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圍到了中午，又圍到下午。太陽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親是唯一沒有放棄的人。晚上，公寓的門開了，裡面開出一輛黑色轎車。彼得的母親一頭扎過去。汽車閘出一聲怪叫，停了。誰都能看出這是個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氣的聲音對車窗簾後面的人說：「請給我們簽證！我的丈夫和兒子都進了集中營！……」她的架勢很明顯：你不答應她什麼都幹得出來，包括死在你車輪下。
車窗的簾子動了動。這一動彼得母親得寸進尺了，拼命拉住車門把，只要車子開動，她就給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記。
但她想錯了。窗簾動了動，動出一張十分文雅的中國面孔。隨後玻璃降下來。那面孔和所有中國面孔一樣，不露聲色。
何總領事開口了。他的德語非常輕柔，告訴彼得的母親，按說他現在正在接受審查，沒有權力發籤證，但他會想想辦法，因為她的丈夫和兒子這個時候還在集中營裡。納粹對所有離開奧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難政策：必須有接受國的簽證才能獲得離境准許。何總領事知道關在集中營的人一旦有了離境准許，才能獲釋。
他拉開車門，請彼得的母親上車。然後從公文包裡拿出一張紙，一支筆。他請彼得的母親把所有需要簽證的人名和住址給寫下來，然後回家去等郵件。
下了車她才想到，該給這好人一句祝福。該告訴他天下好人都一樣，往往受到懷疑，太好的心腸沒法解釋啊；太好的心腸自古就惹人不高興，從基督開始就這樣啊。彼得的母親恍恍惚惚在馬路上走著，想到自己幸虧做什麼事都留一手，想到猶太人不得不留一手，還想到她逼著孩子們得滿分、當體育冠軍、拿鋼琴比賽名次都是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幾手。儘管祖祖輩輩都學會過日子防這防那，做人留好幾手，該流離失所還是流離失所。彼得的母親走在別人的維也納大街上，看著音樂廳璀璨的大門，裡面從此不再有他們一家的座席。維也納的好日子，從此不再有他們一家的份兒。歧視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猶太人逼得個個十八般武藝，個個都有投機天賦。
這時彼得和我已經站在黃浦江邊。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國巡洋艦，唱片轉出來的薩克斯吹奏特別的美國。吹奏輕一陣響一陣，江上的風向決定它的音量。風向一變，音樂里混入一股魚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氣味。我看看彼得的側影，希望他不在意這氣味不好的羅曼史序篇。
再往遠一點，三艘日本海軍的巡邏艇燈光星星點點。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軍艇吃水太深，在更遠的江面上打盹兒。大家劍拔弩張，卻相安無事。
夜裡的外灘是情侶的。沒錢的情侶。不是情侶在這裡蕩一蕩，分手時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講了我自己。嘰嘰喳喳的一個年輕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給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靜下來，彼得就會總結性地說：謝謝你給我的這個美好夜晚。江水的聲音越來越響。我們四束目光投向遠處，投向氣味不好的夜色深處。我轉過臉，嘴巴離他的耳朵只有幾英寸。他的頭髮好密，一定是一個毛孔長了三根頭髮。只有風把頭髮吹起，你才發現他的額頭有多麼高大。典型的猶太額頭。他等我轉過去，再去面朝江水時，便也轉過臉來看我的側影。我的側影沒什麼看頭。欠缺一點起伏，過分含而不露。一個不怎麼漂亮的側面。我在他來不及轉頭時，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過去不這麼瘦。彼得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麼看著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樣。他明白了，把一條胳膊圍了過來。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漸漸的，我的肩、手、脖子、臉頰，都是他的了。我整個人在一分鐘內全是他的了。我們就那樣重疊著看著一些船上的燈熄滅了，一些船遠去。
我說了一些傻話，現在就不跟你重複了。都是些不難想象的傻話。
他說的傻話比較少。但我知道我不該對一個剛從集中營出來沒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說了跟我一樣多的傻話，我說不定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