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行駛著不少汽車，莫斯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私人汽車。小汽車現在在市場上是熱門貨，打算購買的人要事先登記，「排隊」等上幾年。但車的外觀和型號都很單一，都是蘇聯國產，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車都是伏爾加。
飛機場上起飛、降落和停駛的飛機也不算少，伊爾62（目前我國民航北京—莫斯科國際航班與北京—烏魯木齊航班就是用的這種飛機）就算是飛行距離最長、效能最好的了。大同小異的飛機，不是伊柳辛就是圖波列夫，再不就是安東諾夫，反正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
百貨商店裡擺著大小不一的電視接收機，價格低廉。俄羅斯飯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災後重建的，本應是比較摩登的，但許多房間的電視接收機都是大而無彩色，我兩次住不同的房間，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
收錄音機還不那麼豐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種笨重的大錄音機。據說偶然有一點進口的日本的磁帶，立刻被搶購一空，或者轉到小白樺商店出售，只收外幣。
電冰箱已經普及，也都是本國造，價格便宜、省電，效能規格都是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住房據說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改善。現規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識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膠桌布，有熱力供應，規格當然比我國一般城市居民樓好得多，但仍顯得相當擁擠。許多家庭都是用那種拼合式沙發，白天待客，晚上便變成了床。房屋可以賣給私人，分期付款，房價近年來有相當大幅度的上漲。
去年我曾會見過一位荷蘭記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後到北京的。我問他莫斯科怎樣，他回答：「不大妙，沒有吃的——nofood。」一個nofood——沒有吃的，一個nosmile——沒有微笑，這與那個美國人的指責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蘇聯吃得還不錯，大面包廉價供應，不限量，特別是黑麵包，我很喜歡吃。乳製品——奶油和乾酪也不少，乾酪的品種和加工的細緻遠遠遜於西方國家。肉的供應情況就有點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國營商店，一公斤牛肉賣二到三盧布（相當人民幣五到八元），購肉者需要排一點隊。在塔什干的自由市場，我看到一隊俄羅斯婦女耐心排列著等候豬肉的到來。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場上，新鮮的、成色極好的羊肉一公斤要價十盧布（超過人民幣二十五元），牛肉每公斤六盧布。家禽類似乎更少些，但我在塔什干吃過幾次雞肉，其滋味遠遠比美國機械化飼養的那種雞肉好。熟食也很單調，在列寧墓對面的大百貨公司的熟食部我只見到一個品種，是一種碩大的腸子，一片大概就夠我吃一頓。
飲料的狀況也乏善可陳。咖啡毫無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樣子與漱口藥水的藥瓶子無異，不能給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質也相當低劣。這些情況似乎與他們國家的發展水平與國際地位不很相稱。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蘇聯就生產了一億四千九百萬噸鋼。我還記得年輕時候讀過的戰後斯大林對選民的講演，他宣佈要在未來使鋼產量達到年產六千萬噸，引起了「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蘇聯朋友有一個解釋，即他們缺乏勞動力，未能對日用工業品與食品工業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與伏特加還是相當不錯的，特別是伏特加，柔中有剛，甘而醇，著實可愛。
五十年代，當時北京的蘇聯展覽館開幕時，我去莫斯科餐廳喝過從蘇聯運來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覺得其味如藥用酒精。不知這次為什麼印象這麼好，是他們的伏特加質量提高了呢，還是經過三十年的滄桑之後，我更會嘗味道了？
糖果點心都好，但包裝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種暗淡的藍色蠟紙包裝，無金屬箔，無閃光透明紙，無燙金字。
新鮮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貴，但魚罐頭價格低廉。
紡織品看來還不錯，但花色品種不豐富，價格也貴。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在市場上極受歡迎，動輒被搶購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樺商店去賣外幣。
但總的來說，蘇聯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國人的口味。對於中國人來說，例如美國和聯邦德國的食物顯得淡而無味，有些味又顯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蘇聯的食品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蔥、生蒜、芥末、茴香這些我們喜歡用的作料佐菜，在蘇聯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關，畢竟蘇聯是我們的近鄰，與西方相比，我們同處於東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還可以發現我們兩國接近或乾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現象。
比如說，書和報紙都比較便宜，文藝演出（包括電影）票價也大大低於西方。我在塔什干納瓦依劇院看芭蕾舞劇《天鵝湖》，票價一點五盧布。在莫斯科大劇院看裡姆斯基.科薩柯夫的歌劇《沙皇的未婚妻》，票價三盧布。如果是在紐約看同等規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飛機票、火車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密如蛛網，縱橫交錯（地下再立體交叉），每個車站都修得極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鐵只需十個戈比。而號稱方便的美國紐約地下鐵道，不但髒汙不堪，而且經常發生暴力（搶劫、強姦、兇殺）事件，實在不能望其項背。
再比如，商業服務態度不好，官商作風這個問題也頗帶共同性。蘇聯的許多商店，櫃檯後面站著疲勞的、面孔呆板的服務員。耐心的顧客一次又一次招呼著服務員，然後服務員來了，冷冷地給你開一個票，你去出納處交錢，再拿著出納蓋上了「收訖」圖章的發貨票前去取貨。這種場面我們當然並不陌生。
還比如，我到一位蘇聯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著他居住的居民樓旁邊的地面說：「今天鋪設這種管道，把地面挖開，填上以後又要鋪設另一種管道，挖了填，填了挖，這是常事。」
當然也有許多地方迥然不同。我這裡不談政治、外交、文化傳統上的重大差異，只記一點細節。例如蘇聯的商業人員收小費我們不收、蘇聯的飯館從建築到裝潢到陳設都比我們的好得多，而我們的民航國際航班上的食品飲料供應比蘇聯好得多。蘇聯許多產品實惠、堅固、老大憨粗，我們的則輕巧得多。這方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電話，莫斯科街頭無人管理的公用電話主要是用金屬而不是用化學合成材料做的，式樣笨重，那電話常常使我聯想起健身用的啞鈴。
俄羅斯飯店的淋浴噴頭大如向日葵花盤，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大的噴頭，衝起來倒也過癮。
有一件事使我難忘，雖然我不能判斷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還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們會見過一次蘇聯人。蘇聯客人每人拿著一支筆，一個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我們的發言。而我們的人誰也不記。
當然，我有時也不無苦味地想起，如果我們號召北京的青年登記結婚以後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或者至少去行一個注目禮，這做得到嗎？如果做不到，又是為什麼？如果做得到，為什麼不做？
讓我們再比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國出版界的一個代表團去年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書展，團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國後寫了六篇記敘他的訪蘇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發表了。如所周知，這些記敘充滿了友好情誼與交流的願望。一些蘇聯朋友對這些文章能這麼快地發表、這麼順利地發表表示驚奇，甚至覺得不可理解。
也許這個不可理解本身有點不好理解吧？既然開始了接觸與友好往來，不管還有多少障礙，人民之間、文人之間，總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報道吧。為什麼在蘇聯友好地報道一下中國的情況，至今仍是那麼難呢？
在塔什干電影節即將結束的時候，全蘇與烏茲別克的電影領導機構負責人員與我們代表團會見。他們問：「你們能把你們在電影節期間的見聞報道給中國人民嗎？」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在擔心。
我爽快地回答：「當然能，那正是我的行當。我希望你們的報刊也能報道我們的活動。讓我們來一個競賽吧，看誰能寫作和發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實地報道對方。」
他們笑了，但是他們沒有表示願意和我競賽。
無須諱言，在蘇聯的每一天，我都進行著對於種種生活細節的兩相比較，一個是前面寫到了的蘇聯與中國的比較，再一個則是蘇聯與美國的比較。
蘇、美兩國城市居民都對度週末抱著極大的勁頭，一到週末，都紛紛往郊外跑。這大概是同屬發達國家的一種表現吧。蘇聯有一些有地位、有錢的人在郊外是擁有別墅的。據說集體農莊的莊員還修了一些簡易的房屋，類似中國的「窩棚」的，專門租給週末度假的城裡人用。
兩國都有很好的鮮花市場。在蘇聯，鮮花始終准許私人種植和出售。向朋友獻鮮花，在蘇聯和美國同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禮節。
都保護鳥類，正像在紐約有許多許多鳥與人們和睦相處、相互愉悅一樣，在莫斯科、在紅場、在巨大的百貨公司，甚至在地下鐵道里，你到處可以看見灰色的野鴿子。野鴿子都很肥胖，看樣子營養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絕對沒有任何人傷害它們。
也都愛狗。美國人之愛狗是世界馳名的，如牽著狗散步，與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國，許多狗可以登堂入室，在主人的書房、客廳、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喬治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我們無意中碰上了一個「賽狗大會」。在一個高坡上的街頭公園裡，周圍用繩子圍了一圍，狗專家們一個個正襟危坐、一絲不苟、鐵面無私。狗的主人們把自己的狗帶來，登記註冊，遛狗，接受主考官狗專家們的審查、挑剔、批評、獎勵，優勝者將得到證明書，為狗與自己贏得應有的榮譽與地位。
在蘇聯電影《白比姆黑耳朵》中，有過這種賽狗的場面。
甚至我覺得這種場面的宣傳效果要比懸掛許多幅「給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時候反覆講和平還大。
蘇、美都很重視綠化，都擁有大面積的綠地，都重視綠地的保護，都有令人羨慕的綠油油的大草坪。在這兩國旅行，都有一種胸襟開闊的大陸感。
甚至這一點也是相同的，雙方的宣傳都極力貶低和醜化對方，而實際上誰也罵不倒誰。
那麼，除去由於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內外政策的不同而導致的明顯巨大的差別以外，還有什麼細節上的有趣的差異呢？
美國女人瘦，注意減肥。而蘇聯女人胖壯，特別是莫斯科女人，一個賽一個。餐廳的女服務員一個個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選手。如果兩國舉行一次女子相撲，我相信蘇聯隊必獲全勝。在第比利斯的埃維麗亞旅舍電梯上，忽然發現了一位身材苗條的年老婦女，我覺得蹊蹺，便試著與她用英語攀談，果然不出所料，她是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遊客。
美國的宴請，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請，服務周到，程式講究，排場很大。但吃的東西並不複雜，也都適量，桌上都是乾乾淨淨，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會從頭至尾，餐桌上不呈現杯盤狼藉狀，而且宴會時間都不太長。
蘇聯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擺得滿滿當當、琳琅滿目。一上來麵包、黃油、乾酪、魚子、烤雞、火腿、芥末、胡椒、大蔥、黃瓜、小蘿蔔、西紅柿就擺滿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帶有某種炫耀的意味。吃起來、敬起酒來、講起話來時間相當長。
在我國國內，我曾聽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說，他們回國以後吃一頓飯要不斷地和人碰杯，這使他們覺得不習慣。我也想不明白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這次去蘇聯才找到了出處。蘇聯東道主每次宴請的時候都熱情碰杯，喬治亞的一位朋友還解釋說：「這裡有一個講究。我們說酒這個東西，看得見、聞得見、也嘗得著，但是沒有聲音，聽不見。碰杯以後就完全了，能見、能聽、能聞，全有了！」
美國人忌諱無意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任何身體觸碰。哪怕是極輕微地擠撞了一下別人，雙方都會主動地同時說一聲「請原諒」。蘇聯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飛機的時候我幾次被人撥拉過來擁過去。
美國的一位中年漢學家對我說：「正是六十年代，美中關係極度惡劣的時候，美國政府特別重視漢學家的培養和使用，不惜重金資助。現在隨著與中國關係的正常，我們有些學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了。」我開玩笑說：「為了幫助你們，是否需要建議中國政府把美國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時開懷大笑說：「就是要這樣，就是要這樣！」
而蘇聯的一些漢學家見到中國客人時說：「我們還是友好吧，不然，我們要失業了！」
原來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開對外政策不談，在訪問了美國又訪問了蘇聯以後，我覺得這兩個超級大國各有一套，互相挖牆腳，雙方有空子就鑽，而又爭分奪秒地相互競賽，各不相讓。這當然孕育著巨大的危險、威脅，卻也包含著相反、相成、相對、相促、相挑戰、相應答的某種合理性。
當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好，那樣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全無是處。它的不完美說不定正是進步和發展的契機呢。
訪問西柏林的時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電影和反間諜小說，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寫成魔窟。赫魯曉夫則稱西柏林為「毒瘤」。
訪問波士頓的時候我們驅車到海邊欣賞大西洋，大西洋浪濤滾滾，顏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詩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戰爭狂人。」
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車經捷爾任斯基廣場，在捷爾任斯基的全身銅像後面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大樓。大樓無甚奇處，正在修繕，樓外搭滿了腳手架。我馬上想起了法國影片《沉默的人》，那些關於「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不是故意煞風景，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識流。滄桑也是一種財富，而開放與交流將帶來新的清明與充實。幽默、困惑乃至傷感之中，將有一種新的滿意。
在我的一篇小說中，可憐復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雲遊四方，
我要看看這世界是什麼模樣……
穆罕默德.阿麥德的願望其實充滿了普遍性與現代感。
蘇聯城市的威嚴面貌還在於你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大量警察和軍人。
特別是在莫斯科，在我們居住的俄羅斯飯店附近和紅場、克里姆林宮一帶，在塔什干，在我們居住和活動的烏茲別克賓館、電影之家、列寧藝術宮一帶，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單個的，常常是三五個、七八個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標緻而精悍的小夥子，服裝整潔筆挺，領帶打得認真，舉止有風度有禮貌。沒有看到過警察呵斥群眾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風度稍差，我看到過他們在街上暴著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間相互叫喊，並不是喊老百姓。
電影節配備的翻譯中有一些年輕的姑娘，而電影節每天的活動常常要進行到深夜。我們曾經問一位英語翻譯：「每天這樣晚回家，不會有什麼不安全吧？」
她笑著說：「沒事，哪兒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參加電影節的外國代表團成員乘坐其他裝置都好、只是沒有空調因而悶熱不堪的高階旅遊轎車出行的時候，前面都有一輛三輪摩托——兩位警察開路，後面跟一輛救護車。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開啟綠燈，其他車輛行人自動兩邊避讓。參觀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更加威風凜凜，外賓們乘坐十幾輛大轎車，另有一輛空車隨行以備不時之需。街道兩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崗。
如果是外國元首來訪，加強保衛加崗增哨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這多少引發了一些我對塔什干，尤其是對撒馬爾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夢想著蘇聯。聽到誰誰到蘇聯留學或者訪問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羨慕得流淚。
那時候我想，人活一輩子，能去一趟蘇聯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蘇聯，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開始我的處女作《青春萬歲》的寫作，我當時有一種隱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會獲得巨大的成功，從而我有可能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由於這個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議也太一廂情願了，所以我不敢、更羞於認真想下去。
三十年後我真的到了蘇聯，竟也真的和《青春萬歲》有關。《青春萬歲》改編成了電影，電影參加塔什干電影節的正式演出。
而我這個並不怎麼懂電影，也沒有認真領會過蘇聯朋友動輒提起的列寧關於電影的重要性的論斷的人，是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來到蘇聯的。
陰差陽錯，歪打正著。歷史常常和人開玩笑，你原來想進這個房間，卻進入到那個房間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薩特闊》。那時一切蘇聯電影包括反特片與馴獸片一律令我傾倒。《薩特闊》裡有一段俄羅斯大地、俄羅斯田野的空鏡頭，伴著又寂寞又遼闊，充滿熱戀和憂思的俄羅斯民歌女聲領唱。這畫面和這歌聲是那樣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種不可言狀，像是在野外觀看夕陽落山一樣的激動。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論今後發生什麼事情，天空出現什麼風雲，都無法改變也無法抹殺我對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愛。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樣一種預感。
蘇聯人民也沒有忘記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對現實地說著五十年代。
一位女漢學家與《青春萬歲》的導演、我們代表團的黃蜀芹同志談起影片來，她問：「你們怎麼會現在拍這樣的片子？拍這樣的片子會對你們個人有什麼影響？」
這問題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們掌握的資訊（這位女漢學家去年秋天訪問過中國），也按照她們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我在中篇小說《相見時難》裡曾經寫過，中國是這樣偉大、深邃、痛苦，簡直是深不見底。許多指手畫腳地議論中國的人，其實還沒摸著它的邊呢。
黃蜀芹同志回答這位蘇聯女漢學家說：「我們覺得五十年代的許多東西還是好的，雖然那時也有幼稚和簡單的地方。」
女漢學家爭辯說：「我不同意說那是幼稚和簡單，那是美好的心靈嘛！」
謝謝了。
有一位詩人不斷地到飯店看望中國藝術家。他胸前彆著不少勳章綬帶。他說，他是《莫斯科—北京》這首歌的詞作者。他把他作詞的另一首歌頌中蘇友誼歌曲的影印件（上面有歌詞的漢譯）拿給我們。他不斷地說：「斯大林！毛澤東！」興奮異常。
近兩年，中蘇民間往來有了一些恢復。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學者、專家，去了蘇聯，總要到他們曾經就學的母校去看望老師和同學。他們給我講述過這種返校的場面，夾道歡迎，獻花，然後是抱頭痛哭。久別重逢，哭那失去的時光，也哭蘇中關係的現狀。有的蘇聯朋友邊哭邊說：還以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們了，聽說十年期間把留蘇人員全部槍殺了。也有的邊哭邊問：「為什麼我們兩國關係壞成了這個樣子？」
對於絕大多數蘇聯老百姓來說，這個問題簡直是個謎。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壓低聲音問我們：「怎麼樣？現在我們兩國關係好一點了嗎？」當獲得肯定以後，她欣慰地說：「這就好，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頭，我們與兩位個子高高的、身著深色連衣裙的中年婦女攀談起來。她們自我介紹說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們說：「聽說中國客人要來，我們都高興極了，我們就盼著我們的交往能夠恢復！」
有的蘇聯人向我們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比如說有人問我（同樣壓低了聲音，不知為什麼）：「你們怎麼看待列寧，你們國家有沒有列寧的雕像？」我說：「列寧當然是偉大的革命導師，他領導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程式。每逢重大節日，天安門廣場要懸掛馬、恩、列、斯的照片。至於雕像，不多，因為中國的城市雕塑本來就很少。」我本來還想談一點我對建雕像的看法，但為了尊重蘇聯人民的感情，便沒有多嘴。提問的人聽了我的回答，臉上顯出既欣慰又納悶兒不解的神情。
還有人問，你們現在還讀馬列著作嗎？有的人乾脆問，你們是不是還搞社會主義？這樣的問題我們聽了也許覺得哭笑不得，卻反映了一種習以為常、自以為是而又無法自解的邏輯模式，當然，也反映出他們獲得的有關中國的資訊是多麼不翔實。
我們告訴他們，中國的大學講授馬列主義課程，國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編譯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寧全集》新版本，我們的憲法規定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我不知道是我們的回答使他們感到驚奇費解還是他們如此提問使我們費解驚奇。
也有人聽到了我們的肯定回答以後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卻沒有那麼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覺得蘇聯人似乎比中國人更孩子氣些。他們是習慣於接受那種簡明教科書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們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腦皮層日益細密繁複的現代成人為主組成的現今國際社會，解不下（讀「該不哈」，這是一句陝西方言）它的多線、多面、多向、多層次性——也可以說是它的惱人的複雜性。
但是他們的自我感覺大多很好，他們國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間技術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過蘇聯的我國同志告訴我，如今蘇聯的面貌變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禮貌都大有提高。
蘇聯有一個做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便是一貫重視知識分子。也許蘇聯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視知識分子的一個政府。比如說一個作家，在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後立即可以享受到許多福利待遇乃至供應。我們至今有輕視表演藝術從業者的舊習氣，但在蘇聯，一個名演員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人民演員、功勳演員、國家獎金獲得者這些身份都是極大的榮譽。在我們下榻的俄羅斯飯店的東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頂大樓，其規模幾乎與莫斯科大學媲美，被稱為「藝術之家」。用我國六十年代的名詞來說，那是給「三名」「三高」們居住的高階住宅。我們也看到過蘇聯科學院所屬各研究所的辦公樓與住宅樓，顯然高於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學宮、藝術宮、文化宮、電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藝家各協會的辦公樓與活動場所，恐怕堪稱是世界第一。
我們參加過一個宴會。先是來了加盟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級領導人，自然了，部長同志們都是氣宇軒昂，夠「份兒」也夠「派」的。這時光臨了一位詩人，據說詩人的著作翻譯成了五種語言（按，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級別此詩人本來是隸屬於部長同志手下的。但詩人一來，部長、副部長立即退居兩側侍候，甘作綠葉陪襯，由紅花詩人突出一番。詩人口若懸河，熱情洋溢，揮灑嘯嗷，旁若無人。喝了兩杯以後，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聲疾呼地演說，盡情發揮，如入無人之境。部長並不以為放肆，他只在宴會結束前起立發言半分鐘，表示對詩人百忙中親臨主持宴會、為宴會增色的感謝。
重視、吸引、團結知識分子，是蘇聯政權得以鞏固的一個重要因素，或者說是一個重要經驗。真正有學問、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能得到較好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能得到相當的社會地位，這就使「不同政見者」的活動成不了大氣候，不論西方的宣傳報道有多麼兇。
當然，以我有限的時間和材料，做出這樣的判斷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罷，壞也罷，友也罷，敵也罷，牢不可破也罷，亡我之心未死也罷，反正蘇聯不簡單，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蘇聯就該慶祝十月革命七十週年了。七十年來，還沒有別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樣深遠。他們硬著頭皮，有時候也吹著牛皮，在沒有先例而又困難重重、常常是在罵聲一片的形勢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足以與得天獨厚的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美利堅合眾國相抗衡、相爭奪、平起平坐。而且他們自認為在領導世界、拯救人類，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捨我其誰」的全球戰略、它也許不太願意承認的超級大國意識，倒頗與一些美國人相似。我在美國也碰到過一些自我感覺頗佳的朋友，他們熱烈地、如數家珍地討論這個洲那個洲、這個國那個國的事情，似乎都比當地人、該國人更瞭解當地與該國。他們都勇於也「善於」對外國的事情做出「小蔥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斷，並流露出令人吃驚的責任感。
我不知道這是正劇、悲劇、還是喜劇。
此文寫罷，贊曰：
天道無常，人間滄桑。
成敗功過，相因相生；
恩仇敵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鄰兮，
此起彼湧，此覆彼傾。
天地為爐，造化為工；
熱情如火，大智如風，
歲月如蓬，華年如夢。
青山依舊，浪潮幾度；
往事非煙，來日有徵。
相見時難，心潮難平；
握手有溫，碰杯有聲，
似喜似悲，似嘲似頌。
幾行塗鴉，噫，難表我衷。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