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過去，那個帶山東口音的調查員再次露頭。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卻再次遲到半小時。此調查員先生四十歲左右，個不高，有無必要都張嘴哈哈大笑，有種真的山東豪爽。當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時，知道他的心根本不會笑。
「請坐請坐，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麼樣，你和lawerence什麼時候結婚?」
「還沒有計畫呢。」我笑笑。
他裝著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扎著壓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對答，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是謊言，謊言可不容易精確地重複。
「這個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都問了四遍了！」我終於苦笑著說。
「是嘛?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著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
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麼好瞞呢——出身於文學家族的我一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歲成為小說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製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說「是的。」
問答有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鬆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麼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
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程式。」
一時間我想到lawerence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為了我！」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在那邊炸了：「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罪犯嫌疑才可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成了迫害！」他衝動地喊起來。
「讓他們測驗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話，怕什麼?！」我也大起聲，心更委屈，覺得自己忍讓至此，他倒毫不領情。「這不僅侮辱你，也是對我的侮辱！你不該答應！」
我搶白道：「我也不該答應你的求婚，不該到這貌似自由的鬼國家！」我一吐為快地說。
我結束通話電話，獨自坐在沒有開燈的房間裡，一種寄居異國的孤獨感頭一次那樣真實可觸地浮現了。原來，我並沒有沒有著陸；這個國家不允許我著陸；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達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緒。我告訴他，我不願為這場婚姻給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我不想任何人推測我懷有某種意圖來靠近一個美國外交官；如此推測是對我尊嚴的侵犯，是對我人格的貶低。並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間存在著兩個國家，兩個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勢力範圍而勾心鬥角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國家。
「你別再跟我來往了。」我說。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麼嚴重，也許這只是例行的調查。」他安慰我，心裡卻十分沒底。
lawerence回去後，打電話高訴我，他赴義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級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結婚。
「現在沒事了——也許這場調查的結果是令他滿意的，否則他們早就改取消我去羅馬的調令了……」他說，帶著僥倖者的喜氣：「他們再不會要你去做測「謊」試驗了！」
我也感到了釋然，情緒好轉，與他討論起羅馬的日程來。電話剛擱下，門鈴響了，從窺視孔看出去，我又呆了：來者競是那位矮個調查員。
「很巧，我散步是發現你是我的鄰居！」他笑哈哈說道。
第一個直覺便是：幾天來他監視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動。我讓他進門，讓他以瀏覽為名偵查了我房間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麼？」我問道。「很忙。」他答非所問。
「是不是你們必須創造一些事來讓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遜是出於我的壞的英文還是我的壞的教養。「對了，我上次忘了告訴你日期，」他說「你是不是已經答應了——就是那個測「謊」試驗?我想請你去填一張表，籤個名，表示自願做這個試驗。」
我也不看他，忙說：「好的。」心想，事情還能壞到哪兒去，壞到頭，不就改好了?
幾天後，我卻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那人介紹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談一次嗎?」交談開始前，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fbi?」他大吃一驚：「這件事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這屬於外交部內部的安全問題……fbi怎可能知道這件事的?」他逐漸顯得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這些人是fbi的?」
「我去了他們在芝加哥的總部。」我說。「活見鬼，他們有什麼權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他睜圓眼睛，向我張開個巴掌。
我拿不準他們是不是在跟我唱紅臉，白臉。他帶推敲地說：「我接到上級通知，說你和lawerence宣佈結婚，我才來對你們例行調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告訴對你審查的理由了嗎?你不覺得這是很無理的?」
我搖頭松聳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儘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氣。對話完畢，我問：「下次談話在什麼時間?」「下次?我想我們這次談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嗎?」
我長吁一口氣。他送我出門時又說：「看上去很焦慮。千萬別。你們一定會結婚的，一定會一塊去羅馬的，我預先祝賀你們！」
星期四我上完了課，如約來到fbi總部，坐在待客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矮個子調查員滿面春風的迎出來，手裡拿著一張表格，嘴裡打著慣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剛要伸手接表格，他卻突然一縮手，說：「我希望著裡面不帶任何強迫。」
我無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現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無畏。
「我希望這完全是出於自願。」他更強調地說。我說我明白。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我拿出筆，用力看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麼人？騙子?小偷?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我還是象一切騙子，小偷，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話機上訊號閃爍，我開啟它。上面競是lawerence氣急敗壞的聲音。「……今天下午一點半，我得到國務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我去羅馬的委任狀也被撤銷！」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馬上打電話去。lawerence正憤怒得冒煙：「他媽的！安全部剛剛來人講我馬上交回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我立刻回憶起第一次見他時他胸前帶的那塊牌子。「你交了嗎？」我問。「我堅持要他們那收據來，我才交……」
他口氣越來越急，我怎麼勸他也安靜不下來。從他不太成句的話裡，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後那個激烈卻徒勞的行動；他接過收據後，將那出入證一把奪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識到，再我往測「謊」表格上簽字時，lawerence的命令其實已被決定了……就是說，fbi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試自願時，就知道外交部對lawerence的處置了。為什麼不放過我們呢?」
我們在電話的兩邊沮喪著，沈默著，感到我們各自揹負的國家是多麼沈重，二十世紀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結合還必須經歷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誕。
「還沒完呢——我還得去做那個測「謊」試驗。」我說。「讓他們去見鬼！」lawerence說。
「可我已經簽了名，同意做了……」「從今天開始，他們要在打電話來煩你就直接對他們說：去見鬼！」
我想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來最憤怒的一次。他連夜給他認識的一位眾議員寫了信，將此事做了控訴性的陳述。幾天後，眾議員回信了，非常震驚，說無法相信美國競存在著這樣的一條戒規，更無法相信這條戒規真的被用來處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驚之餘，他表示遺憾，因為不能為我們的損失做任何補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國會提案，爭取改變這條規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複我們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舊金山結了婚。他得益於自己的語言天賦，很輕易便在德國政府資助的商會里找到了工作，並負責西部分會。日子是平靜的，明朗的，但我仍會冒出這麼個念頭：他們真的放我長假了?我身後真的不再會有眼睛，電話上不再用耳朵了?會不會有一天突來個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
……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