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最後一年，是命運衝刺的關鍵時期，父親對保良的督導和管束，也嚴格得有點變本加厲。不僅不許保良再看電視，而且控制了保良的電腦，父子之間，常為電腦的使用嘔氣。
最影響保良的期未成績的事情意想不到地發生了，在高中最後一個寒假到來之際，保良的母親死了。
母親是得了一種叫皰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親把母親送到醫院後，母親發了三天燒，三天後神志開始昏迷，沒用多久，便飄然而去。
母親是保良生活中最後一道飽含溫情的顏色，沒有母親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無比。當母親的遺體被醫院的護士推走時保良失聲痛哭，父親用力將保良抱進自己懷裡，象是防備保良的靈魂緊隨母親那具瘦小的軀殼離去。
也許父親在抱住保良時才發現兒子已經長成了一條漢子，個頭兒已經和他一樣高大。雖然身板依然單薄，但瘦削的胸脯卻象扇面似的開啟，支撐了肩膀的寬闊。
母親的死使保良無心功課，他常常把母親昏迷前悄悄交給他的那隻耳環握在掌心。握住耳環的手掌能感覺出心跳的律動，這時他就能夠靜下心來，虔誠地重溫母親的殷殷囑託。
也許是迴光返照的力量，母親彌留之際的聲音清晰得那麼奇異。在她心跳終結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裡那時沒有別人，保良突然發現母親早已渾濁的眼裡，又閃出了生命的光輝。保良還以為母親的身體出現了奇蹟般的好轉，沒有想到母親嘴裡斷續發出的聲音，便是她的臨終遺言。
母親說：「保良，我的兒子……媽媽要走了，你好好照顧自己，照顧你爸爸。你再答應媽媽一件事情好嗎，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這個耳環給她，這是媽媽送給她的嫁妝。你讓她戴上這對耳環，到媽媽的墳前看媽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鑑寧咱們的那個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親時，父親找過這隻耳環，想讓母親帶走，結果沒有找到。再三逼問保良，保良才拿了出來。他對父親說：這是媽留給我的。父親問：另一隻呢？保良說：媽給姐姐了。
父親啞然無話，他低頭想了一下，沒再要回那隻耳環。
父親把母親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錢，就可以租下一個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遺骨安放前保良揹著父親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隻玻璃瓶裝了藏好。因為母親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說過，想搬回鑑寧老家去住。她說人總要落葉歸根，你爸爸將來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當初真該把鑑寧咱家的房子買了留著，再說你姐說不定什麼時候也會回到鑑寧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個地方找到咱們。
鑑寧對於母親，不僅是故鄉，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兒重逢的地方。
鑑寧對保良，也是同樣。
寒假到了。
父親的單位很照顧父親，安排父親和另外幾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療養，每人還可以隨行一位家屬。保良並不想去，於是對父親撒謊，說寒假期間學校給幾個插班生安排了補習，父親當然高興，支援他以學習為重。
父親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親做了炸醬麵，就著面又喝了點酒，紅著臉對保良掏了心窩。他說：保良你長大了，有些話爸爸可以跟你說了。自從你姐姐第一次離家出走以後，你媽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權虎，害得咱家不能團圓。她雖然過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沒幹過真正的公安，她對我把你二伯查出來這事也想不明白，認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兒。我也知道權力是我的兄弟，我們從十歲那年就發誓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我也知道咱們中國人為人處事，講的就是義氣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國家幹部，我必須效忠國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須服從命令。我必須分清什麼是公，什麼是私。你爸爸頭上的一顆國徽，肩上的兩星兩槓，是人民給的，我必須要為這份榮譽盡責。搞掉權力我很痛苦，但這個痛苦我能跟誰去說？保良，以後你也會明白的，如果你以後真的當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會這樣選擇。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媽也不明白，講道理她們聽不進去，她們是女人，女人往往不聽道理，只信感情。這件事我和你媽傷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說但我看得出來她恨上我了。這幾年你媽幾乎就沒跟我說過話！保良，你想想爸爸這幾年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爸爸為了國家為了工作置個人感情個人安危不顧，立了那麼大功，組織上和廣大群眾那麼肯定我鼓勵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鮮花和掌聲，可我一回到家裡，你們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媽在一個屋裡生活，在一張床上睡覺，可三年多來她跟我幾乎沒有一句話說！兒子，你說，爸爸過的這叫什麼日子……」
父親臉紅著，眼紅著，眼淚汪汪的。保良這時似乎才一下發覺，父親頭上的黑髮，有一半都變白了。保良這才知道，母親的離去，對父親來說，其實是一種解脫。
父親去南方休養的第二天，保良便帶上了那隻裝滿母親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車獨自返回了鑑寧。
漫長的三年，鑑寧似乎沒有大變。市中心蓋了幾幢新樓，沿途還能看到幾處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舊。保良乘坐公共汽車經過百萬豪庭大酒樓時，看到酒樓門口已經重新裝修，大門上方百萬豪庭幾個倪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誰，卻未見張揚，不知裡面是否經營如故，鮑魚生意是否依然火紅。公共汽車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條小巷的巷口，他從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門，恍若當年放學回家的景象——院門微掩，炊煙淡淡，母親做飯時的嘮叨，姐姐開門時的笑鬧，父親高聲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過來……」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現在，那扇院門顯然久無人顧，門上的漆皮斑駁得厲害，門上掛著一把大鎖，鎖上掛著一些紅鏽。保良知道這個院子公安局已經賣給了私人，但聽李臣劉存亮說，他們家搬走之後，這裡一直沒有住人。
黃昏時保良在小巷的裡端找到了李臣的家，李臣又帶他去了劉存亮家。劉存亮的家裡正有客人，三個人便一路踱到「鑑寧三雄」的老窩，那座依山臨水的廢窯。夕陽把整個窯丘鍍得色彩迷幻，就象一座傳奇電影中的神秘古堡，彷彿藏了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表情顯得肅穆深沉。
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劉存亮的見證下，保良將盛滿母親骨灰的瓶子開啟，站在磚窯的窯頂，迎著耀眼的晚霞，向著平靜如緞的鑑河，將母親的遺骨向空中揚灑。山上無風，但灑出的骨灰卻如煙似霧，在空中慢慢飄彌。劉存亮說他在《廊橋遺夢》那部電影裡見到過這個場面，所以他感動得差點哭了。
保良沒哭。
他為自己能帶母親回來而感到高興，他由此確認自己已經堪當重任，已經長大成人。
骨灰在空中散去，散在山丘與河岸之間。兄弟三人誰也沒能說出一句感慨的話語，只顧凝望夕陽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
當天晚上他們在李臣家的一間小屋裡聚談到深夜，劉存亮走後保良就和李臣擠在一張床上睡到天明。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結果，李臣和劉存亮陪保良一早就來到原來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打聽權虎的戶口及其下落。在他們反覆向民警說明來意之後，民警好歹答覆權虎的戶口還在，但人去了哪裡並不掌握。權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罰沒，權虎的戶口倒還虛掛在那個住址下面，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來，那個地址於他已經上無片瓦，下無立錐。
他們又去了姐姐沒畢業便不再上學的那所鑑寧師範學院，輾轉找到了若干姐姐當初的老師和已經留校任教的同學，他們都還記得陸保珍這個名字，甚至還有人能說得出保良小時候的模樣，但與派出所的民警同樣，沒人知道姐姐的下落。姐姐在離校之後，便與這裡斷絕了聯絡。
他們又去了權家的百萬公司，百萬公司大樓依舊，物是人非。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誰當廢品收了，大樓門口進進出出的男女，也看不到一個相熟的面目。
他們最後的去處，便是那家同樣改換了門庭的百萬豪庭大酒樓。走近時才看清招牌改掛在院門之側，已改名為鑑河商務會館。三人瞻前顧後，探頭探腦，縮手縮腳地走了進去，樓裡的裝飾佈局已全然陌生，而迎面碰見的一位前臺經理，居然看去有點面熟。
保良結結巴巴地上去打聽：「呃……對不起，請問您是這兒的經理嗎，您知道原來在這兒的權虎現在去哪兒了嗎？」
那經理一聽權虎二字，不由嚇了一跳，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後的兩位少年，猶豫了片刻疑惑地反問：「你們是哪裡來的？權虎早不在這兒了。」
李臣在保良身後插嘴：「權虎是他姐夫，他是找他姐姐來了。」
那經理這才掛出一副權家舊將的恭敬，對保良點個頭說道：「權虎他爸出事了，權虎已經走了好幾年了。你是從哪裡來呀？」
保良沒說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他繼續問道：「您知道他去了哪裡嗎，我姐姐還和他在一起嗎？」
經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師範學院的老師一樣，只是搖頭：「不知道。」
保良幾乎完全灰心，但他不知是出於僥倖還是出於慣性，又問了一句：「這兒的人還有誰知道他們嗎？」
經理再次毫不猶豫地搖頭：「過去百萬豪庭的人現在就我一個人留下來了，其他人都是後來才來的。」
這是保良重返鑑寧日程計劃中的最後一站，至此希望全部落空。保良謝了那位經理，低頭往外面走去。經理在他們身後又叫了一聲：
「呃，你們……」
保良他們一齊站住，回頭。
經理說：「百萬公司裡的權三槍你們認識嗎？他前些天倒是來過一次，他可能知道權虎到哪去了。」
保良神經一繃：「權三槍？」
經理說：「就是原來權老闆的乾兒子，算是權虎的乾哥吧。權老闆那案子把他也扯進去了，判了三年，前一陣給放出來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鑑寧，在的話你們可以找找！」
保良在鑑寧一共住了三天，沒有找到姐姐和權虎，也沒有找到剛剛出獄不久的權三槍。
劉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車，告別時相約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夏天他們都將在各自的學校畢業，學旅遊服務的劉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級酒店施展所學的專業，學汽車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幹這個專業，也想到省城另謀生計。汽車修理這種活兒又累又髒，而且幹得再好也不能發展成什麼。不象學旅遊服務的劉存亮，幹好了能當領班，能當領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升了主管還有機會提為經理，提了經理就離總經理不算遠了。等到劉存亮當了總經理的那一天，他李臣說不定還在汽修一條街的哪個修車鋪子裡，蹶著屁股給人家卸輪胎呢。
鑑寧太小了，盛不下年輕人的宏偉理想，壯志豪情。
寒假很快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