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指冒牌的？那他們真實身份是幹什麼的？」
「他們真實身份是觀光客。他們上前線是去觀光的。」
他認為我態度不夠嚴肅。或者俏皮得不是時候。
「你不認為他們中間有些是情報人員？」
「不會。」
「為什麼？」
「智商差了點兒。」
「哦？你們中國什麼樣的智商可以做情報人員？」
「不太清楚。」反正你這樣老跑題肯定不行。
「你認為你的智商夠不夠呢？」
「夠什麼？」
「夠情報人員標準。」
「大概不夠。」
「你很謙虛。」
「哪裡。」
「你一共在前線寫了幾篇所謂的報告文學？」
「寫了十來篇。」
「全發表了嗎？」
「沒有。」
「全沒被髮表？」
「沒被全部發表。」
「哪一類的沒被髮表？」
「比方有這麼一篇：一個年輕士兵是個孤兒，十九歲，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養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隊出息出息，見見世面，混成排長連長就回去娶他女兒。結果他上前線第三天就給地雷炸傷了。傷得沒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兒了。」
「為什麼？」
「他反正是沒法讓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說呢。」
「我採訪他的時候，他說他對不起把他養大的老丈人。後來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藥。他在前線表現得非常英勇，是個非常優秀的小夥子。」
「你專門寫這種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覺得我若說的是實話，那可沒什麼勁。
「我對這種故事比較有興趣。」
「為什麼？」
我聳聳肩。我不知道我這個美國動作做得夠不夠純正。他端起紙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這個女人大概沒什麼審頭，她沒幹過幾樁上臺面的事。這回輪到他偷看一眼手錶，輪到他覺得日子難熬了。
「聖誕節真是很累人的一樁事。」他說。
「沒錯。」
「你們在中國過聖誕節嗎？」他開始清理桌子，準備下班。
「現在時髦的年輕人都相互寄聖誕卡片什麼的。也有人會弄棵聖誕樹。」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在北京一塊兒去的那個聖誕晚會，有聖誕樹沒有？」
這小子原來很陰險。
「我沒有跟安德烈·戴維斯一塊兒去過聖誕晚會。」
「那你和他一塊兒去了哪裡？」
「我在北京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個叫安德烈·戴維斯的美國外交官。」
「難道我記錯了？你不是說過你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是在一個很大的聖誕晚會上？」
「我沒有說過我和戴維斯在北京見過面。」
「那你說過你們倆在哪裡見的面？」
這個表面憨厚的傢伙絕不像他看上去那麼弱智。他把我腦子攪成了一鍋糨糊。我一時竟想不起我曾經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不過根據我對自己的瞭解，我當時多半講的是謊話。可我的謊話我現在要背誦不下來，事情可能對我不利。
「我們當然是在美國認識的。」
「在美國什麼地方？」
「我到現在都對美國地理很無知。何況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是在馬里蘭州？」
「直到現在我都分不清馬里蘭州和密西根州有什麼不同。」
「但我敢打賭你能分清馬里蘭州和北京。」
「沒錯。所以我一再告訴你，我跟戴維斯不是在北京認識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說你和戴維斯是在馬里蘭州一條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現在，美國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樣。」
「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亞的公路，也一模一樣？」
「啊。」
「據我們瞭解的情況，你和戴維斯是在北京認識的。」
「不會吧。」
「你意思是我們不會了解這情況？」。
「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在北京認識戴維斯。」
「也許你不認為那叫‘認識’。‘認識’得要點時間。是不是？」
「在中文裡，認識就是認識。認識屬於直覺。」
我開始在他腦子裡攪糨糊。
我見他嘴巴一動，恐怕他又想在我們倆之間做思路嚮導。我忙大聲說：「你懂‘悟’這個跟禪有關的字嗎？」他嘴又一動，我忙著再次截斷他：「等你懂了‘禪’中的‘悟’，就對我剛才講的‘認識’沒太大問題了。時間到了，我得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約了六點見面，他得給我的期終作業提修改方案。再見。如果我們在聖誕前不再見面，那麼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聖誕快樂。聖誕到新年期間，我要離開芝加哥，所以也在這裡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請留步。」
我走了很遠還在想我那二十響連發的道別和道賀。大塊頭便衣瞪著眼看我動作和嘴皮子一樣麻利：穿衣、戴圍脖，背上幾十磅重的書包，脊樑領路飛快地退出那間審訊室，退出了長形的辦公室。
回到牧師家，我看見牧師太太的留言，說她寫了封信給我，已經擱在我臥室裡——她從我房門下面的縫裡塞進去的。
我當然明白那是什麼信。攆房客這類事很討厭，常常要傷和氣。常常有一堆賬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來完成。扯皮就免不了兩敗俱傷。對於溫厚的牧師太太，這樣的事非常難為她。她知道不管我實質上多麼厚顏，但表面上還是含蓄、柔弱的禮儀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話用電腦寫出來，這樣事情變得婉轉不少。我想，既然是這樣一封信在我房裡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