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信放進口袋，起身走出後門。熱風已經停歇，天氣現在涼爽點了。西邊地平線上還殘留著一抹夕陽，但天東邊卻可以看到星星了。
他走出院子，來到玉米地頭，在一行行高高的玉米中間行走。幾百碼之後到了一座小丘，據說那是座印第安人的墳墩。平坦的丘頂，可以耕種，但他家從未有人在上面種莊稼，也要求後來的馬勒家同樣如此。小丘上長著高高的黑麥草，一棵孤零零的白樺樹挺立在靠近丘頂的地方，不知是有人種植的還是它自己在這裡紮了根。
基思站在白樺樹旁，向下面的玉米地望去，他小時候來這兒玩過，成年之後也來過這兒思考問題。
他倆也沒在兩市中間找個地方見面。那要怪他的傲氣、他的自負，或者別的什麼。當時他倆就要團聚了，而她卻在那個時候與別的男人有了性關係。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可是，他當時並沒有提出同她結婚，也許是因為他不想讓她成為年輕的寡婦。結婚還是不結婚？這就是戰爭時期典型的兩難境地。他記不確切他倆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他肯定她是記得的。
他在白樺樹根旁坐下來，仰望天上的星星。在華盛頓，他幾乎看不到星星；但在這鄉間，夜晚的天空令人著迷，令人心醉。他凝望星空，找出他認識的那些星座，想起他曾同她一起在夜晚看星星。
當他度完越戰後的假期，還有一年的服役期，但他決定延長服役，於是申請去馬里蘭州霍拉伯德堡的軍事情報學校學習。他的申請被批准了。這是一個有趣的行當，他確實喜歡這項工作，他接到命令在這場永無休止的戰爭中第二次出征，不過這次是以一名情報分析官的身份上任的。他晉升為上尉，薪水豐厚，任務不錯。這比打仗強，比斯潘塞城強，也比回到一個發瘋的國家強。
他倆停止了通訊，但他聽說她退出博士課程去了歐洲，而後又回到斯潘塞城參加一個表親的婚禮。據一位參加婚禮的朋友說，就是在那次婚禮上，她遇見了克利夫-巴克斯特，顯而易見，他們兩人在婚禮上及婚禮後相處得很愉快，因為幾個月後他們就結婚了。這不過是他聽說的而已，但那個時候，他已不再想知道這些事了。
基思從口袋裡拿出那封信，但在越來越暗的光線下無法再讀。他注視著信，回憶起大部分內容。信裡的詞句都是些無關緊要的話，但卻是往昔一切的產物，都是他渴望聽到的，他明白她寫這封信多麼不容易；他也明白，她把信放進他的信箱，說要來看他是冒著幾分危險的。危險不僅可能來自克利夫-巴克斯特的肉體懲罰，還可能是在感情上受到打擊。他們倆中任何一個都不能承受再一次的失望和傷心。可她決定冒一次險，事實上兩人中是她先走一步，他喜歡她這樣做。
基思把信放進口袋，漫不經心地拽了拽身邊的野草。
他得知她結婚的訊息之後，就不再想她了。就這樣持續了一個星期，他想給她寫一封簡短的祝賀信；他明知不當還是這樣做了，當然信是寄到她父母家中的。她寄來一封更為簡短的回信，感謝他的好意，並要求他從今以後不再寫信給她。
他總是在想，他倆總有一天會團聚；或許她也是這樣想的。說實話，他們兩人中沒有一個會忘記對方，六年了，他倆一直是朋友、知音和情人，成為對方生命和人格的一部分；他倆在一起經歷了成長的煩惱和快樂，從未想象過分離的生活。但外部世界終於闖了進來，她在信裡說得明白：他倆之間的事確實完了，永遠結束了。可是，他從來不信這話。
在他駐紮歐洲之後，她在婚後幾個月又給他來信了，對她上一封信的語氣表示歉意，並說寫信無妨，但請寄到鄰縣她姐姐泰莉家裡，由姐姐轉交。
他在歐洲沒給她去信，直到他回到美國才從華盛頓給她寫了一封信，話不多，只是說他回國了，還要在五角大樓再待上一兩年。從此他倆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通訊往來，每年數封，內容不外乎是最新訊息、孩子的降生、他通訊地址的變更、他調往國防部工作、她聽到的關於斯潘塞城的新聞、他奉命派去世界各地執行任務。
他倆從未交換過照片；兩人中沒一個向對方要照片，也沒一個主動送一張。基思心想，似乎他倆每人都想在記憶中保持對方動態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讓一連串死板的快照搞得複雜化。
他倆的通訊中除了長久的、成熟的友情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暗示——不過，也許偶爾在深夜寫的信中有一兩行的意思不止是「喂，你好嗎？」之類，他有一次從義大利寫的信中有這樣一句：「我第一次在夜間看了古羅馬競技場，我希望你也看過。」
她回信說：「我看過，基思，是在歐洲旅遊時看的。說來奇怪，當時我也想到了你。」
但這類的信極少，而且他倆在信中說的話都沒過分出格。
每當他的通訊地址改成某個新的、具有異國風情的地點，她會來信說：「多麼羨慕你的世界旅行和令人激動的經歷啊。我總是想，我應該是個過冒險生活的人，你倒是該待在斯潘塞城。」
他通常回答這樣的話：「我多麼羨慕你的安穩生活，身邊有孩子，周圍有鄰居。」
他沒結婚，安妮也沒離婚，克利夫-巴克斯特更沒有很快死去。生活在繼續，世界在前進。
他第三次出國供職是在西貢。北越的軍隊於一九七五年攻佔該城，他是最後一批乘直升機撤離的美方人員之一，他從東京給安妮寫信說：「五年前我就知道會打輸這場戰爭。我們是多麼傻呀。我們機關中已經有人辭職了。我也正在考慮辭職。」
她回答道：「過去我們同高地橄欖球隊進行球賽時，我們在上半場處於36：0的劣勢，你出來打下半場，打得棒極了，是我見過的最棒的一次，我們還是輸了。但現在你記得最牢的是比分，還是那場比賽？」
基思聆聽遠處成行的林木上夜鶯的歌唱，隨後又眺望馬勒農舍。農舍廚房的燈光亮著，可能正在準備晚餐，他想，他過的一天比馬勒家有趣，可到了晚上，他們卻能聚在一起吃晚飯。說實話，他很想要孩子，但有點奇怪，安妮有了孩子他也感到高興。他閉上眼睛，傾聽夜晚的各種聲音。
他幾乎結了婚，在後來的五年或六年裡有兩次機會：一次是跟一個同在莫斯科供職的同事，另一次是跟住在喬治城時的一個鄰居，每次他都跟對方分手了，他知道自己還沒有心理準備。實際上，他永遠不會有心理準備的。他明白這一點。
他認為他倆必須停止通訊，但他做不到徹底斷絕書信來往。於是，他拖了幾個月才給她回信，而且信的內容簡短且又冷淡。
她對於他語氣的變化和來信的稀少從不發表意見，卻繼續在信中用兩三頁的筆墨告訴他一些新聞，偶爾還敘敘舊。後來她終於與他同步，於是他倆之間的通訊比先前少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倆的通訊往來似乎斷了，只是在聖誕節和生日互寄賀卡而已。
當然他偶爾也回斯潘塞城一次，但從不事先告訴她，每次都打算到家之後再去看望她，卻從未去過。
一九八五年前後，在他回斯潘塞城數次以後，她寫信對他說：「聽說你回城參加過你嬸嬸的葬禮了，可我去時你已經走了。我本來是想跟你一起喝杯咖啡的，但也許不會。在沒肯定你是否離開之前，我一想到你在城裡就緊張得要命。當我知道你確實走了之後，我感到一陣輕鬆，我真是個膽小鬼。」
他回通道：「恐怕我才是膽小鬼，想到要在街上碰到你，我寧可去打仗，有一次我開車經過你家的房子。我記得從前有個華萊士老太太住在裡面，現在你已經把房子修繕一新，弄得很漂亮。門前的花兒真可愛。我為你感到十分高興。」他又補充說，「我倆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就分道揚-了，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對我們倆來說，相會意味著離開各自的道路，走進一個危險的區域，當我出現在斯潘塞城的時候，我僅僅是路過而已，不想對你造成任何傷害。不過，如果哪天你有事來華盛頓的話，我會很樂意陪你喝那杯咖啡的。兩個月後我將去倫敦。」
她並未立即回覆，但在他到達倫敦之後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沒有提及他倆上次的通訊。他還記得她回信的內容，她寫道：「我兒子湯姆上星期六第一次踢球，這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第一次坐在體育場裡看你穿著橄欖球隊的運動衫走進球場的情景。現在你的周圍看不到這些熟悉的場所和熟悉的事物了，但在我的周圍卻能看到。有時候一場球賽之類會使我回憶往事，於是我止不住要淌眼淚。對不起。」
他立刻給她回信，不再裝出一種孤傲冷漠的態度，而是坦率地寫道：「不，雖然在我的周圍看不到能讓我想起你的那些熟悉的場所和事物，但每當我孤獨或害怕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你。」
從那以後，他倆的通訊多了起來，更確切一點說，信中的語氣比以前親密了。他倆已不再是孩子了，而是人近中年，有了歲月蹉跎之感。她在信中寫道：「我無法想象不能再見你一面。」
他回答說：「我保證，如果上帝許可，我們將再次相會。」
上帝顯然是許可的。
然而，六年過去了，保證過的相會並來實現；也許是他在等待某種事情發生，譬如說，她離婚了，或者她生病了。但沒有這類事發生。他的父母離開了斯潘塞城，他已沒有理由再回去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他在那裡看到了這一場面，後來他又被派駐莫斯科，目睹了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未遂政變。他正處在事業的頂峰，為華盛頓制定政策出謀劃策。他的名字時時見諸報端，他在事業上不乏功成名就之感；但就個人來說，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某些東西。
八十年代末的興奮到了九十年代初變成了沮喪。丘吉爾的一句名言在他的同事們中反覆流傳，為這種現象做了解釋——巨人的戰爭結束了，侏儒的戰爭開始了。由於侏儒戰爭中的秘密戰不再需要很多人，他的同事們奉命解甲歸田；最後，上級也要他退役，於是他就回來了。
基思睜開眼睛，站了起來。「我回來了。」
他望望墳墩四周，第一次把這個墳墩同他在越南見過的類似的墳墩聯絡起來。越南的那些墳墩是平坦的水稻田中僅有的高地，他帶的那個野戰排常常挖開這些墳墩，修建夜間的防禦工事。這當然是一種褻瀆行為，但卻是良好的策略。有一次，當他們挖墳墩的時候，一個和尚走上前來對他說：「願你們生活在有趣的時代。」年輕的蘭德里中尉把這句話看做是某種祝福，後來才知道是句古老的咒語。很久以後，他慢慢明白了這句話的含意。
太陽落山了，月亮照亮了他視線中的田地。四周靜悄悄的，空氣中能聞到肥沃土壤和茁壯莊稼的香味。這是一個美好的夜晚，多年之後還會讓你記憶猶新。
他從墳丘上下來，漫步在玉米的行株問。他記得父親第一次試驗種玉米，一共種了四十英畝。當玉米漸漸長高時，基思對它著了迷。大片的玉米像一道道綠色的高牆，形成一個不可思議的迷宮，是他和小夥伴們的神奇世界。他們在裡面玩捉迷藏，並想出種種新的遊戲，一藏就是幾個小時，假裝這個迷宮裡潛伏著某種危險。到了夜間，玉米地看上去怪嚇人的，卻又具有一種誘惑力；他們常常在星夜出來睡覺，躺在玉米的行株間，身邊帶著氣槍，還輪流放哨，為自己營造出一種十足的恐怖氣氛。
他想，那時我們個個都是小步兵。他不知道那是否是出於遺傳，還是出於當年這個西部開發地留下來的文化積澱。由於缺乏真正的危險，我們不得不製造一種危險，讓死去很久的印第安人復活，把野獸運進玉米地，想象出駭人的鬼怪來。後來，當真傢伙——戰爭——來了，我們大多都有了心理準備。這就是一九六八年他和安妮真正經歷過的事。他明白，他原本可以同安妮一起去研究生院深造，他倆可以結婚生孩子，可以像許多大學的學友一樣共渡難關。但他已為自己設計了另外一種未來，她理解他的選擇。她讓他走，因為她明白他當時需要去遠方降龍伏虎。後來發生在他倆之間的事就是一系列的阻隔，男的自尊心作祟，女的矜持，溝通失敗，還有壞透了的運氣與不合適的時間選擇。的確，我倆命裡註定是一對不幸的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