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嗯，——這裡：你十八歲被指定為特別記者……」
「對不起，是特邀記者。」
「有什麼不同？」
「特邀記者是非本職記者。由於特殊需要，臨時或者偶然地充當記者」你對中國行政編制的知識相當初級。我有閒工夫的話得從abc給你補課。
「當時你是少尉軍銜？」
「是的。」
「為什麼會指派你做特邀記者？」
「中越一干起來記者不夠。」我講了你不會相信，我是主動申請得到這個職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說，你專門做哪方面的報道？」
「這可沒一定。見到什麼就報道什麼。」
「以什麼方式把報道發回你們的總部？」
「嗯？」當然不會用諜報裝置。
「我是問，你所做的報道，當然要以最快的通訊渠道送往總指揮部……」
「噢，你是這個意思。」你想打聽我軍的通訊系統？「我不屬於報道戰鬥實況的記者。我主要的任務是撰寫英雄人物。比如一篇兩三萬字的報告文學，寫一個烈士的成長史，犧牲經過。你讀《紐約人》雜誌嗎？」
「不讀，很抱歉。」
「沒什麼……」
「我一直想訂它，可是時間不夠。」
「那是。這年頭誰時間夠？」大概你是詞彙量不夠，趣味也不夠。你這樣的人家裡，在馬桶旁邊放個小雜誌架，上面插著「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還有專門抓拍名人們最醜惡一剎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會有整天搬弄好萊塢是非的「vainityfair。」
「《紐約人》雜誌上時常出現的人物專訪，跟我當時寫的報告文學比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類文章相當有民族主義情感。」他認為他捉住了一點佐證，眼睛裡出現了孩子氣的自以為是。
「我認為該叫它愛國主義。」
「但這兩個主義是一個主義。」
「那麼你把你們著名的肯尼迪總統演講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動情感的詞句叫愛國主義呢，還是民族主義？」你們的肯尼迪總統簡直就是濫情，美國硬漢頗酷的濫情。
「我覺得你在這一點上有些糊塗。」
「是嗎？」你這肥大火雞似的糊塗蛋。你該去專職扮演聖誕老爹。滿大街的聖誕老爹沒一個有你形象好的。你那兩個大紅臉蛋若去搖一隻銅鈴，為「救世軍」蒐集人們口袋裡的硬幣，一天的鈴搖下來，你準拎不動那隻盛硬幣的鉛桶。
他在婆婆媽媽給我指出，我糊塗在哪裡。
「你看，這是兩個社會性質的分歧：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有制國家，如果以愛國名義啟發國民的民族意識，跟一個私有制國家以愛國主義對國民的召喚，是性質不同的。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兩種性質？」
「我看不出，對不起。」
「沒關係……」
「不過我想我們時間都有限——我的期終作業交不出來會有嚴重後果。」
「什麼後果？」
「非常嚴重的後果。」你反正不擔當我的任何後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風，沒有獎學金，抑或像里昂那樣去賣腎臟等等後果。此類後果離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幫助你。」
「謝謝，不過你幫不了。」
「你確定？」
「我確定。」
「那我很遺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鐘，他又說：「你剛才說的嚴重後果……」
「沒錯。」
「能再講得具體些嗎？」
「對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談到這裡。」你還要怎樣具體呢？！別裝著你不知道做個留學生是怎麼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學期終結作業，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門門課拿「a」，哪個教授推薦也沒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從系裡教授一路腐蝕上去，把當權人物一個不剩地腐蝕掉，我也不能保證他們敢給一個把期終作業寫成糟粕的女留學生九千塊獎學金。
他清了清喉嚨，同時把領帶鬆了鬆。鬆開的領口露出他粗壯的脖子，一早用刮臉刀刮過的脖頸上一片密集的雞皮疙瘩。它們顆粒飽滿，每一顆都大得驚人。這是火雞的脖子。
「那麼，你當時被指派為戰場特別記者時，心情是？……」
「是特邀記者。」
「對不起。」
「沒關係。」
他嬰孩般純真的眼睛飛快眨動幾下。他心想，這女人真能瞎插嘴；這下好，我忘了我剛才說到哪了。
「你剛才問我，在當戰場特邀記者時的心情。」
「對對對。」
「我心情很激動。」就跟當年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向他的祖國人民說：「別問你的祖國給了你什麼，問一問你給了你的祖國什麼」，我全身血液裡也流竄著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學。那種生物化學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溫度，迅速達到沸點。這種「咕嘟嘟」沸騰的血液使人放棄個人準則的道義和是非，揹負起他人的（他父親他兄長他親族他部落他種族他國家，總之，由無數他人組成的集體）道義和是非。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還要去裁決全人類的是非，干涉全人類的道義取向，在他進行這種他自認為崇高的裁決和干涉時，「我們可以揹負起任何負擔，跨越無論多遙遠的距離」，他在這時贏得的擁戴是你們給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種堅信自己民族正義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們一樣，聽任渾身血液「咕嘟嘟」地開鍋。堅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軍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於正義和非正義，敬愛的肯尼迪總統讓你們別跟自己的政府過意不去，別去理論自己社會的是非，先把你們運過太平洋，去跟一幫黃皮膚、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里拒絕去萬里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國家的名義逮捕了。拳王阿里平常玩命的時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現了非常質樸的是非觀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對手；我憑什麼去揍那些我壓根兒不認得的人？我不能因為白宮和五角大樓那些陌生人想揍他們我就得揍他們；他們在熱帶雨林裡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上跟他們玩命嗎？白宮和五角大樓那種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著為他們去玩命嗎？再說了，去揍一幫沒名沒姓熱帶雨林裡的陌生人，又有什麼接頭？！拳王的基本原則「tobeornottobe」非常單純明瞭——揍，還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則為他做出最終決定：不揍。
「……多麼有趣——越南人先後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儘管我們兩國是敵對立場。」
「哈哈哈。」拳王阿里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轉水轉玩命的最終是白玩命，到頭來發現揍錯了人算誰的？他覺得你們這主義那主義有我什麼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實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對手。糊里糊塗去接糊里糊塗的陌生人，對拳王來說，不大地道。
「當時你對中越邊境衝突怎麼看？」
「當時我就是想當英雄。」
「你不管正義是否在自己一邊？」
「你呢？有沒有懷疑過正義在握？」
「當時我不懷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們就去找劉先生的彆扭。把一個充滿小布林喬亞情懷的劉先生監控起來，讓他在你們的望遠鏡焦距中行走和活動，在你們的竊聽器磁帶上談公事和談文學詩歌戲劇以及談戀愛（劉先生在美國迫害共產黨分子最激烈的時刻愛上了他的女學生），在你們的檔案櫃裡榮幸地跟福克納、海明威、賽珍珠做鄰居，在你們的拘留室裡頭一次體驗男性對男性的性襲擊。「現在你還這麼認為嗎？」
「現在……」他的大臉蛋一僵，心想：怎麼就輪到你來盤問我了呢？「你當時上戰場有沒有畏懼感覺？」
「有啊。」我挎著「五四」手槍，軍裝口袋揣著特別通行證，它能讓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車時將它往列車長眼前一晃，說：給我弄個臥鋪。那種「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揚威感覺還是挺棒的。
「有畏懼感就證明你潛意識裡有反戰情緒。」
「噢。」
「你認為你有反戰情緒嗎？」
「我倒不反戰。我比較討厭那一大群採訪者。他們到了野戰醫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麼採訪者？」
「什麼採訪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臉蛋倏然向我面前湊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