言的時候常常要提到列寧。塔什干電影節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電影的組織者都援引了列寧的話，說電影是一切文學樣式中最重要的一種。在蘇中友協組織的歡迎中國藝術家的小型集會上，發言者提到蘇共的時候還要加上鏗鏘響亮的同位語——「列寧的黨」。
而斯大林業已基本消失。據說斯大林的故鄉哥里城有全蘇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們雖然到了第比利斯，卻沒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沒有看到這個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巒上，那個美麗清涼的公園仍然被稱作斯大林中央公園。聽說喬治亞的汽車司機都喜歡在駕駛室裡懸掛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蘇聯朋友告訴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徑崎嶇的喬治亞汽車司機的守護神。
在莫斯科與塔什干也有馬克思像，世界馳名的莫斯科大劇院前便是矗立著馬克思像的馬克思廣場。與列寧像相比，馬克思像就顯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〇年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學唱的一首由蘇爾科夫作詞的歌曲：
……陽光普照廣大的蘇維埃聯邦，
聯邦成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著谷糧，
谷糧堆滿在集體農莊。
斯大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總是神聖的，沒有神聖就沒有崇拜，沒有崇拜也就沒有神聖。懷著至誠高唱這首歌曲時，我已經是一個十六歲的共產黨員，無法擺脫諧音所帶來的某種幽默感。谷糧這個詞的發音與「姑娘」實在是太接近了，唱起這個歌時我常常覺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滿在集體農莊」，我同時也真誠地相信，在斯大林的關懷下，蘇聯集體農莊的姑娘們個個像鮮花一樣盛開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時候仍然唱起這首歌。不知道這算不算「為藝術而藝術」，反正並無他意。事物當然也會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們離蘇回國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上散步。由於是星期天，商店都關著門。一位戴眼鏡、略顯駝背、臉上擦的胭脂極不均勻（稍微不敬一點，我要說她給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紅墨水）的女孩子主動用日語與我們攀談，待我們宣告我們並非來自日本之後她改用俄語。她說她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會講五種語言。她說你們來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幫助，她願效勞，並且邀請我們到她家去坐，說著便給我們寫下她的住址與電話，我們表示感謝。她陪著我們走了六七分鐘，閒談了一會兒，終於轉到了正題。她願以大大高於官方規定的比價用盧布兌換我們手裡的美元。
我們謝絕了她的好意之後，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這第二位比較乾脆，開門見山，目的仍在於美元，五秒鐘後便向我揮手道「多斯維達尼亞」——再見。
在俄羅斯飯店四周，有好幾位「畫家」在畫莫斯科風光水彩畫，他們大大方方地表示他們的畫是為了賣美元。
在電視裡我多次看到，同時在塔什干的幾次盛大宴會上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一些場面。三個長髮女人，一兩個脖子上掛著電吉他的頭髮也不短的男子，結合著當地的烏茲別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總會的發聲方法、配器和節奏，唱著沙啞、熱烈的歌，人們在這歌聲中跳起扭擺舞。
扭擺舞在蘇聯（至少在城市）已經普及。據說當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擋不住，便乾脆予以引導，引導到與當地民歌相結合的軌道上去了。
歌手不斷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側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張開的開放型大動作，這種動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點優美，更談不上嫵媚，但頗富伸展擴張乃至膨脹炸裂的熱力，而且很適於充分表現歐美人修長的四肢美。據我的有限見聞，我認為這種動作全部是模仿百老匯。
與這種歌舞並存的既有比較古典的舞曲與交誼舞，也有非常「土」的烏茲別克與中亞其他民族的傳統歌舞。
有一位和我們打過交道的女孩子，她說她的願望是能有機會嫁給一個西方旅遊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飾她羨慕西方的物質生活。同時她說，她母親已經警告她，如果她這樣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羅斯飯店「特殊餐廳」，我們還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的男孩子，每逢餐廳演員演奏演唱起來之後，他就離開座位到空地上扭擺一番。他扭擺得非常誇張，不找任何舞伴，只是在愉悅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擺著一大瓶香檳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樂。
在一次宴會上，由於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將一杯伏特加一下傾倒在我的喉嚨裡，一位面孔方圓的蘇聯朋友興奮地吻了我三次。這時，懸掛著的揚聲器裡傳來不知是誰的滔滔不絕的講話聲。我問我的這位酒友，在宴會上發表這種聽起來頗雄辯的講話的是誰。酒友聳一聳肩，用一種油滑的腔調回答道：
「誰知道？也許是——××××？」
他說的是一位高階領導人的名字，我認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夠大膽的了。
這大概也是一種莊嚴。在蘇聯，難得看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