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政治學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執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規性。我不知其詳。但我想，對於一個科學家、藝術家、明星來說，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過於天才型了，過於個性化、與眾不同，想象力過於豐富了，創意洶湧而來了，也許並不總是對於治國平天下有好處。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悶悶，也許比其政驚雷閃電、其政鯤鵬龍虎更好。
從悶悶產生淳淳，察察產生缺缺，老子把論述引向哲學層面，提出了關於禍福轉化的思想。
有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錯誤後，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禍兮??福兮??」的話來消除喪氣，增加信心。
在我們的經典文化與民間中，表達類似內容的說法還有很多，如「滿招損，謙受益」、「吃一塹，長一智」、「月盈則虧，水滿則溢」、「物極必反」、「多難興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樂極生悲」、「否極泰來」、「置之死地而後生」，等等，都是中國的先人在複雜詭譎的世事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它教給我們，看事物至少看兩面，正面與負面，前面與背面，效果收益與損失危險。任何事物都不是隻有一種解釋、一種後果、一個方向的。
老子在這裡是緊接著悶悶與察察的辨析而談禍福的轉化的。原因是悶悶看似不佳，卻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強悍，無敵於天下，卻會使民缺缺。為政行事，切不可只看只想一面的理，而忘了另一面另一類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樣，越是不會弈棋的人越是隻想著自己怎麼走怎麼出招怎麼妙極，從不考慮對方會有什麼回應棋局會不會逆轉。
正化為奇、奇化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為是正統，稱孫中山等為亂黨，後來民國成了正統，袁世凱、張勳等才是妖孽。蔣介石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為「匪」，而我們也曾稱蔣為匪幫。斯大林曾稱南斯拉夫鐵托為叛徒、機會主義，我們後來又稱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為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後來又一陣風吹了，後來蘇聯垮臺了??
再舉個輕鬆些的例子，當我觀看實力相仿的兩個球隊比賽時，一會兒你覺得優勢在這邊，一分鐘後你又覺得優勢是在那邊，誰勝誰負，誰正誰奇，這裡有什麼規律嗎？是偶然的嗎？有規律你為什麼鬧不明白呢？是偶然為什麼行家又看出了那麼多道理，出現那麼多評論？看乒乓球賽更是如此，一球之爭，勝也勝得飛快，敗也敗得偶然，一會兒是甲方主動，勝劵在握，一會兒是乙方反敗為勝，令你大跌眼鏡。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鐘下一秒鐘，小小的一個黃球會飛到什麼地方去。
這不就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嗎？老子那麼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這個局呀。事物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化，認識到這一點還不算是最困難的。困難在於你怎麼樣在你最困難、你被指責為「妖」的局面下，儘快扭轉不利的局面，同時在你被認為是正是善的情勢下，怎麼樣警惕與防止復化為「妖」、化為「奇」，怎麼樣防止至少是推遲再次進入逆境的時間表。
老子的這一段論述，同樣包含著「道可道非常道」的含義，誰正誰奇，誰善誰妖，這都是可道的一時之道、權宜之道，不是常道。但同時，無常、人之迷日久、正化為奇、善化為妖??恰恰是常道——大道的體現，叫做認識其常者，非常道，認識其無常者，反而是常道。認定是絕對真理的人常常掌握不住絕對真理，而認識到真理的相對性的人，卻稍稍接近了一下絕對真理。這個說法是深刻而且悲哀的。因為它有一種危險，顛覆一切判斷、價值、造成
世界末日式的混亂與崩潰。
當然，我們也不妨與老子辯論，這樣一來，會不會走入相對主義的泥沼呢？會不會我們再無是非真假美醜善惡之辨了呢？那樣我們豈不更蠢、更沒有希望、更沒有活頭了嗎？
這裡，同樣有老子等著你，老子的辯證法是沒有盡頭的，是「其為正也，莫知其極，孰知其極」的。所以老子早就預告過了，預警過了，後面還要講：「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還有「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用有限的文字語言講說無限的大道，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可道」來講說常道，包括著述《道德經》，這本身就包含著自相矛盾的契機。這裡有一個語言的陷阱：真理一經語言文字的表述，就變成了有空子可鑽的東西，就變成了用語言文字不難宣稱駁倒至少是不難煞有介事、振振有詞地予以駁斥的東西了。用語言駁斥語言，是天下最輕鬆的遊戲。任何一種語言，說到東就漏掉了西，說到冷就漏掉了熱，用語言與語言抬槓，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成心抬槓、成心找彆扭的人，一加二等於三也可能被此人駁倒。所以禪要講「不可說，不可說」，孔夫子也要講「述而不作」。老子做了，他已經不知不善了啊。
要掂量老子的某些論述的含金量，不能僅僅從語言文字的釋義上斟酌，還要從實踐、從經驗、從悟性、從審美上去尋找探索對照。
至於「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句式不能不讓人想起孔子的詩教，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謂「溫柔敦厚」、「盡善盡美」。「某而不某」的造句句式，就是在提倡一種美德的同時防止它的過分，防止它極端化、極而反，走向反面。這也是一種道德理想，也是不能抬槓的。其實，方正了自然會傷害壞人小人偽君子；清廉了自然會刺痛腐敗者行賄者市井庸人無賴；直截了當了自然會在得到欣賞讚美的同時受到反對。就一個掌權者來說，沒有不提倡直言而提倡曲意奉承者的，然而翻開歷史，到處是直言者們的血跡斑斑與阿諛奉承者們的飛黃騰達。說不定正是老子看到了上述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才提醒方正的人注意不割——不割傷旁人，清廉者要注意不劌——不刺痛什麼人，直言者不肆——別忘記了分寸。
光而不耀，則更重要啦。因為即使是聖人，也有不能免俗的時候，也有光耀一番的場合與場面出現，也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表現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說，聖人應該是不耀的、沒有光環的，也不可能經過認證與公民投票確認。
不應該有光環的聖人，結果一不小心有了一點點光輝，必然有人受不了。你已經傷害了旁人，你已經引起了厭煩至少是嫉妒了。不是嗎？
同樣是：孰能無過，孰能免禍？
因此，儒與道就都更加主張適可而止，見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