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一六年底，我終於受傷了。
那時，我們剛剛從戰壕裡出來，正在一段路上行軍，距前線大約一英里，應該是安全的，但可能此前不久，那裡已處於德國人的射程之內。突然，他們開始打過來幾發炮彈——是那種高能量的玩意兒，差不多一分鐘才打一發，就是常見的「啾——！」，然後是「嘭！」的一聲，炸響在左邊地裡。我想打中我的是第三發，聽它飛來，我馬上就知道是衝我來的，上面寫有我的名字呢。聽別人說，你總是知道哪一發是衝你來的，它的聲音不是一般炮彈所發出的聲音，而是：「我衝你來了，你個xx，你，你個xx，你！」——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大約三秒鐘內，最後的一聲「你」就是爆炸聲。
我感到好像有隻空氣做的巨手把我掃開。馬上，隨著迸破和碎裂的感覺，我掉進路邊溝裡的一大堆舊罐頭盒、木頭碎片、鏽鐵絲網、糞便、空彈兩天它都區別藥盒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中。人們把我拖出來並把我身上的灰塵清理了一部分後，發現我傷得不厲害，只是有很多彈殼小碎片炸進我屁股一側和腿後部靠下面的地方安營紮寨。但幸運的是，我落下時摔斷了一根肋骨，受傷程度剛好讓我可以被送回英國。我那個冬天的時間都花在一個醫護營裡，就在靠近伊斯特本的石灰岩地區。
你知不知道那種戰時的醫護營？一長排一長排的木製小屋就像雞舍，直接建在能凍死人的石灰岩上——人們曾稱之為「南岸」，讓我納悶「北岸」會是怎麼樣——那裡的風好像吹自四面八方。穿著灰藍色法蘭絨軍裝、繫著紅色領帶的夥計一群群游來蕩去，想找個避風處，可是從來找不到。有時，伊斯特本有名男校的小孩兒會兩個一排被領著給我們發煙卷和薄荷冰淇淋，他們稱我們為「掛彩的大兵」。會有一個臉蛋粉紅、年齡八歲左右的小孩兒走到坐在草地上的一堆傷兵那裡，撕開一包伍德百恩菸捲，然後神情肅穆地給每人發一支，就好像在動物園裡喂猴子一樣。不管是誰，只要身體還行，都會在那片石灰岩地區逛上幾英里，希望能碰到女孩，可附近從來沒有幾個女孩。營房下面的山谷裡有片矮樹林，離黃昏還很早時，能看到每顆樹那裡都靠著黏在一塊的一對男女。有時，如果那剛好是棵粗樹，每邊就會有一對。關於那段日子，我主要記著的是坐在荊豆樹叢邊上，就在凜烈的寒風裡，手指被凍得彎曲，嘴裡是薄荷冰淇淋味道。那就是當兵時的代表性記憶，但是不管怎樣，我那時已不再是個大兵。我受傷前，我們的指揮官把我作為提級物件報了上去。不過這次軍官奇缺，任何人只要不完全是個文盲，只要他願意，就能得到任命。出院後，我直接去了考爾切斯特的軍官培訓營。
戰爭對人的影響很奇怪。僅僅不到三年前，我還是個手腳麻利的鋪子裡的售貨員，繫著白圍裙，腰彎在櫃檯上，嘴裡說著「是，太太！沒問題，太太！還要點什麼，太太？」往前看，當個雜貨商就是我的前途，至於當軍官，在我腦子裡跟得到騎士爵位一樣遙不可及。而如今的我，已經戴上了怪里怪氣的帽子和黃色領圈，大搖大擺地走路了，跟其他臨時的上等人（有人出身便是如此）混在一起，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掉份。而且——這才是我要說的——從哪方面說都不會感到奇怪，那年頭，什麼都見怪不怪。
就好像你被一臺巨型機器捉住，你感覺到再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行事，同時也沒有想抵抗的念頭。人們如果沒這種感覺，那麼不管什麼仗，都不會打得超過三個月，部隊也就收拾傢伙各自回國了。我為什麼要參軍？還有，為什麼有一百萬別的蠢貨會在強制徵兵前參軍？一半是因為好玩，一半是因為英國，英格蘭我的英格蘭，我的佈列顛千秋萬代如何如何的玩意兒。但那些又能持續多久？我所認識的多數夥計還沒到法洗衣粉放在紅國前，就忘得一乾二淨。戰壕裡的那些人不是愛國者。他們不恨德國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勇的小個子比利時人以及德國人在布魯塞爾的街道上在桌子上強姦修女（總是在「桌子上」，好像那樣更惡劣似的）。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想著要當逃兵。那機器已經捉住了你，它想把你怎麼樣就能把你怎麼樣。它把你抓起來，然後把你扔到某些地方幹某些事情，那都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就算它把你扔到月亮上，也不會特別離奇。從我參軍那天起，老日子就算過到了頭，好像不再與我有關。從參軍那天起，我惟一一次回下賓非爾德就是參加我媽的葬禮，不知道你信不信？現在說起來難以置信，但在當時好像再正常不過。我承認部分是因為愛爾西·沃特斯，不用說，我走了二三個月後就不再給她寫信。毫無疑問她又搭上了別人，我不想跟她再見面。如果不是為了這，我在有點假期時也許會回去看看我媽，她曾在我參軍時大發脾氣，可是她也會因為有個穿軍裝的兒子而自豪。
我爸一九一五年死的，我當時在法洗衣粉放在紅國。跟那時比起來，我爸的死現在更讓我傷心，這並非言過其辭。在當時，那只是壞訊息中的一條，我接受了這個訊息，卻幾乎毫無興趣，腦子裡空空的，感情淡漠。在戰壕裡，人們就是那樣對待任何事的。我記得我爬到地下掩體的進口處，好趁著亮光看信，我還記得我媽滴在信上的淚痕，還有膝蓋上的痛覺和泥巴的氣味。我爸的壽險保險單幾乎按全部價值抵押了，不過銀行裡還有點錢。撒拉辛斯準備購下存貨，而且出於好意，甚至多付了點錢。不管怎樣，我媽有兩百鎊多一點，還不包括傢俱。她暫時去住在她表妹家，她表妹嫁的是個小農場主，從戰爭中撈了不少，地方是在華爾頓另一邊幾英里遠的多克西利附近。我媽住在那兒只是「臨時的」，當時無論對什麼，都有種「臨時的」感覺。要在那年頭——說是那年頭，其實僅僅過去了一年——這種事會是令人震驚的大災大難。我爸死了，鋪子賣掉了，我媽在這世上還有兩百鎊錢，往前看，未來有點像是場十幾幕長的悲劇，最後一幕便是窮人的葬禮。但在那時，戰爭和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感覺籠罩了一切，人們幾乎不再想破產和濟貧院的事。甚至對我媽來說也是這樣，老天為證，她曾經對戰爭僅僅有著極為模糊的概念。還有，她當時已在走向死亡，雖然我們倆都不知道。
我在伊斯特本住院時，她來看過我，那時我已有兩年多沒見過她了，她的樣子讓我有點震驚。她似乎退了些顏色，不知道為什麼，也縮小了。部分原因是到那時我已經長成大人，也出門見了世面，對我來說，無論什麼都變小了，但無疑她是變瘦了，膚色也黃了些。她用她一貫的絮絮叨叨的方式說著瑪莎姨媽（就是跟她一塊住的她的表妹）和下賓非爾德的變化。小夥子都「走了」（意思是參軍了），她消化不良的毛病「一天比一天厲害」，還有我那可憐的爸爸的墓碑以及他死時樣子多麼安詳等等。都是那些老話，我聽了很多年的老話，卻不知為何，好像是由鬼魂說出，再也打動不了我。我所知道的她一直是個很了不起的，類似保護者的角色，有點像是船頭的飾像，還有點像孵蛋的母雞，但不管怎樣，那時的她只不過是個穿黑裙子的小個子女人。她的一切都變化了，退色了。那是她死之前我跟她見的最後一面。我在考爾切斯特訓練學校時接到一封電報，裡面說她病得很重，我就馬上請了一星期的假，但還是太晚，我趕到多克西利時她已經死了。她自己還有別人想像的消化不良其實是體內長了某種腫瘤，一次胃突受風寒而最終奪去了她的生命。醫生想讓我不致過份傷心，說腫瘤是「良性」的，那讓我想到用這詞來稱呼它真是怪事，因為照我看，正是那個害死了她。
我們把她埋在挨著我爸的地方，那是我對下賓非爾德的最後一眼。它變化很大，儘管僅僅才過去三年時間。有些鋪子關門了，有些換了名字。幾乎所有我從小就認識的男的都不在了，有幾個死了。錫德·拉夫格魯夫死了，是在索姆河戰役中戰死的；「黃毛」沃森，那個曾屬於「黑手幫」的農場小夥子，能活捉兔子的，他死在埃及；有個跟我在格里梅特的鋪子裡一起幹過的夥計斷了兩條腿；老拉夫格魯夫關了他的鋪子，那時住在離華爾頓不遠的小屋裡，靠的是一份微薄的年金。老格里梅特則不一樣，他在戰爭中撈了不少，而且成了一個愛國者，是本地拒服兵役者審訊委員會成員。但是讓這個鎮子顯得空蕩荒涼的最主要因素，是馬匹全沒了，每一匹值得拉走的馬很早之前就被徵用。出租馬車還有，但是拉它的那匹畜生如果不是有轅杆撐著，站都站不住。葬禮開始前一個鐘頭左右，我在鎮上轉了一下，跟人們打招呼，也在炫耀我的軍裝。幸運的是我沒碰到愛爾西。我看到了所有變化，但好像又沒留意到變化，我的心思跑到了別的事情上，主要是讓人看到我身穿少尉軍裝時心裡的那股得意勁兒。我戴著黑色的臂章（配在卡其布軍服上很是醒目），穿著新的呢料子馬褲。我清清楚楚記得我們站在墳墓邊上時，我還在想著我的呢料馬褲。後來，他們把一些土拋在棺材上，我突然意識到我媽躺在幾英尺的土下意味著什麼。我鼻子一酸，眼裡有了淚水，但即使在那時，呢料馬褲也並未完全從我腦子裡消失。
不要覺得我對我媽的死無動於衷，我的確在乎。我不再是在戰壕裡了，我對死會感到難過。但是我他媽根本不關心，甚至也沒意識到正在發生的，是我所瞭解的那種老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回。瑪莎姨媽對有我這樣一個當「真正軍官」的外甥很感自豪，要不是我攔著，她就會對葬禮大操大辦。辦完後，她坐公共汽車回了多克西利，我則乘出租馬車到了火車站，坐火車去倫敦，然後再到考爾切斯特。馬車經過了我們家的鋪子，自從我爸死後，就沒人接手它。它關著門，窗玻璃上的灰多得成了黑色，招牌上的「s.保靈」字樣被他們拿水管工用的噴燈燒掉了。唉，那就是我從小孩兒長成男孩兒，最後成為一個大小夥子所住的房子。在那裡，我在廚房的地板上爬來爬去過，聞到過豆飼料的氣味，讀過《無畏者多諾文》，做過文法學校的家庭作業，做過麵包糊，補過腳踏車胎，試戴過我的第一副高領圈。在我眼裡，它曾經像金字塔一樣永恆不變，現在我卻只會在有什麼事時才會重返。我爸，我媽，喬，跑腿的男孩兒，老獵犬尼勒，「點點」——尼勒之後的那隻獵犬，紅腹灰雀傑基，貓，閣樓上的耗子——全不在了，除了灰塵，什麼也沒留下，可是我他媽都無所謂。我為我媽的死感到難過，那會兒，我甚至為我爸的死感到難過，但同時，我心裡還想到了別的事情。我因為被人看到坐在出租馬車裡而感到有點自豪，當時我對那玩意兒還不習慣。我還在想著我的新呢料馬褲有多麼合身，還有我那軍官用的光滑平展的綁腿，跟大兵們用的粗料貨太不一樣了。我也在想著考爾切斯特的夥計們，想到我媽留給我的六十鎊和那筆錢能讓我們吃多少頓大餐。我還在感謝上帝沒讓我不巧再碰到愛爾西。
戰爭對人的影響異乎尋常，跟它殺人這方面比起來，有時候它在並非把人殺死這方面更異乎尋常。就像那是一股特大洪水，把你向死亡裹挾而去，然而突然，它把你衝到一個回水處，在那兒，你會發現自己在做著匪夷所思而且毫無意義的事情，而且為此領著不薄的薪水。有些工兵營在沙漠裡修著哪兒也通不到的鐵路，有些夥計被放逐到大洋裡的島上，來警戒德國人幾年前就被炸沉的巡洋艦，還有這樣那樣養著大批文職人員和打字員的政府部門，在其功能不存後仍年復一年存在著，靠的是某種慣性。人們經常被派去做一些無意義的工作，然後被當局一忘就是幾年。發生在我身上的正是這樣，否則我也不會待在那裡。但事情的前後經過倒挺有意思。
在對我的任命宣佈後沒多久，軍火供應委員會需要招進軍官。訓練營的指揮官聽說我懂一點雜貨生意（我沒說漏嘴我實際上只是站過櫃檯），他馬上要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一切順利，我就要去另一個位於英格蘭中部某處的軍火供應委員會軍官訓練營時，當時又需要找一名懂點雜貨生意的年輕軍官去給約瑟夫·奇姆爵士做秘書之類的工作，他是軍火供應委員會里的大人物。天曉得他們是怎麼回事，但不管怎樣，確實是選中了我，我一直以為他們是把我的名字跟別的搞混了。三天後，我到了約瑟夫·奇姆爵士的辦公室向他敬禮報到。他是個身材瘦削，腰幹筆直，很帥氣的老頭子，頭髮灰白，鼻子長得很端正，我馬上對他有了好感。他看上去是那種完美的職業軍人，是個有軍階的kcmg或dso(注：兩種勳位)。他也可能是德·雷什克的廣告裡那個夥計的孿生兄弟，可他在非公職生活裡，是個連鎖雜貨店的總裁，他因為「奇姆減薪制度」而在全世界都知名。我進去時，他停筆打量了我。
「你是個上等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