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點，西北風緊了。羅橋不知從哪裡弄到一小碗青棵粒，把它炒了，跑到崗樓下去吃。哨兵在兩層樓高的崗樓上凍得要哭了，看見羅橋吃熱呼呼的炒青棵羨慕得罵娘，讓羅橋請他吃兩口。羅橋爬到崗樓上，跟哨兵又打又鬧地搶吃青棵。那裡頭的人，管教也好，當兵的也好，都不防備羅橋。有的兵上廁所忘了帶草紙都會叫羅橋去取紙。有些兵怕站夜崗凍死，也讓羅橋頂過崗。羅橋也不想跑，要想跑他一百回也跑了。趁哨兵和羅橋耍鬧，我不緊不慢走出了崗樓下的大門。走得慌頭慌腦就是混得過哨兵，其他人也會懷疑。
「大門外是一大片開闊地，寸草不生，生了草都燒掉，這樣有隻老鼠跑過都逃不出哨兵的眼。那片地起碼有一平方里，哨兵這時要對準我開槍他打起來才舒服，一點障礙都沒有。」
我插嘴：「一里路就是跑也要好幾分鐘吧？」
「敢跑？一跑你就講不清了，」姥爺說：「一跑肯定槍子先喊住你！」他長而狠地吸一口煙。姥爺吸菸總是很饞的樣子。「看著就要走出那塊地進向日葵田了。一進那裡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給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豎在那裡。要是哨兵不開口槍先開，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礙一下槍子。還差一二百步，崗樓上出來一聲：‘站住！’我裝不知他在喊誰，還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聽見槍保險給開啟了。我什麼都聽得見，連羅橋吸鼻涕都聽得見。我站下來，轉回頭，還是不緊不慢，我說：‘你叫我？’哨兵說：‘你回來！’他槍口正對我眉心，我腦門子脹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轉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曉得自己怎麼有那麼大膽子，一下子不會害怕了，什麼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兒，回頭他們怎麼懲治我都隨他們。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開槍啦！」槍還真開了，打得我腳邊的雪直開花，竄煙子。我還是那個步子，坦坦蕩蕩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凍受餓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槍聲把警衛兵都召來了。不少犯人也擠在大門裡頭，看看誰給斃掉了今晚省出個饃來。我還是走我的。現在是十幾條槍在我脊樑上比劃；十幾顆槍子隨時會把我釘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兒，我就一個女兒。真給他們斃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兒想這麼苦了。
「這時候我聽見王管教的嗓音，喊他們不要開槍。說：‘你姥姥的那個樣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賀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給他們看看，你那三根老絲瓜筋挑個頭逃不逃得動！’我轉過身子，臉迎槍口。我看見王管教的小個子竄個老高，要那些槍放下。他對我說：‘賀智渠你這十幾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給門崗一個！’他轉向警衛兵說：‘就派他去趟中隊，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揮手，就幾步跨進了葵花田。那些兵都還沒回過神來，在那裡呆瞪眼。王管教還得慢慢幫我開脫。他肯定把那個金筆拿給內行看過——犯人裡頭什麼專家都有，那人估的價肯定超出他那點小貪圖了。再說他也不願意他管轄內的人口挨槍，賬多少要算到他頭上。」
我說：「他還不算太王八蛋。」
姥爺說：「就算好人啦。那種人，報德報怨都快。」
媽在客廳喊：「餘曉浩！」
弟弟在自己臥室回喊：「幹嘛？」
「我叫個人都叫不動？！」媽在原地嚷道：「餘水寬，叫你兒子！」
「餘曉浩！」爸的聲音出動了，人卻仍在他自己書房。弟弟不出聲，爸又朝我出動：「餘曉穗！餘曉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發室，拿今天的晚報！」
我一動不動，眼一閉以同樣的腔調和音量喊：「餘曉浩我命令你去取晚報！」
弟弟有響動了，他用足趾把門撩個縫，喊道：「姥爺！姥爺我派你去趟收發室把晚報拿回來！」
姥爺跟沒聽見一樣，倚著洗碗池，手指頭夾著一股藍煙——菸屁股總短得看不見。他在監獄裡成就的吸菸本領可以把一根菸吸到徹頭徹尾地灰飛煙滅。
「姥爺，派你去拿晚報！」弟弟又嚷。
姥爺仍不理會，慢慢從衣架上取下棉衣。這是我們家一個正常現象，誰都差不動的時候，姥爺總可以差。
我跟姥爺走到門外。寒意帶一股辛辣。我問姥爺後來怎樣了。
「我就上路了唄。」姥爺說著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襖裡子給汗溼透了。二月天短，五點多就黑下來。厂部我頂多去過三回，只記得在東南方向，路上要過個小鎮，有時能在那找到車搭。小鎮才十幾家人，多半是勞改釋放了的人，懂得怎樣掙勞改犯的錢。多數都是前門開菸草酒店，後門開飯鋪，要不就是旅店。也有兩家百貨店。我進鎮子的時候，看見一輛軍用大卡車佔了鎮子大半個地盤。我趕緊進了鎮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見我的粗布灰棉衣上號碼就說：‘你怎麼敢到這裡來？沒看見鎮子戒嚴了？’我問為什麼戒嚴，他愣住了。瞪著我一會才說：‘跑了個人！昨天跑的！’我又問是哪個大隊的。他還瞪著我，半天才說：‘噢，不是你啊？’他把我當逃跑的那人了。這鎮上的人許多是明著幫政府，暗著幫勞改犯。我不敢再進鎮子，就從一片荒地往場部去。還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繞過小鎮，我還得回到公路上，還指望搭上一輛車。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風沙的樹。剛要出林子，我看見有菸頭火星子在前頭閃。繞那麼大彎子還沒繞出戒嚴圈子。對方也聽到了我這邊的響動，手電筒一下就照過來。我趕緊蹲下去。電筒光柱子就在我頭上晃，我一點一點趴下去，肚皮貼地。那邊叫：‘看見你了！還往哪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樣，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還往哪跑？我打死你！’手電一下子晃到別處去了。
「我才曉得他在詐我。他根本沒看見我，也並不確定有我這個人存在。不是光我們怕他們，他們也一樣怕我們；比例上是他們一人要對付我們幾十個。我們要真作起對來，他們也得費些勁。他又瞎喊幾聲，就閉了手電。我往前爬幾步，發現他也藏起來了。他不想讓我在暗處，他在明處。我必須找到他的方位才能決定我下一步怎麼走。風硬起來，我汗溼的棉襖結冰了，跟個鐵皮筒一樣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凍死的時候，聽見一聲劃火柴的聲音。他把火光遮再嚴我還是把他的方位認準了。他不曉得我離他那麼近。我聞得到他紙菸的味道了。他坐在那裡，在一團駱駝刺後面，頭縮在大衣毛領子裡，皮帽子的護耳包得緊緊的。他每隔一兩分鐘就站起來往左邊去幾步，再往右邊走幾步。我一腦子就是你媽跳橡皮筋的樣子，我不甘心吶。我要知道她長大時什麼樣。王管教和那麼多不相干的人都見了她，我這個生身父親就沒有見她的權利？
「我算著那個兵的行動規律，然後撐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經凍得很遲鈍了。我必須在他向右走的時候從他左邊穿過去。」
這時我發現姥爺和我都停下腳步，相互瞪著眼，似乎誰也不認識誰。我一聲不吭，呼吸也壓得很緊，生怕驚動姥爺故事中那個哨兵。
「我一步都沒算錯：他轉過身的時候，我已經在他的另一邊了。他抱著步槍朝我的方向看著，我也看著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這個隱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車了，就順著公路旁的防風林帶小跑。時間不早了，我怕連電影尾巴都趕不上，跑得棉襖棉褲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這就看見場部的燈了。」
姥爺一揚手，我們前面是收發室的燈光。姥爺喘得不輕。80歲的姥爺了。
「看上電影了？」我說。
「我進禮堂的時候，電影還有十分鐘就結束了。場子裡擠滿了人。沒座位的人站著，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後面的人乾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視窗還高，銀幕上盡是人影子。我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牆。有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我對他說：‘你肯讓我站上去看一眼嗎？’他先不理我，後來看見我手上有張兩塊錢的鈔票，馬上跳下來。那年頭兩塊錢大得很吶，我們一個月才發五角錢買衛生用品、買菸。
「我站到兩個凳子上面，動一動就會跌下來。我個子大，比人都高一頭。電影上的人是男的，過幾分鐘，還沒女的出來。我腦子急得嗡嗡響，什麼都聽不見，只曉得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電影上出來個女的，大眼、尖下頦，跟小時候的你媽一個樣。十幾年沒見了，怎麼看怎麼熟悉！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褲腿，捶我腳趾頭腳孤拐，我也顧不上理他，已經一臉都是眼淚了。我嗚嗚地哭啊，淚水把眼弄得什麼也看不清了。我什麼都看不清了，就用兩個手滿臉地揩眼淚。十幾年沒見過的女兒。」
路燈下，我見姥爺的臉硬硬的，並不太感傷。但我確定他在走進燈光之前偷偷把眼淚抹去了。
「我那樣嗚嗚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壞了——他肯定沒見過老頭像我這樣不知害臊，嚎出那種聲音來。他讓我安安生生站在那兩個凳子頂上，哭了好一會子。他就讓我站在那上面嗚嗚地哭。我不曉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曉得人都在散場了。從我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我，看這個老頭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號衣，跟猴子似的爬那麼高，爬那麼高去嗚嗚地嚎。人都走光了我還不曉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從那麼高就砸下來了，嘴和臉跟身子一塊著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爺不答我，換了個語氣，帶一點微笑地說：「我都不知道那個電影叫什麼名字。回去還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著，清場子的人掃得我一身灰塵，香菸頭、瓜籽殼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來，渾身肉疼，像皮給人剝了，一動就冷颼颼地疼。那個痛讓我忘了跌碎幾顆牙。我等會告訴你這個痛是哪來的，先講那些清場子的人怎麼把我拖到外面，說快把這老頭抬衛生所吧，說不定還救得活；也有的說，還值當抬嗎？先放在這裡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隊來認屍首。我衣服上的號碼上有大隊中隊的編號。三中隊一來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來的，逮著會給我加刑。我這刑還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們一轉身，我就忍著疼爬起來。還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凍住了。從場部回我們隊是迎風。那風是滿頭滿臉地砍，滿嘴地鑽——沒牙了嘛。我怎麼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隊裡，趕上早晨六點的點名，不然也當逃跑論處。我看到我們隊那片土坯房的時候，天泛白了。也不曉得我怎麼就倒在雪裡頭。後來我們那些人說，他們從我的棉襖棉褲裡剝出個血人。我們犯人都沒有內衣內褲，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裡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舊棉花織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氈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廢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輪迴了多少次，早沒彈性了。據說裡面還摻了碎紙渣，全靠分量擋寒。那東西能穿著走六七十里地嗎？給汗溼，又結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樣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還不都給它挫爛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語說‘不死蛻層皮’，那是真的，一塊好皮都沒了，……」
姥爺忽然不說了。我們已到了家門口，媽伸個頭在樓梯口，見我們便說：「我這就要出去找警察報案，我家丟了兩個人！」她從姥爺手裡抽過報就走。媽眼下在電影中演的角色越來越次要，也越演越無聲息。不經常地，晚報會有一兩行字提醒一下人們：她尚活著，尚演著。這是她讀晚報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證實一下：人們尚記著她曾經的美麗，人們尚諒解已不再美麗的她。媽有成大角兒的本錢，卻不知怎麼就錯過了一生。她一向認為主要得歸罪姥爺：因為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從來都沒有得到重用。連姥爺自己都不知道他這麼個疏遠政治的人怎麼會成個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槍斃，值得關押30年，值得特赦，總之，值得許許多多的人為他麻煩。在那個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個人命運的時代，媽的推斷或許有道理。我從來沒有聽過媽叫姥爺「爸爸」。她實在無法把她一生不幸運的根源叫做「爸爸」。我們家的每一個人都希望過：不要有這樣一個姥爺。沒有這樣一個姥爺，我們的日子會合理些。
姥爺在哇哇亂響的電視機前睡著了。我把媽拉到客廳門口，小聲跟她講了姥爺剛講給我聽的那事。媽想了一會說：「那他肯定看錯了。那個電影裡我的戲不到五分鐘。他看見的是女主角。我本來該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開始爬音階，我嫌惡地制止了她。我說：「行了！」
媽安靜地看著姥爺撞南牆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媽，不准她把實話講給姥爺。讓老人到死時仍保持這誤會；讓他認為他曾為女兒做過一個壯舉。「其實那部電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見的是不是你，都無所謂！」我說。姥爺在八九年被徹底平反了，被恢復了名譽。他這下可真成了個無名無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個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蘇老家，可以每月領37元的養老金。不過媽考慮姥爺在這個家還是頂用的，就沒送他回去。我們家的日子就那樣往下過，媽照樣發牢騷，她有積了三十餘年對姥爺的牢騷；姥爺照樣要搜刮家裡的錢，去看電影。只有我在喚「姥爺」時，心裡多了一分真切。我靜靜地設想：姥爺去看電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媽媽，因為媽在銀幕上是和悅的，是真實的，姥爺能從銀幕上的媽的笑容裡，看見八九歲的她——他最後鎖進眼簾和心腑的女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