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法律，也喜歡犯法。所謂犯法，倒不一定是殺人越貨，而是小小的越軌舉動，妙在無目的。路旁豎著「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邊去。《紡棉花》的犯規就是一本這種精神，它並不是對於平劇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地輕輕推搡一下——這一類的反對其實即是承認。
中國人每每哄騙自己說他們是邪惡的——從這種假設中他們得到莫大的快樂。路上的行人追趕電車，車上很擁擠，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惡狠狠的叫道：「不準停！叫你別停，你敢停麼？」——它果然沒停。他笑了。
據說全世界惟有中國人罵起人來是有條有理，合邏輯的。英國人不信地獄之存在也還咒人「下地獄」，又如他們最毒的一個字是「血淋淋的」，罵人「血淋淋的驢子」，除了說人傻，也沒有多大意義，不過取其音調激楚，聊以出氣罷了。中國人卻說：「你敢罵我？你不認識你爸爸？」暗示他與對方的母親有過交情，這便給予他精神上的滿足。
《紡棉花》成功了，因為它是迎合這種吃豆腐嗜好的第一齣戲。張三盤問他的妻，誰是她的戀人。她向觀眾指了一指，他便向臺下作揖謝道：「我出門的時候，內人多蒙照顧。」於是觀眾深深感動了。
我們分析平劇的內容，也許會詫異，中國並不是尚武的國家，何以武戲佔絕對多數？單隻根據三國志演義的那一串，為數就可觀了。最迅疾的變化是在戰場上，因此在戰爭中我們最容易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與處事的態度。楚霸王與馬謖的失敗都是淺顯的教訓，臺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婦，都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計》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淚。為老軍們絕對信仰著的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見的一個完人。在這裡，他已經將鬍子忙白了。拋下臥龍崗的自在生涯出來幹大事，為了「先帝爺」一點知己之恩的回憶，便捨命忘身地替阿斗爭天下，他也背地裡覺得不值得麼？鑼鼓喧天下，略有點悽寂的況味。
歷代傳下來的老戲給我們許多感情的公式。把我們實際生活裡複雜的情緒排入公式裡，許多細節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感情簡單化之後，比較更為堅強，確定，添上了幾千年的經驗的份量。個人與環境感到和諧，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謂環境，一大部分倒是群眾的習慣。
京戲裡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中國在它的過程中的任何一階段。它的美，它的狹小整潔的道德系統，都是離現實很遠的，然而它決不是羅曼蒂克的逃避——從某一觀點引渡到另一觀點上，往往被誤認為逃避。切身的現實，因為距離太近的緣故，必得與另一個較明徹的現實聯絡起來方才看得清楚。
京戲裡的人物，不論有什麼心事，總是痛痛快快說出來；身邊沒有心腹，便說給觀眾聽，語言是不夠的，於是再加上動作，服裝，臉譜的色彩與圖案。連哭泣都有它的顯著的節拍——一串由大而小的聲音的珠子，圓整，光潔。因為這多方面的誇張的表白，看慣了京戲覺得什麼都不夠熱鬧。臺上或許只有一兩個演員，但也能造成一種擁擠的印象。
擁擠是中國戲劇與中國生活裡的要素之一。中國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間呱呱墜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間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君王。（「絕代豔后」瑪麗安東尼便在一間廣廳中生孩子，床旁只圍著一架屏風，屏風外擠滿了等候好訊息的大臣與貴族。）中國人在哪裡也躲不了旁觀者。上層階級的女人，若是舊式的，住雖住在深閨裡，早上一起身便沒有關房門的權利。冬天，棉製的門簾擋住了風，但是門還是大開的，歡迎著闔家大小的調查。清天白日關著門，那是非常不名譽的事。即使在夜晚，門閂上了，只消將窗紙一舐，屋裡的情形也就一目瞭然。
婚煙與死亡更是公眾的事了。鬧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病人「回光反照」的時候，黑壓壓聚了一屋子人聽取臨終的遺言，中國的悲劇是熱鬧、喧囂，排場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戲裡的哀愁有著明朗，火熾的色彩。
就因為缺少私生活，中國人的個性裡有一點粗俗。「事無不可對人言」，說不得的便是為非作歹。中國人老是詫異，外國人喜歡守那麼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結果，最幽微親切的感覺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觀者自衛地解釋一下。這養成了找尋藉口的習慣。自己對自己也愛用藉口來搪塞，因此中國人是不大明瞭他自己的為人的。群居生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之間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脫略的高人嗜竹嗜酒，愛發酒瘋，或是有潔癖，或是不洗澡，講究捫蝨而談，然而這都是循規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們從人堆裡跳出來，又加入了另一個人堆。
到哪兒都脫不了規矩。規矩的繁重在舞臺上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京戲裡規律化的優美的動作，洋人稱之為舞蹈，其實那就是一切禮儀的真髓。禮儀不一定有命意與作用，往往只是為行禮而行禮罷了。請安磕頭現在早經廢除。據說磕頭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雖不會磕，但逢時遇節很願意磕兩個頭。一般的長輩總是嚷著：「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順風地接連磕了幾個頭，誰也沒攔我。晚近像他們這樣慣於磕頭的人家，業已少見。磕頭見禮這一類的小小的，不礙事的束縛，大約從前的人並不覺得它的可愛，現在將要失傳了，方才覺得可哀。但看學生們魚貫上臺領取畢業文憑，便知道中國人大都不會鞠躬。
顧蘭君在《儂本痴情》裡和丈夫鬧決裂了，要離婚，臨行時伸出手來和他握別。他疑心她不貞，理也不理她。她悽然自去。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入情入理，動人心絃，但在中國，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習慣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現，近於下意識作用。中國人在應酬場中也學會了握手，但在生離死別的一剎那，動了真感情的時候，決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訣的表示。在這種情形之下，握手固屬不當，也不能拜辭，也不能萬福或鞠躬。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的，除了在戲臺上。京劇的象徵派表現技術極為徹底，具有初民的風格，奇怪的就是，平戲在中國開始風行的時候，華夏的文明早已過了它的成熟期。粗鄙的民間產物怎麼能夠得到清朝末葉儒雅風流的統治階級的器重呢？紐約人聽信美術批評家的熱烈的推薦，接受了原始性的圖畫與農村自制的陶器。中國人舍崑曲而就京戲，卻是違反了一般評劇家的言論。文明人聽文明的崑曲，恰配身份，然而新興的京戲只有一種孩子氣的力量，含了我們內在的需要。中國人的原始性沒有被根除，想必是我們的文化過於隨隨便便之故。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難找到中國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