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靖：我自己感覺新聞和傳播專業的學生有一種虛無主義的情緒，有一點沮喪。在課堂上交流現實社會中有爭論的議題，他們的興趣不是很大，我得到的回應不多，這也許和中國學生公共表達的習慣也有關係。其實學媒體的學生應該對社會充滿了好奇心、熱情和介入感，但他們大都是一種公事公辦的態度，為了完成學業才提供觀點。
甚至是媒體行業的一些重大話題，大家對身份、職業的發展都有焦慮，可是在學生中就感受不到太大的熱情。這也可能和我們的學生整體上的就業去向已經非常多樣化有關係，大家畢業以後不再集中去媒體，媒體人的身份意識在我們的教育裡已經非常淡了，多數人只是把學位當作一個階梯。
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講，學生們對新媒體、新技術是嚮往的，哪怕並沒有太多認識，但非常好奇，被大的洪流裹挾。如果要實習的話，他們對網際網路公司的興趣也是很大的。
正午：這個變化是最近發生的嗎？有沒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吳靖：之前也會有，但風氣的確在變化。在任何時候，理想主義都是一個小的群體，但是這個小群體所產生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今天，你感覺到這個小群體真的是一個很邊緣的、自我堅持的群體，他們已經沒有平臺去表達這個群體的身份意識，而之前還是有的。
在這之前，媒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儘管傳統媒體的話語權也是不平衡的，但理想主義的話語結構還是擁有它的表達渠道，但現在因為新媒體的碎片化，草根的、世俗的、虛無主義的觀念完全通過新的媒體形式（微博、微信、影片等）來傳播，理想主義的聲音很少聽到了。在前幾個星期的本科課堂上，我講到某個新聞事件，在學生中間的認知度非常低，我就順便問了一下大家的媒介使用習慣，結果150人的通選課上，基本沒有人使用新聞客戶端，少數人訂閱了澎湃的微信公眾號。大家不讀新聞了，這不僅僅是紙媒的問題。
正午：那麼這背後到底是什麼問題？有沒有一條結構性的線索來理解這種變化？前一段時間還有業界的聲音認為學界給予的支援不夠。
吳靖：我看到的主要是資本的影響，業界對此是基本無視的，他們看到的最大的阻力仍舊是權力。業界提到的許多例子反而是在資本的裹挾下，媒體主動尋求市場利益來損害新聞公信力，從而受到權力的懲罰。這些案例中的權力，是在代表社會對媒體行使規範權。
當然這種規範權的行使方式與程式存在爭議，但在新聞全面市場化和商業化的語境下，新聞活動天然的正義性已經不存在了，它已經越來越多地在為特定的利益集團以及資本去服務，所以學術界從新聞倫理的角度進行批判，我覺得是在維護傳統的新聞理想：為公共服務，生產公共領域。
今天，媒體不是超越其他利益集團的存在，而是本身也成為了一個利益集團。在媒體的持續滲透下，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利益都要通過媒體表現出來，其中影響最大就是資本，現在的政治權力也是通過資本的形式來對新聞媒體進行控制，它們之間是一種既博弈又相互利用的關係。而在社會各方面的權力精英越來越統合的今天，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博弈也並不意味著公眾會成為附帶受益者。
二
正午：在我們之前的一篇訪談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孟冰純老師提到，新媒體的變革並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傳統的政治經濟結構？
吳靖：網際網路思維根本就是商業思維—資本在新的環境下如何尋找新的市場動力。一直以來，資本就把網際網路定義為營銷渠道、商業渠道，而不是公共領域。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的公共領域是由新聞的內容和評論構成，而廣告和公關的部分是由媒介倫理這樣一種還算有一定強制性的規則給規範起來的，而在網際網路時代，這兩者之間的牆消失了。你會發現不是公共領域的邏輯左右了私人領域，而是逐利的邏輯左右了公共領域。
早期討論的自媒體，樂觀的人看到的是讓更多普通人進入公共話語生產，好像是更加民主化的趨勢，但他們沒有看見的是，公共領域的言論生產是經過文化、制度的建設才形成，關於資訊來源、真實性、客觀中立這一套倫理不是被動的職業規範，而是一套社會倫理，也是一套公共表達的倫理，但是新媒體帶來的新的言論表達空間和平臺沒有帶來新的規範，所以就很天然地和資本所塑造的規範結合在一起，實際上就是廣告和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