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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還是上小學的時候，我在外婆家過暑假。印象中那個夏天有些安靜，表弟表妹們都沒有回來。舅舅已經結婚生子，吳家香火後繼有人。舅舅子承父業，跟外公學木工活，在村外開了一個小廠子。他是外婆六個孩子中唯一自由戀愛結婚的。舅媽來自另外一個不太遠的村。她和舅舅相識緣於小姨。小姨是姊妹中讀書最多、也最愛讀書的一個，她從小字寫得很好，性情頗為清高，但命運不濟，高中畢業後進入當地的一家標牌廠工作，舅媽是她的同事。
我記得我還在外婆家住的時候，舅舅和舅媽就已經談上戀愛了。印象中舅媽到外婆家來過幾趟。我對她沒有產生特別的印象，只記得她似乎梳著一個大辮子。外婆並不喜歡這個未來的兒媳，似乎嫌她過於精明厲害，怕敦厚老實的兒子吃虧。但舅舅沒有聽從外婆，雖然也曾鬧過分手，但後來又和好了，結了婚，很快生了一個兒子。
那個夏天，上小學的我在外婆家過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外婆和舅媽當著我的面吵架，吵得很兇。我不記得她們為什麼爭吵了，只記得那個一直深深留在我腦海裡的畫面：她們在堂前（帶天井的廳堂）面對面站著，外婆穿著青色斜襟布衫，一邊手裡幹著活，一邊聲色俱厲地說著；舅媽則一隻胳膊夾著才一歲多的兒子，身子向前傾著，另一隻手在空中揮舞著，激烈地回應。她們互相咒罵著，唾沫在照射進來的夏日光線中飛舞。我站在一旁，茫然無措，心裡很是害怕。多年後，我每每回憶起這個畫面，就像看一個默片，聽不見她們的聲音，只看見她們快速張合的嘴唇和燦爛陽光下揮舞的手臂和橫飛的唾沫。而我是唯一的觀眾。
此後，無論時間流逝，我對舅媽在心理上總或多或少有了隔閡。外婆無疑也是強勢的。聽母親說，那時家裡吵得如此厲害，以至於溫和的外公想搬出去圖個清靜，被外婆斷然阻止。外婆說，為什麼要讓著她？同樣溫和的舅舅夾在中間常常是無能為力，無所作為。如今，年事已高的外婆也不得不依靠媳婦照顧了，但中間仍隔了層東西。
那時的外婆仍是強壯有力的，雖然年過五十，但下地勞動，裡外持家，都靠她一個人。「我什麼都能種，做出來的蘿蔔這麼大。」在今年年初的那次談話中，她一邊用手比劃著一邊說。她說外公總是把錢交給她的。她對著母親說：「他對我很好，我就很平心，很知足。他有什麼吃的都帶回來給我。我理家，把家理得好好的。你爹把錢給我，我知道應該買什麼東西，我每天想著怎麼用這點錢。我知道買什麼糕點給兒孫們。你爹不懂這些。」
外公是一個溫和的人，內向，不愛多說話，晚間興致好的時候他喜歡獨自飲一盅黃酒。他抽菸抽得很厲害，因此常常咳嗽。他只是在農忙的時候偶爾幫外婆做點農活。大部分時間，他在堂前刨木頭，用墨盒畫線，或者就是坐在那裡抽菸。他瘦弱的身軀因劇烈的咳嗽而愈發顯得單薄。外公並不是一個輕易表露自己感情的人，和大多數農村裡的男人一樣，他也重男輕女，但他對我是好的。
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回老家，我們在小姨家做客。小姨之前出來打工曾住在我們家，我父母幫她在部隊的招待所找了一個前臺的工作。我經常感慨她的大材小用和人生際遇的不平，但小姨自己似乎已經不再抵抗命運。她一直過了三十還沒找物件——她對人仍是要求高的。後來在家裡人的各種壓力和介紹下選了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小姨父來自我父親的那個鎮，務農之外，他以踩人力車拉客賺點外快，但賺得很少。我想小姨終究決定向命運妥協。她跟著小姨父回到鎮上，幹起了農活。收入少得可憐。他們生了一對龍鳳胎，經濟壓力更加沉重。我們常常想在財務上給她一些幫助，但她總是拒絕，並會千方百計地還回來。孩子們考上大學後，自尊要強、拒絕資助的小姨終於向親戚們開口，她說這些錢以後會慢慢還的。
那一次回老家，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記。我記得我站在小姨房子的門檻內，外婆站在門檻外，旁邊還有小姨和母親。外婆顯得心神不寧。她說，她剛從廟裡回來，她去給外公求了一個籤，算了一卦，說是如果能熬過這個年關，就暫時不會有事了。我很是震動。我竟不知外公的身體狀況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我被一種親人要離去的恐慌和生命的不確定性攫住，忽然害怕起年關的到來。
外公熬過了那個年關，我們都鬆了口氣，外婆也愈發心誠地念佛——她是整個家庭裡唯一信佛的人。
然而，外公終究沒有熬過太長的時間。1990年4月的一天，我上高一，老家忽然來電話說外公快不行了。父母立即趕回去了。三天後，外公走了。母親後來告訴我們，外公死前非常痛苦，渾身癢得厲害，都撓出了血。我聽了很難過，想起小時候讓外公給我撓「角角嶺」，他總是撓不對，我就撒野。
然而，外公去世帶來的震動很快在與老家隔絕的世界中消逝了。自從上高中後，我就不怎麼回老家了。我的生活被其他的東西佔據了：備戰高考、成長的煩惱、人生的困惑、對未來的憧憬和迷茫。老家的山水人情似乎都在慢慢離我遠去。及至到北京上大學，就更少回外婆家了。
外公去世後，石頭嶺只剩外婆一個人（舅舅一家於80年代末去了杭州發展），子女們便經常接她出來住，怕她一個人沒人照顧，又寂寞。不過，外婆習慣了農耕生活和自己的家，出去住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特別是清明時節，必然是要回去給外公掃墓，以及挖春筍的。
很久以後，我已經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到石頭嶺，驚訝地發現這個充滿童年記憶的村莊，已近消亡。老年人離世的離世，年輕人則全部出去打工了，只剩下兩個常住人口——我的大表舅和他愛人，繼續著農耕生活。他們的三個孩子也都在外地。（如今就連他們兩口子也在山腳下的鎮裡買了帶現代衛生間和廚房的新房，只在採茶季節回石頭嶺了。）外婆一年只回來住幾個月。除了外婆和大表舅家的房子，其餘的大都坍塌了，底下的池塘水也幾近乾涸。不過是二十餘年間，人和物就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外婆年紀愈來愈大，但常年的農作生活令她身體健康。倒是在城裡住的時候，她很不習慣。那裡，她不認識任何其他人，又有語言障礙。大部分的時間她只能坐在屋裡，無事可做。她常常閒不住，想在飯後幫忙收拾碗筷，或是洗洗衣物，但總是被兒女們阻止。
七八年前，外婆終因體力不支幹不動農活了，被子女們說服完全離開石頭嶺。從此石頭嶺的老屋迅速地衰敗下去，先是做飯的灶頭倒了，後來半間廚房整個倒塌了。外婆知道很著急，讓舅舅去修。但懶散的舅舅總是拖著，因為修起來也沒人去住，總不能讓外婆一個人住那。於是，到今天為止，修繕工作仍未啟動。
這兩年，隨著外婆越來越多地說「要走了」這樣的話，把老屋修起來的事重新被提起。外婆是想回到老屋去離開這個世界的，只有石頭嶺的那個家才是她真正的家，讓她內心安寧的家。但每次和母親說起這事，她也總說不現實。不是修繕難，而是修起來了也不可能有人陪外婆回去度過她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聽到這裡我也只能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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