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斷他，說假如那枚戒指是為了昨天夜裡那樁事的補償，大可不必。
他又來了，裝得情場老殺手那樣一笑，說有補償比沒有補償好，不是嗎？
我瞪著他說：我不要補償！
他才不生氣，說：那我要補償。我的肩膀險些就讓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親而討厭的自家表兄模樣。他把你逗急，為的是撈到把你哄好的機會。
我說：你把我當什麼人？福州路上「鹹肉莊」女人？讓個小毛孩來打發我走！
他說：我跟他說，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傑克布惹生氣不大容易。
接下來的對話我記不清了。大致是那樣的，我們表面在拌嘴，實際上呢，在掩蓋我和他對一個事實的認清，就是我們的關係已經過渡到另一種性質的事實。對話大致是這樣的——
我說：誰會把太太丟在那個臭烘烘的圈裡？
他說：你們中國話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住在圈裡，你只好跟著住。
「鹹肉莊」站馬路的都不會跟你去那裡，賣肉的也會挑個好點的地方！
別這麼說她們。
你跟她們來往過？
不是在上海。
在哪裡？
他聳聳肩。
你真讓我噁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從妓女那兒變成男人的。
你髒得像豬！
那是人對豬的誤解。其實豬更喜歡在雪白的天鵝絨裡打滾。
我惡毒地瞪著他，嘴唇繃緊，一鬆口就會朝他傷疤累累的臉啐過去。
請不要剝奪一隻豬對一隻天鵝愛的權利。
我繃緊的嘴唇噴出的是一個哈哈大笑，連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氣怎麼就被洩了出去。
走出糕點鋪我們步行去劇場。我用不著認路和辨別方向，傑克布走在這一帶駕輕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時期的柏林社群。
愛爾考克區有一座猶太難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話劇演出就在那裡舉行。一間巨大的寢室容納了幾百張床，因此就有幾百人相互做室友。現在上下鋪排整齊後，變成了劇場的座位。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猶太人的大集會。一個青年男演員走上臺，站在幕前，領誦經文。我轉過臉，悄悄注視傑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頦，雙眼緊閉，不是在聽經文，而是在嗅經文。
誦經結束後，他對我耳語，說他是個不虔誠的猶太教徒，在德國和美國很少去猶太會堂。在上海卻不一樣，他第一次感到跟猶太種族產生了強烈的同胞認同感，也許他感到寄居客必須緊相依偎。寄居者們要靠人多勢眾壯膽，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體。
不止傑克布一人到這裡來壯膽，大多數人都從別人均等的恐懼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溫馨。這樣的集會上，大家熱切交流著各種訊息：有一箇中國人的秘密組織，正在猶太難民中徵集志願者，逃亡到內地。儘管路途上兇吉未卜，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跟上海相比，更難以適應，還是有千餘人悄悄報了名，因為這是唯一能逃出「終極解決」的途徑。
一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記得那天晚上的話劇演出。臺詞是德文的，旁邊豎起的白布簾上打出英文字跡，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劇情。彼得母親的朋友（那對開餐館的夫婦）扮演劇中的男女主角，讓你想到納粹有多活該，讓奧地利戲劇損失了這兩顆明星。
傑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個精彩片段，我們的手就熱切交流一番。我們的座位是一張上下鋪的上鋪，和我們同坐的一對男女四十來歲，一面看戲一面從一隻扁酒瓶裡呷威士忌。「終極解決」說時遲那時快就要來了，但該喝威士忌還要喝，該看戲還得看。奧地利的話劇明星毫不因為莫測詭異的命運而省一點嗓門，減一點動作。這是一個習慣在末日前照常過活的民族。死亡和災難留下一個個縫隙，他們在其中獨善其身，學十八般手藝。
話劇演完後，傑克布看見了羅恩伯格一家，把我拉過去。我眼睛盯著從後臺走出來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圍住他們，獻的花層層疊疊。女主角走到觀眾席，跟一個女觀眾擁抱起來。那個女觀眾穿著黑色長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轉臉，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樣的側面輪廓。緊接著，彼得的妹妹、父親都從人群裡一一浮現。裝束講究的寇恩家成員在昭示著每一個人，他們有過怎樣輝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醫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頭了。
我在人群裡東鑽西鑽，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發現我。這個難民大營地對我有利，幾百張上下鋪可以障眼，所以他們陪著男女明星往外走時，沒有看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