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們聽說，這裡的牧民們吃過很多虧。搶羊的匪徒曾經假扮遊客住到牧民家裡，半夜把主人控制了，裡應外合用大卡車把羊全部拉走。
第二天我們特地回去找魏大哥道別。三輪開出去一段了，魏大哥又追上來給我們送西瓜。
隔天路上，我和汪浩喝了好多別人送的酒，三輪在空蕩蕩的國道上扭來扭去。小日啊有點緊張，我們就扭得更歡了，放聲浪笑。遠處居然出現一個人的背影，拄柺杖一瘸一拐地走著。當時我們酒就醒了，這麼荒無人煙的地方，熱氣蒸騰的，居然有人。我們把車停下，問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個人口齒不清，說他從山東來，要去山西。我們告訴他走錯了，這都到內蒙古了。他很堅持自己沒走錯，跟我們據理力爭，「太陽從西邊升起來，我往太陽昇起的方向走一定會走到。」還拿出了一張陝西太白山旅遊地圖，說我們的地圖是假的，他的才是真的。我們崩潰了。
這是個精神病患者吧，簡直難以想象他已經走了多久。我們生怕他死在路上，就捎上他接著往前開。路上撿了個人我還挺高興的，一路跟他聊天，隨口瞎編一些歌唱給他聽。他跟我們說話，我們就點頭表示認同。其實他話都說不清楚，我基本沒聽懂他在說什麼。
到了鄂托克旗，我們把他帶到了派出所。民警瞭解了一下他的情況，他叫屈慶平。他揹著一床棉被，兜裡有半袋泡麵，還帶著一個扳手。他跟民警說，自己是從去年秋天開始走的。我們拍了拍他的肩跟他道別，又繼續上路了。
後來我時常想起他，無數次跟各種朋友提起，搞得大家都很掛念他。有時候我會懷疑當初把他送到派出所到底對不對，是不是一手斷送了他的流浪生涯。我們都覺得流浪漢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好多人都夢想擁有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的自由，但嚮往「在路上」的人比真正上路的人多得多。我們遇到許多人，得知我們在幹嗎後都表示欣賞，並且請我們吃飯。有個說川普的光頭大叔聽說了我們的事，一定要請酒。他是做水果收購批發生意的。酒過三巡，大叔提出讓他剛高考完的兒子跟著我們走一遭，還立刻給兒子去了電話。可惜在電話裡就被拒絕了。另外一個大叔煞有介事地說要把他身上帶著的一個重要的東西送給我們——他的公交車駕駛工作證影印件。他非常羨慕我們，說他年輕時也想像我們這樣，一路唱歌、流浪。
這樣的話我們聽太多次了，我一直不知道該用什麼表情和話來回答這些感慨。
六
出沙漠那天天特別漂亮，潔白的雲朵像葡萄一樣一串一串的。車又壞在了路上，我們大吵一架，就地解散。
當時我們停下修車，讓小日啊先往前騎。他騎出去好久，我們才發現修車工具在腳踏車車兜裡，又把他喊回來。小日啊回來了，帶著一股子怨氣。汪浩也突然爆發，開始猛砸車子。三個人都沒由來地火冒三丈。我們吵成一團，把啤酒罐用力摔在地上。
後來我沒力氣了，撿起一罐啤酒開啟，說：「為了奧運，乾杯吧，朋友！」喝了一大口。混亂停止了。汪浩背起鼓原路往回走去。小日啊也騎上車先走了。
我一個人被撂在原地，坐了好久。
只剩我一個人，車變得很輕。我把油門擰到底，開進了沙漠，一路狂飆。我數著路邊的里程碑計時，估計時速達到了100多公里，這輛車從沒開這麼快過。跑一段我就得停下車，用水給發動機降溫。還對著滾燙的發動機撒尿，散出一股騷味。
這條路似乎是已經廢棄了的主幹道，修得平整，但空蕩蕩的。車胎壞了，我下車補胎。天氣太熱了，我站的地方被汗水打溼了一圈。後來水也快沒了。車胎磨爛沒法再補，我不知道離下一個城鎮還有多遠，也管不了了。我往破車胎裡墊了兩塊舊胎，就開著沒氣的三輪一路顛著往前猛跑。
開著開著，一隻蜻蜓突然撞在我的風鏡上。往前一看，前面出現一片綠色，回過頭，後面是一片黃色，好像有條明顯的分界——我走出沙漠，進了銀川。
那天吵完架，小日啊騎車走了一段，搭上中巴到了銀川。汪浩往回走，也搭上去銀川的車，打算到那兒坐火車回家，但真到了氣也消了。我們在銀川重新會合，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七
銀川真是個好地方。八車道的北京路簡直是銀川的長安街。這裡吃得好，看起來人民也很幸福，連要飯的都有尊嚴。我們在福州街看到要飯的老頭，一個個正襟危坐，乾乾淨淨的。
我們在中山公園後門賣唱，圍觀的人特別多，有好多漂亮姑娘。很多人聽過我們常唱的蘇陽之類的歌，還有人主動一展歌喉，特別熱鬧。後來城管找上來，居然客氣地敬禮，還跟我們和邊上的小販說，一會兒領導來，等領導走了你們再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