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為政比較粗線條，比較寬鬆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較淳樸忠厚。你的為政過於苛細，過嚴過死，無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難管和怨聲載道。
災禍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氣正是災禍的包藏。誰知道福氣與災禍的終極標準與運轉的根本規律呢？這裡並沒有絕對的正解指標。正常會轉化為奇——詭異、另類、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長會轉化為妖魔邪惡、怪力亂神。在何者為正、何者為奇，何者為善、何者為妖邪的問題上，人們感到困惑迷失，已經好久的時間了。
所以說，聖人方正講原則，但是不傷害他人；清廉嚴肅，但是不刺痛誰；直截了當，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悅，但是不炫耀自身。
為政苛細，明察秋毫，包攬一切，干預一切，這其實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思路。是《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我們》這三部著名的「反面烏托邦」小說系列所描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生活現象。《一九八四》中描寫由老大哥通過電視機帶領全國人民做體操，而且他們的電視接收機具有監控攝像功能，任何一個人不好好做操，都會被懲罰。《美麗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優生原則掌握，包括做愛，也是按照規定的時間表與要求細則進行。這樣的問題其實早在《老子》中，中國人已經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當然後兩本長篇小說具有反蘇傾向，其中的反共主義並不可取，但是作為小說，其不無誇張地描寫一種其政察察的極端畫面，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於《美麗新世界》一書則描寫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效率和科學都異化了，成了人生的對立物。它的時間採用「福特紀元」，即自福特公司發明的生產流水線為新紀元的開始，這樣的流水線摧毀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後防線。
其政悶悶的國家，例子不好舉。但是我們有一些說法做法，可以參照。如講放手，講抓大放小，講放開一批。再如把計劃改為規劃，講調動積極性，講相信人，講寬以待人，講寬鬆的環境，講意向協議，講模糊數學，講掌握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講和稀泥、搗糨糊、協調一下、必要的妥協，講先擱一擱放一放、冷處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細??
還有我們最喜歡講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還有「找他談談話」、「安慰一下」、「做點工作」、安排一個虛職??都不無其政悶悶的意思。相反，事必躬親，事無鉅細，無微不至，心細如髮，對於修表、刺繡、精密儀器等行業的從業者也許是必需的品質，但是對於從政者、執政者、領導人來說，未必總是正面的特性。
按現代西方的行政理論，人們不僅應該懂得橫向的分權，也應該懂得縱向的分權。該科長管的事，處長不要越俎代庖，局長與部長更莫不如此。胡適對蔣介石也提過類似的意見，他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打網球，手下送來了加急電報。一份電報看了，艾說，此事應由國務卿處理，照打球不誤。又一份電報來了，他說應由五角大樓處理，仍然照打網球。據說胡適的此文使蔣大不高興。
其政悶悶與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還體會到並且也從百姓的所謂淳淳與缺缺中，發展引申到高調與低調的意趣。
悶悶，應該是粗疏的、相對低調的施政。作為施政者，你提出來的目標都應該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兌現可檢驗的。所以正常情況下，施政者的目標應該集中在民生問題上，因為民生目標是最少爭議、最可以通過實踐達到的。
而其政察察，則擺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態，擺出一副歷史從今天開始的姿態，必然會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使執政施政過度地意識形態化、理想化、高調化、泛漫化、無邊化。其結果只能造成過高的預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釋為刁鑽狡猾——這也是執政者教的。或者將缺缺解釋為牢騷滿腹，其原因是上樑不正下樑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惡劣風氣。
我去過一些東南亞國家，他們那裡也有嚴重的貪腐問題，但百姓的反應並不十分強烈，原因是他們的其政悶悶，絕不察察。他們執政的調子本來就不高，社會期待的標準也不高。
人當然有私心，這是他們的邏輯。這當然是不足為訓的。但是它從一個側面給人一個啟發：執政者的號召政策調門過高，如動輒要求大家犧牲自身利益，捨己為人，其結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調行事，卻以你的高調來衡量你自身，反過來對你的表現嚴苛評判，認為你壓根就沒有做到那個超級高標準，只能使你誠信掃地。
竊以為，還不妨將悶悶與難得糊塗的說法相聯絡。我們講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於有精明也有糊塗，有管嚴管住的，也有其實管也管不了，不如適當放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