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卡聽到英語喊他到前面辦公室接電話，他走進辦公室，拿起耳機，一個女人用德語說，「莫斯卡先生，我是桑德斯太太，有人一小時以前把你太太送到醫院。她大概要臨產了。」
莫斯卡沒說話，卻盯著英格和埃邊，他似乎感到他們倆也都聽見剛才電話裡的話音。實際上他們都趴在桌子上忙著辦公。
「可是還差兩個星期呀。」莫斯卡說著，發覺埃迪抬起頭，英格回過身來瞧他。
「我指的是生孩子的事，」桑德斯太太說，「早上，你出去以後，她感到疼痛，我打電話給醫院，他們就派了救護車。」
「好的，我就去。」莫斯卡說。
「找到地方就打電話告訴我一聲好嗎？」桑德斯太太說。
「好的，」莫斯卡答道。他剛要去掛電話，又聽到桑德斯太太說，「她讓我告訴你，要你放心。」
埃迪-卡辛聽到莫斯卡說起這事，便蹙起眉頭。隨即打電話問車庫要車。
吉普車到來時，埃迪交待莫斯卡說，「我在地下餐廳等你吃晚飯。有事就打電話找我。」
莫斯卡說，「只怕不會是生孩子吧，她的身體不很健康。」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埃迪懇切地說，「就是生孩子，不會有其他情況，預產期不是那麼準確，這事我都經歷過。」他握住莫斯卡的手說，「祝你走運。」
莫斯卡在開車去往城裡的路上感到焦燥，真地擔心起來。越想越覺得不對頭，他甚至肯定她生病了，於是催促司機快開車。
司機卻說：「我必須照章辦事。」莫斯卡把剩下來的半包煙扔到那德國司機的腿上。於是吉普車快速前進了。
市醫院是一幢幢紅磚建築群，大面積的樹蔭人行道和綠色草坪網布其間。每棟樓四周都攀滿常青藤，掩蓋了帶刺的鐵絲網，並且開了幾處小鐵門。醫院的大門朝裡去，有一條又長又寬的路，行人和車輛往來其間。吉普車進了門，便在德國男女行人之間緩緩而行。
「注意一下產房在什麼地方。」莫斯卡說罷，汽車便停下來，司機閃出車門向一位過路的護士打聽了一下，又繼續往前慢慢開動。莫斯卡向後倚靠，舒鬆一下身體。
現在，他處於德國人的小天地裡，這裡沒有穿軍裝的人，除了自己搭的這輛吉普，別無軍車。周圍全是敵人。瞧他們穿的衣服，他們說的話，他們走路的樣子，都帶有敵意。車向前驅動時，他不時地看到封閉這塊天地的鐵柵欄。附近就是房產大樓了。
莫斯卡一進樓就發現一間小辦公室，裡面坐著一位年長的護士，還有兩名穿美軍工作服，戴德國軍帽的人靠牆而立，他們倆就是救護車司機。
「我找海蓮，布羅達，她是今天早晨住進來的。」莫斯卡說。那位護士翻閱桌上的登記簿。等的這功夫，他的心在懸著，就伯說不在，又怕別人看出來。護士抬眼看了看他，笑著說，「在這兒，等一等，我打電話找她。」
那護士在打著電話，有一個司機對莫斯卡說，「是我們把她送來的。」兩位司機都向他會意地笑著。他很有禮貌地報之一笑，同時覺察到他們在等著敬菸。他伸手摸了摸衣袋，想起最後一包煙坐車來的時候給了那位司機，他聳聳肩，等護士打完電話。
護士把耳機放下，對他說，「你得了一個男孩。」
莫斯卡跟著就問，「我妻子情況好吧？」說完便意識到「妻子」這詞是否得體。
「毫無問題，」護士說，「假如你要看她，你得等一兩個小時，現在她在睡覺。」
「我等著，」說完走出去，坐在靠攀滿常青藤的牆邊的長條凳上等候。
他嗅到附近園子裡的花香，在午時火紅的陽光輝映下，一股熱烘烘的香甜味兒撲來。白衣素裹的護士和醫生匆匆來去，跨過青草坪，走進血紅磚牆的樓房，那一座座樓房潔淨無瘦，泰然屹立，深深根植於泥土清新而賦有生機的大地之中。小蟲和雛鳥低微的鳴囀不時地傳來，他頓時有一種絕望安全、恬靜的感覺。似乎這道鐵籬早將那噪雜、毀滅、城市另一端的塵灰全都遮蔽一空。
兩位汽車司機也出來了，就坐在他身邊。這些雜種從不放過機會，莫斯卡在尋思。他自己想抽菸想得厲害。他衝著其中一位司機問道：「給我一支菸，有嗎？」他們怔住了，靠得最近的一個饞得張開大嘴直打哈欠。莫斯卡笑著說，「我一支也沒有，我再來給你倆帶幾包。」
靠得最近的那人拿出一包黑盒德國香菸遞到莫斯卡面前，說，「想吸就來一支吧。」
莫斯卡把煙點著，抽了一口就嗆住了，惹得兩個司機哈哈大笑，其中的一人說，「抽一抽就習慣了。」此後莫斯卡再抽，覺得味道還不錯。他仰面躺在長凳上休息，太陽照在臉上，他感到疲倦了。
「你們開車送她來時，她怎麼樣？」他閉上眼。
「很好，跟所有的產婦一樣。」遞給他煙的那個司機說。他總是一臉的幽默，微微帶笑，可以斷定，這笑意是面部骨骼結構所定型的。「住進來的好幾百個都和他一樣，沒問題。」
莫斯卡睜開眼看看他，「整天拖女人，聽她們嚎叫，不是個好話計。」說話時，他意識到自己對這兩個人已懷有憎惡之意，因為那段時間海蓮完全落入他兩人手裡，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還是那個司機在說話，「運載會哭叫的人還算好，在戰爭中，我和一個埋屍班在一起，常常出車運死人。冬天，屍體凍得直挺挺的，我們還得小心翼翼地把這些屍體捆紮起來，象木材捆子似的：有時，你可以將死人的胳膊彎屈起來，鉤住另一個屍體的胳膊，這樣一連一大串，能把屍體堆得高高的。」
另一個司機離開了長凳，回到大樓裡去了。「以前他聽說過這些，」德國司機接著說，「當時他與納粹德國空軍在一起。他們的活兒是清倒垃圾。他們一連幾個星期睡不好覺。我說，到了夏天更糟，糟糕透了。戰前我常常包裝水果，大概就是因為這個，到了部隊他們叫我帶一個埋葬班，我慣於包裝橘子，有時橘子腐爛了，我們不得不進口橘子，這你知道。所以我還得重新包裝，把那些爛橘子都擠進小箱子裡，包好運回。在夏天處理死人就用這個法子。屍體都腐爛得不成樣子，我就把他們摞起來不分彼此地往卡車裡硬塞，就象一大堆垃圾。所以說我現在乾的是好工作。跟死屍打交道可不一樣，一年到頭，我們沒有興致談天，你知道。」他向莫斯卡咧開大嘴笑著說。
莫斯卡心想，這個雜種到底怎樣，自己還真有點喜歡他呢，他給人一種與人為善的感覺。
「我喜歡談天，」那人又繼續說，「所以我不喜歡幹部隊那種活。這裡的工作是一種快樂。我和孕婦坐在車箱裡，她叫，我就說，‘大聲叫就是了，外面的人又聽不見。’他們哭的時候，象你妻子，我就說，‘哭吧，對你有好處；無論哪一個母親生孩子的時候，都不免哭鼻子。’這只是說說笑話。我並不是逢人都照這樣說。對不同的孕婦我都換新話題，大致都差不多，我不太多說，只是這些，讓他們不致感到孤單，讓她們感覺到好象我就是她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