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起淚來。現在我回想，不知那淚是什麼意思。我嗆著滿嗓子的淚間：就不能愛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兒。見仍是止不住淚，便移到她對面，在她膝前跪下來。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戀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兒乖乖。或許我聽錯了；僅僅是希望他那樣叫，一聲比一聲鄉土氣：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車臥廂那夜的過失。
那過失。我從十一歲就知道這樣一個無懈可擊的人也會犯過失。從此以後我對這個可能犯過失的英雄著迷更甚。似乎在引誘他，以那份帶崇拜的愛，以帶謀圖的天真無邪。
他感動。聽我講一個小丫頭愛一個成年男人的無道理的故事。他看著這講故事的嘴唇。動作著的嘴唇：那些字句從這兒吐露時那器官的快感和滿足，如同一道美味被這器官咀嚼時的快感與滿足一樣。律師們和醫生們，在那些禁忌的詞句，那些私處和羞處的名詞從此器官經過，發射出去，理所當然地享用他們的特權把那些穢詞當最尋常詞彙吐露於公眾，那器官所經歷的快感與滿足，與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夠給予這器官滿足。它必須發射某些字眼。它不僅僅是口齒、嘴唇。
賀一騎——近六十歲的男人看著少婦面孔上的這個器官。在發射禁忌的詞語，在咀嚼膠姆糖那洋咀嚼「愛你」。
他希望她別說了。他希望她說下去。直至嘴唇徹底不再是嘴唇，是純粹的生理器官。
沒有。他絕不來吻它。不吻她。他等她發洩完。
怎麼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輩，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強悍，卻虛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毀我：他毀了我父親一生，而這一生又始終被納入他的保護、他的拯救、他的寬容。
不是敵人，我爸爸還不夠做他的敵人，沒有勢均力敵的平等。
而是我的敵人。我對他的愛和崇拜中，包括敵意。他甚至能感到這點。
現在他白髮蒼蒼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過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錯過彼此。少婦要比女孩易毀得多。
他漸漸離開我，起身，要去開燈。我不准他去。讓局面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這時有人敲門，一聽便知道是我爸爸。剛捺亮的燈又被他神經質地捺熄。門外門內都靜等、困惑。不能再開燈了，更不能開門。大家都僵持著，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門外喊：老賀，老賀！怎麼回事，剛才燈還亮！……我站起來，緊緊浴袍。
我爸爸在門外等。我、賀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個等邊三角。如同賀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與宋峻和其他我連名字也記不全的男子們。冥冥中總是一個三角，賀叔叔永固在那個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誰都不應負其責任。
我和他等著門外的父親走開。似乎一切只待他走開就會發生。他感覺到我爸爸是我和他關係和輩分的座標。
一定覺出什麼蹊蹺，我爸爸走走又回來，還在想那燈自燃自滅是怎麼了。他絕不會想到賀一騎也會金屋藏嬌。
賀一騎一生沒被人捉住實實的把柄，對那個鄉村女子他從來不給你比捕風捉影更多的線索。我爸爸腦子裡閃過一萬個念頭也不會閃過如此場景：一個頭發披散、套著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賀一騎單獨鎖在房裡。他眼睜睜看著燈熄去。
他斷斷不會想到賀一騎浴袍裡的女人是他女兒。
倘若這時門突然被開啟，我爸爸會失去他女兒，卻再不需負疚。那一耳光打對了，只不過旱打了十多年。所有發生的都有邏輯和來由，只不過順序有些顛倒。
誰來開啟這門？
當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親合謀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賀叔叔。其實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樣闊步走過去，「譁」地將門敞開說：這丫頭在我這兒洗了個澡。
他完全能這祥混過去，完全不驚動這個父親的疑心，假如他沒有那剎那的驚慌把燈熄掉。是什麼導致了他這個熄燈的動作？
多麼奧妙。
對於我的保護和愛惜。對他自己的保護和愛惜。多年來的那個企圖盤桓在他高尚的靈肉深處。我看著我多年來傾慕的這個男子，無意間進出一個熄燈的小動作，一貫的高尚中迸出這一星點卑瑣和虛偽。再也動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門。
賀叔叔打了個狠狠的手勢，讓我和他進一步潛伏。
這是旅館服務員送開水的時間。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換上兩隻盛著鮮開水的暖瓶。向來不先敲門，當你聽見嘩啦啦一大串鑰匙聲響，人與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著。
三個人還是這樣站成個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務員突至，門被突然撞開，讓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釋。
我在這當口憶起了一個村姑。是在賀叔叔送我去火車站的路上。她同三個年輕女人一塊，另外兩個揹著半歲的孩子。他們三人一同用那樣的眼睛著著我。就是女區委書記問我「你是誰」的那樣的眼睛。兩個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遲遲不放過我。我覺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這個女子並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徵那個女子。圓滾滾的肩膀，無拘束的乳房和腰身，總是微張的嘴，滾燙的臉色。她一定是這樣子，這形狀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務員也怠工。剩下的男女還不敢動。
燈也不敢亮。他慢慢走過來。
鄉村女子敞開胸懷，反正燈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發現她很嫻熟。年輕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糧票，現在他接受她的償還。
什麼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僅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車，醫療保險。每一個在電話中向你兜售某種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個捺你門鈴來向你推行某種信仰或每一個在大馬路上發給你免費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試用一下新型洗髮露或者上來攔住你向你陪盡笑臉讓你救救遠在非洲的孩子。誰和誰不是乞與施的關係呢。賀叔叔覺得我在行乞，也覺得我在施捨。這乞丐的驕子，最是通曉其中的人情。
他並不是向我走來。他走過我，關上窗，小聲說他怕我著涼。太危險了，白浴衣裡面就是那個女乞丐。
這一時間，我愛他愛得只想死去了。愛從恨中騰空而起，帶著恨的力量。我願拿一切來換他的一個真切的擁抱和親吻。一切都不抵他那隻殘手的撫摸。我愛這個早就能毀我卻不願毀的男人。所有的意願和意志，都在這「不毀中。
在那之後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愛。不久，我們恬淡地談起離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裡，怎樣也搜尋不出來。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體的哪個角落。
我仍是不時去賀叔叔那兒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層小樓。是待遇。又有了臥車。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談風雲或風月。我漸漸也是重要談客之一，在有人對金斯伯格或德庫寧起勁的時候，我會不男不女地指手畫腳、同人辯論，我會玩世不恭地笑。卻在某一刻，回首或抬頭，我發現賀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見我的指手畫腳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識之極的看。他只看見我的六歲、八歲、十一歲，最遲是瓜棚中的十八歲。只看見清氣逼人和不知何來的一點兒野蠻。他也就純情和年輕了。隔著許許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溫溫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這樣的表達沒有，我爸爸病了一年，醫生勒令他停筆。
再拿起筆的時候，所有人似乎都對這部鉅著無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編，雜態和報紙。包括我爸爸和賀叔叔，像是錯過了時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個年輕作家爆冷門的時代。都像當年賀一騎出版《紫槐》時那樣年輕。英氣勃發，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