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時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來長電話、語氣熱烈地介紹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認識一下有何關係？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習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種，但在愛逛商店和愛作媒這兩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兒園起的好友，從第一次婚姻中走出來的我即便對全人類都沒有了信賴，對這女友，我還是有一句聽一句的。當然，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外交官我也難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點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準備晚餐。聽叩門，我迎去，一個大個子美國青年立在門口，頸上的細鍊吊著一塊牌子，上面書著「美國國務院walker」。我們握手的一瞬，誰也不會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照將會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樣戲劇性的一筆。
lawerence的確操著一口標準國語，不時還帶北方人的捲舌音，說「一會」，他是「一會兒」；說「花」，他必說「花兒」。一問，原來他在美國駐中國瀋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的領事。他的隨和，健談，立即沖淡了這類會面的窘迫。我掛好他的外衣後對他說：「抱歉，我還得接著做晚飯，你先在客廳座一會！」
他笑著說：「我可以在廚房裡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條臂斜支在廚房餐卓上，跟我東拉西扯起來，三句話必有兩句會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還是頭回遇見。談了近一小時，我發現不是我拿他練英文，而是他拿我練了中文了。晚餐備好，女友回來，看著已談得極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覺自己是個陌生人，錯闖到別人家裡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從藝術到科技，從天文到歷史。他進每個博物館都免費，因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個館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過國務院臺樓附近的一條街，他神色有些不對勁，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匆然不見了，眼睛裡有的只是警覺。他對我說：「你最好裝著不認識我。」
「為什麼？」我納悶地問。
「我不想讓熟人碰見。」他有些尷尬地說。
「為什麼？」我自認為自己還不至於使一個並肩走路的男人尷尬。
他支吾。
等我們在一個飯館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懷，半打趣問他：「怎麼了，踉一箇中國姑娘走一道有傷體面？」
他忙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他微鄒眉頭，「你知道，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的。」
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麼嚴重？」
「我希望沒有那麼嚴重。不過在我們關係沒確定之前，我還是應該保護自己，也保護你。不然他們會麻煩你的。」
我想，保護他自己該是最真實的顧慮，美國人嘛，保護自己，是頂正當，頂正義的的一件事。我還是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在他們美國人太過溫飽平和的生活裡製造刺激。
我笑了，對他說：「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會告訴你。」他睜著誠實的藍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覺面上的笑容已狡黠起來。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話，我決不會答應去見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國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跟任何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彙報。」
我又對著他看了一眼，才認定他不在開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關係。」我說，帶一點挖苦。
「我想辭職。」他說。
我吃一驚：「值得嗎？」
「我寧願犧牲我的職業。」他說到此沈默了，似乎在品味這場犧牲的意味。對於精通八國語言的三十二歲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職業，應該是種最合理的選擇，甚至是僅有選擇。他天性愛遊走，著迷於全世界的各種人文，地理，辭去外交官的職業，無疑是一種不得已的放棄。
「就沒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嗎？」我問，焦慮起來。
他笑笑：「我辭職，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
幾天中，我腦子裡一直盤旋著這個問題：難道我和他的結合必須以他失業做代償嗎？難道他在我和他的事業之間必須做一場哈姆雷特式的「tobeornottobe」的決擇嗎？好在和我們並不在一個城市，我的學校在中部，距離可容我將這事冷靜地思量。我倆都想安安穩穩相處一個階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間的瞭解；一方面，他必須暗中聯絡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發難，他不至於加入失業大軍。
一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如常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幾個同學眼神異樣地看著我。我是系裡唯一的東方人，所以習慣了。然而這回卻不同。課間，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傍來：「你幹了什麼？」
我反問：「我幹了什麼？」
「上課前有個fbi的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調查你的情況！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
那麼就說，我正被懷疑為間諜？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你肯定自己什麼也沒幹過？」他又問我，故意壓低聲，還機警地四處看看。雖然他們常在法律邊緣挑釁，但真正讓fbi操心的時候還不算多。
「fbi怎麼會知道我？」
「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是他將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
回到公寓，我馬上給lawerence電話長途。的確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對我倆關係中；他老實巴交寫上了「趨向結婚」。
「你沒必要現在就說實話！你不是在徵取被派往羅馬」我急問。
「我們宣誓過：對國家要百分之百的誠實！」他答到。
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了解到他對羅馬和義大利的嚮往。他興奮地開始計畫，他將帶我去看那些建築，那些博物館；他還告訴我，他的義大利語已通過了考試，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師，個別輔導他的口語。我的心似乎鬆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lawerence的關係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擾。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幹什麼嘛?」
「他們不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發的，fbi絕對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到：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麼快——我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裡去了……」
我說當願我聽錯了，還希望這是那些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查員。」他說：「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
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人決定時間，地點。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了，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很費些勁才聽懂。他的話題漸漸轉向他的小女兒——一個從南韓過繼來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時，他在與我探討這個三歲的小姑娘的心理與行為。我只得捧著電話認真應付他，心裡明白他的「閒話」不閒。
第二天上午，我準時來到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鐘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準的中文對我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來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裡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與被審問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嚇人。審問者倒是很客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變得越來越吞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衛。我看著他帶有白種人特有的冷漠而禮貌的臉，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幾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查，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個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lawerence那邊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儘快結束，請你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早就看透了這種事——我父親在共產黨那邊一次次被審查，審訊；我從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這種審問的記憶！我以為美國是最自由的國度……」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
我嚴聲打斷他「我寧可不結婚！」
lawerence在那邊頓時沈默了。他意識到我生活中的寧靜是被這婚約毀掉的；我的因為他而失去了躋身於無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個電話，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處於監視之下。最大的諷刺在於：我是在美國明白了「人權」這字眼，而明白之後，又必須對這種神的權利一再割讓。或許，他們的人權是有種族條件的，對一個象我這樣的外國人，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層虛偽的禮貌就可以全無顧忌的踐踏過來。
lawerence在電話上流露出懇求的語氣：「你一定要忍耐，就算為了我，好嗎?」
我答應了，我已意識到在這裡做外國人是次等人種；次等人的人權，自然分量質量都不足。
轉而，他興奮的告訴我，他已收到了美國駐義大利使館的歡迎函，以及他的職務安排，住房，津貼計等等。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結局，那就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