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些基層僚屬一方面慣於使用欺騙、矇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式，他們遂能夠矇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後，重胥吏而輕官府的傳統竟仍在繼續，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員，大部分人終日袖手高坐，一應事務任憑胥吏處置。胥吏不把官員放在眼裡的現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縣胥吏沈尚，衡州開化縣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級，也就是當地的縣官，揪倒在政廳裡拳打腳踢。
為此作為皇帝的朱元璋氣得七竅冒煙，恨鐵不成鋼地大罵：「那些胥吏當然統統該死，可你們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難道都是飯桶？！」毆打縣令還算情節比較輕的，蘇州崑山縣的皂隸朱升，已完全脫離本縣縣官的約束，糾結同夥，居然連欽差的旗軍都敢當眾毆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後，朱元璋終於採取了四編《大誥》這種驚世駭俗的雷霆手段，來對付這些驕橫了近一個世紀的胥吏們。
號召當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傑者」，來幫助朝廷治貪，比如：「今後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
「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將禮房該吏拿來。」
「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
「若舉保人材，擾害於民，將吏房該吏拿來。」
「若勾捕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里眾證明白，助被害之家將兵房該吏拿來。」
「若造作科斂，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將工房該吏拿來。」
這些都是《大誥》中所倡導的，說得很清楚，受貪官汙吏欺壓盤剝的百姓們，可以「旁入公門」，從小門衝進去，把與自己的冤屈相對應的六房的胥吏抓起來拿送京城。如果官員們試圖阻止百姓們抓汙吏，就會遭到族誅。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為了徹底摧毀蒙元以來重胥吏而輕官府的風氣，重建儒家治國的理念。
對於重建帝國的儒家傳統這個偉大目標，朱元璋採取的措施是官府與百姓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發動百姓們懲治汙吏，就是重點針對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這一手段的目的，是徹底摧毀元代以來重胥吏而輕官府的風氣，重建儒家傳統。與之同時開展的大規模的整肅貪官運動，即由朱元璋親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貪汙案」等等，都是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傳統。
儒家政治觀裡面以天下為己任、重義輕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給官員們定下的俸祿會低到極限。這一俸祿標準，與發動群眾懲治汙吏，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既然嚴厲打擊胥吏，也就等同於嚴厲打擊了一切依附在這些胥吏身上的官場陋規。既然沒有了陋規，經過朱元璋的仔細核算，官員們的工資雖低，但過上中等人家的生活，並不是什麼難事。朱元璋極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則是恢復百姓們日常生活中的儒家傳統。
那就是知丁法，本來兩者相乘，朱元璋以為可以達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殺了不少，無論是知丁法還是制裁胥吏，卻都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向發展，種下的西瓜，非但沒有豐收，反而收穫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難怪朱元璋這麼的難受。
楊傑把自己所知的詳細的講解給朱允炆，時間過得飛快，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到了用晚膳的時間。
就在宦官請太孫殿下用膳時，宮中突然來人，說是皇上傳召，當下朱允炆顧不得晚膳，立即隨之過去。心裡想著老朱今天下午的情況不妙，此時千萬不要有個三長兩短，否則，自己完全沒有準備之下，連能否太平登基還說不定，更不要說今後的統治大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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