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章組長是什麼人？」
「是社教幹部。」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什麼人？」大家沒有聽明白他的提問。
「我們是社員嘛。」
「什麼社員？什麼成分？」
「貧農唄！」
「貧農是什麼樣的人呢？」
紅臉的老漢想了想，他說：「是革命的先鋒！」
「您瞧！就在這兒呢！您說得多好！」熱合曼歡呼道，「這不是，您也學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哇！章同志是幹部，是領導我們的。我們是革命先鋒，是革命運動中打頭陣的。這麼說，我們怎麼能眼看著章組長把手往火裡伸而不聞不問呢？我們怎麼能夠不惱怒，不鬥爭，聽其自然呢？」
「唉，兄弟！」斯拉木老人嘆了口氣，代表其餘兩個老漢做了回答，「我們只是想安慰安慰你，解勸解勸，結果，說的那個道理不怎麼對哩！您說得對，遇到不正確的事情，應該鬥爭哩，可是，要鬥爭就必須怒氣衝衝地大喊大叫嗎？您對我這個八十多歲的人說話，就不能把聲音放小一點嗎？」
「對！」熱合曼也笑了，「我檢討，我態度不好。」說得大家都笑了。
「老了也得學習呢！隊上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為什麼不通知我們幾個呢？」圓鬍子老漢感嘆地說。
「我看，乾脆咱們幾個老漢組織一個學習組吧。就選最年輕的小夥子熱合曼老弟擔任組長！」斯拉木提議說。
大家又都笑了起來，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增進了新的團結。最後四個老漢商定，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去公社反映一下對章洋搬到尼牙孜家去住的意見。中午，以「小夥子」阿卜都熱合曼為首的四個白鬍須的老漢，各騎著一頭毛驢，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公社。
人人都在議論這個事情。早晨，在生產隊的文化室，吐爾遜貝薇和幾個姑娘正在利用工前一段時間排練節目，準備參加大隊組織的紅色歌曲歌詠比賽。瑪依娜爾一進來，吐爾遜貝薇連忙跑過去問道：「你們的組長要搬到尼牙孜家去住，是這樣的嗎？」
「好像是這樣。」瑪依娜爾的回答含含混混，好像做了對不起人的事情被吐爾遜貝薇抓住了似的。
「為什麼？尼牙孜的好處在哪裡？」
「誰知道？」瑪依娜爾把頭一歪。
「不知道還行？瑪依娜爾！到哪兒去不好啊，偏偏到他那兒去，簡直是丟人，你們的組長到底要幹什麼呀？他的眼睛究竟長在什麼地方了？他的耳朵究竟是管什麼用的？他整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好像一隻打算吞吃小雞的匹什卡克。他走到哪裡都是四面張望，好像一隻捱了石頭揍的狗……」
「吐爾遜貝薇！不要亂說！怎麼能用這樣的話說社教幹部啊！快來唱歌吧！」一個比較年長的姑娘提醒說。
「我才不怕呢，」吐爾遜貝薇笑了起來，「我的話難聽，但我的心意是實在的。我希望社教幹部不要這樣脫離群眾。瑪依娜爾，請您把我的意見，把我的原話一五一十地彙報給你們的組長，再不，我要直接找他談呢！」
在供銷社的門市部，古海麗巴儂一邊扯著花綢一邊唧唧地笑著告訴櫃檯前的幾個婦女：
「這一回事把熱合曼老頭子氣死了！把伊力哈穆隊長也嚇壞了……」
「真的嗎？」一個女人問。
古海麗巴儂以她特有的近似男人的女低音的嗓子宣佈：
「你們不信嗎？你們看看去啊。我親眼看到了，在阿卜都熱合曼老漢的門口兒，工作幹部正往牛車上裝行李呢！」
在阿卜都熱合曼家的門口，伊塔汗淚眼汪汪地看著社教幹部把行李往牛車上裝，她把薩坎特拉到了一邊，斷斷續續地說：
「告訴我呀，我的孩子。你們生氣了嗎？為什麼不高興了！也許我做的飯不合你們的口味？是不是湯麵條裡的蔓菁疙瘩放多了？組長他愛吃些什麼？我問了多少次，為什麼你們不說呢？也許，那間屋子拾掇得不好？本來，我說過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到我們房裡，偏偏那個老頭子說幾把高粱須、一張鑌鐵皮沒有關係。要不，我們換一換好不？你們住到我們現在住的這間大一點的房子來吧。也許，我們有什麼話說得不對，惹你們生氣了？我們沒有文化，老頭子又是個急脾氣呀……」
「老媽媽，不是這樣的，不是的。我們誰也沒生你們的氣……」
「那為什麼要走呢？是不是那頭難聽的毛驢子的叫聲攪擾了你們的睡眠？是不是土爐離你們太近，我打饢的時候煙氣嗆得你們喘不過氣來！孩子，把我的話翻譯給章組長吧，我不願意你們走！你們為了我們，離開家裡的親人，離開城市，到我們的農村裡來工作，你們吃苦了，我們應該把你們的生活照顧得更好一些。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夠，請對我進行批評呀……」
庫瓦汗奔東跑西，顛來擺去。跑得頭巾垂到了肩頭，襪筒禿嚕到腳面。她到處嘰嘰喳喳地，語無倫次地用尖厲刺耳的聲音急急地說話。她找生產隊的出納：「支給我們十塊錢吧，章組長今天搬到了我們家，我總得做一頓好飯啊！」她找熱依穆副隊長：「給我們拉一車苞谷芯子吧，我要給工作幹部做飯！」她拿著一個大碗去推鄰居家的門：「給我們一碗奶皮子吧，可惡的隊長奪走了我們的奶牛，可給組長喝什麼茶呢？」她來到供銷社的牛、羊肉門市部，不肯排隊，搶到了前面：「宰羊的大哥，給點好的，給點最肥的部分，別給骨頭，我是為了給工作幹部做飯才來買肉的！」她上氣不接下氣地逢人便說：「工作幹部確實是有眼睛啊，愛惜我們這些可憐人啊，章組長和尼扎洪談了多少次話，誰知道，他說不定打算把尼扎洪培養成幹部呢……」
薩坎特對何順說：「老媽媽傷心了，老大爺也生氣了。我們這樣做好嗎？至少應該講一點禮貌。老人為了照顧我們的生活可真是操夠了心，怎麼能連一聲‘謝謝’都不說就裝行李呢？」
何順說：「還不知道社員們怎麼講呢！我接觸過的人，就沒有一個說尼牙孜的好話的。」
薩坎特說：「怪就怪在這裡，如果上級有規定，隊管委會委員也算是幹部，算審查物件，不得在他的家裡住，我們總還可以找一個好一點的社員，我簡直不明白，為什麼組長偏偏看中了尼牙孜泡克！」
何順說：「你的意見是對的，我們的組長有點彆扭。他整天在琢磨什麼，誰知道？整天板著臉，臉板成這樣就算是抓了階級鬥爭了？不一定，這不像是階級鬥爭，倒像人人都欠了他二十塊錢……他是來要賬的嗎？這樣搞下去，簡直成問題……我看，我們和瑪依娜爾商量商量，一起認真地找組長說一次吧。」
伊力哈穆一夜沒睡好，他把米琪兒婉送走以後，想了想，橫下了一條心，倒覺得心裡踏實一些，趁著社教幹部忙於搬家的時候，他不管章洋的「暫停」的命令，召集了儘可能多的勞力去了水渠工地。當人們問起這件怪事的時候，他憨厚地一笑：「到底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啊！」這是他對社員的各式各樣的疑問的唯一的，也是最真實的答覆。
那麼，讓我們探討一下，章洋是怎樣做出的搬到尼牙孜家的決定的。
人們都知道真理的力量。殊不知，謬誤也有它的力量，有它獨特的魅力。真理之所以為真理，因為而且僅僅因為它如實地反映了客觀世界，還物件以本來的面目。而謬誤呢，卻擺脫了客觀實體的羈絆，像擺脫了被牢牢地牽在地面上的線繩的風箏，在一個短時間內，這樣的風箏當然能比牽在地上的風箏飛得更高更遠。海市蜃樓的奇觀比地上的任何城市都更迷人，不結果實的謊花兒往往比打籽的花朵更豔麗，承認一加一等於二的人很可能是庸夫俗子，力圖論證一加一等於三的人倒很像是奇才巨擘。特別是對於那些一知半解、淺薄疏狂、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的人來說，樸質無華的真理是太平淡了，太呆板了，而謬誤呢，卻可以花樣翻新，嚇你一個大跟頭，隨心所欲，發現，制定，發揮，變化，奧妙無窮，聞於耳則耳欲聾，視於目則目暈眩。尤其是，當這種謬論染上「左」的油彩，圈上「革命」的光環以後，它的認識上的虛幻的魅力又加上政治上的實用有效的魅力，尤其是它挾帶著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它變得更加吸引人、震唬人了。
所以，章洋這樣的人，聽到上面印發的「經驗」中某些比「左」更「左」的提法，確實是興奮震顫，如醉如痴。本來出自他的偏見：他對於農村、農民，壓根兒都是輕視的。對於農村的基層幹部，壓根兒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章洋也曾數次下鄉勞動、工作，口頭上也曾多次大講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並且浮皮潦草地檢查過自己那種對農村農民輕視和格格不入的心理，檢查的當時也並非虛偽。但是，某些「經驗」給他的那些心理插上了堂皇的旗號，一拍即合，他的頭腦裡馬上出現了我國農村的一幅陰森暗淡的圖畫。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農村的狀況被想象成與國民黨、地主階級統治的舊中國的農村差不多，甚至是更壞。把搞社教時瞭解情況，發動群眾說得比土改時還難，不就是這個意思嗎？把農村幹部說成是地頭蛇、座山雕，「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不就是這樣的意思嗎？把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說成有那麼多人反對破壞，似乎舊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改造，而且一下又增加了那麼多「新生反革命」，不就是這個意思嗎？章洋完全接受了這些思想，而且，他充滿了驕傲和自信，認為別人右傾而他確實是堅定的、跟得上趟的革命的「左」派。
章洋就是在這樣一種氣氛、這樣一種思想狀況下面來到伊犁這個公社的愛國大隊和第七生產隊的。當時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的高潮中。城市在搞「五反」。文藝界，衛生界在搞整風。一些認定不好的電影正在批判。在革命的高潮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革命的高潮在喚起章洋的政治熱情的同時也引發了他的逐風趕浪心理。他戴著有色眼鏡，從第一天就覺得處處蹊蹺。伊力哈穆追著他彙報情況，他認為這是四不清幹部企圖左右他的視聽。伊力哈穆感情上對他們很親切，生活上很照顧，他認為這是四不清幹部的糖衣炮彈。伊力哈穆對隊裡的工作抓得很緊，依舊敢於負責，他認為這是四不清幹部抓住權不肯鬆手。他常常聽到社員對伊力哈穆的稱道，他認為這是四不清幹部嚴密控制的徵兆。伊力哈穆的舉止鎮靜樂觀，他認為這是四不清的幹部不肯低頭，向他挑戰。尹中信、基利利、別修爾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認為這說明了他們右傾，換句話說，說明了他章洋的難能可貴、出類拔萃的正確性。他決心自行其是，做出成績，大顯身手，給那些右傾的人看看。
至於尼牙孜對於他之所以珍貴，不僅因為尼牙孜是唯一一個對他提出了對伊力哈穆的控告的社員；不僅因為尼牙孜是一個他正在尋找的、為他所需要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有人保護伊力哈穆，伊力哈穆越是精神奕奕、不撂挑子不渾身篩糠，他就越想給伊力哈穆的追隨者熱合曼等人一個致命的打擊。他搬到尼牙孜家還是皮牙孜家倒是第二位的問題。打擊伊力哈穆和他的跟隨者，這才是要務。當他宣佈自己的決定後，伊力哈穆、熱依穆以至何順、薩坎特等人的吃驚、當他搬家的時候阿卜都熱合曼的惱怒與伊塔汗的掛念，都使他感到一種特殊的滿足。
他是這樣的快樂，以至在搬到尼牙孜家的當天晚上，他破例沒有召開碰頭會，沒有找人談話，也沒有吸著一支又一支的紙菸思考問題。他忽然「偷閒學少年」，跑到公社俱樂部打了一晚上乒乓球，他屢屢跳起來起板抽殺，大喊大叫，儘管球不過網或者出界，他仍是興高采烈。只是已經很晚了。他回到尼牙孜家，庫瓦汗驚慌地告訴他尼牙孜下午進城採購一點副食品一直沒有回來，這使他立刻疑慮、不安、慌亂起來。
「要出事了！」他想。
小說人語：
這篇小說很注意它的時間與空間座標下的「政治正確」性，它注意歌頌毛主席與宣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藝新紀元」種種律條。但寫來寫去它批判的是極左，是把反農村幹部的貪腐階級鬥爭化的態勢。當然，它找著了一個理由，找著了一個說辭，找著了一個手柄：是毛主席批判了「桃園經驗」，還說什麼那經驗是「形左實右」。形「左」是真相，畢竟有這麼一次批「左」了，這就成為小說人創作中免於沉沒在聲嘶力竭的階級鬥爭海嘯中的一根稻草。實右是戲法帽子，別以為真的允許批左，更不能透露自己已經識破了天機。
恰恰是從「社教：二十三條」中，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命題。正是「社教」運動，還沒有來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乾脆進入了更加強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其實這些都屬於定義、命名、編碼，小說人沒有可能另行編碼，只能全面適應與接受當時的符碼與驅動系統，尋找這種系統中的靠攏真實的生活與人、當然也必會有的靠攏小說學的可能性。
那是一個充滿想象力但仍然不清不楚的年代。文學本來是允許把想象力發展到極致的。不能自主的被想象卻又是太艱難了。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是小說學。這又不僅僅是小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