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戴西面向他讀了一條備忘錄：「國會準備把科利拉到他們的調查委員會前候審，蘭姆勃蒂諾參議員和金茨眾議員想從他身上開啟缺口，而且在新聞媒介上大造輿論，聲稱司法部長克里斯蒂-科利是揭開騙局的關鍵人物。」
「使用行政豁免權，」肯尼迪說，「我作為總統，禁止他到國會委員會前作證。」
阿納柯尼對這種政治事務感到乏味，開玩笑說：「克里斯蒂，你幹嘛不自告奮勇接受我們pet檢測儀的測試呢？你可以毫不含糊地表明你的清白，還可以測試程式是合乎道德的。」
「老博士，」克里斯蒂說，「我對確立你說的什麼清白一點兒也不感興趣，清白是你他媽的科學永遠不能確立的事之一。而且，我對用你那個腦儀器檢測一個人的真實想法是否合乎道德也沒有興趣。我們在這兒不是談論清白或道德，我們是討論如何加強政府權力對社會的作用，在這方面你的科學毫無用處，就象你常說的那樣，少在你狗屈不懂的事情上喋喋不休。去你媽的蛋吧。」
在總統及其助手們的這類會議上，很少有人不能控制情緒，而在副總統海倫-杜波里在座的時候口出汙言的情形就更少了，因此在內閣會議室中出席會議的人都對克里斯蒂的失常情緒感到奇怪。
阿納柯尼博士吃了一驚，他只不過開了個小小的玩笑。象大多數人一樣，他喜歡科利，這人溫文爾雅，看起來比大多數律師都要聰明。而阿納柯尼博士自己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常常為自己懂得宇宙奧秘而自豪，但現在卻因為幾句玩笑話無端遭受這樣的粗言俗語，這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博士不加思索地說：「你原來在中央情報局呆過，科利先生，在中央情報局總部大樓前的大理石石碑上寫著這樣的話——‘瞭解事實，事實使你解放。」
’克里斯蒂重又恢復了正常，他詼諧地說：「我沒寫那玩意兒；我也表示懷疑。」
阿納柯尼博士的情緒也恢復了常態，他冷靜下來開始分析，為什麼對一句開玩笑的話竟出現了歇斯底里的反應？難道司法部長、這位美國領土上最高法律事實官員確實隱瞞著什麼嗎？博士覺得癢癢的，心想非得把這人拉到腦檢測前不可。
弗蘭西斯-肯尼迪十分焦慮，但不好笑地看著這段小插曲，他和氣地說：「贊得，你要是把那個腦測謊儀弄得十全十美，不會引起任何副作用的話，也許我們得查封它，這個國家沒有一個搞政治的人能容忍這種東西。」
阿納柯尼博士趕緊說道：「這些問題都不相干，對大腦的科學探索已經開始，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發現。一旦這個程式開始了，你們就無法阻止它。在工業革命時期，盧德派分子曾試圖做過類似的事情，但他們沒有成功。日本人在幾百年之中停用火器，但他們後來發現，槍炮大大增加了西方人的勢力。現在你們誰也做不到禁止火藥的作用。一旦原子彈被髮明瞭出來，就肯定會爆炸的。
我跟諸位打賭，腦測謊儀也會長久存在下去的。」
科利說：「這違反了憲法。」
肯尼迪總統不屑地說：「我們可以改動憲法嘛。」
馬修。格蘭迪斯擔驚受怕地說：「如果新聞界聽到這話，他們會把我們轟出這地方。」
肯尼迪說：「你的工作就是要把我們說的話在適當的時間，用適當的語言講給公眾聽，記住，根據憲法，最終一切事情都是由美國人民來做主的。好了，就這樣吧，我看我們目前問題成堆，可歸結為一個解決辦法，就是要加緊我們的反攻勢，克里斯蒂，你加緊對勃特-奧迪克的刑事起訴，他的公司與沙哈本蘇丹陰謀勾結，欺騙美國公眾，人為地製造石油短缺，抬高價格，牟取暴利，必須對他們繩之以法，這是首要的一條。」
他轉向阿德布拉德-格雷說：「給國會放點兒風，看他們如何反應，告訴他們，新的聯邦通訊委員會將拒絕給各大電視網的主要電視臺續發營業執照；另外，那些在華爾街金融市場上投機舞弊、興風作浪的大銀行也要嚴加管制，給他們點顏色瞧瞧，奧托，叫他們睡不著覺。」
海倫-杜波里知道，雖然在公開場合她必須支援總統，但在私下這類會議中她完全有權提出不同的意見，然而她還是猶豫了一下，才謹慎地說：「你不覺得我們一下子樹敵太多了嗎？是不是等到找們當選第二屆後再說更好一些？如果我們到時候確實能弄出一個肯於合作的國會，幹嘛還要跟現在的國會對抗呢？還有，目前我們元氣大傷，是不是沒有必要把所有工商界人士都弄得和我們反目為仇？
「我們等不起，」肯尼迪說：「無論我們怎麼做，他們都要攻擊我們，儘管我們做出了很大的和解姿態，但他們仍然冥頑不化，妄圖阻止我連任總統，阻止選出一個我的國會。
我們現在必須做出反擊，給他們點兒厲害瞧瞧，讓他們腦子清醒清醒，並不是沒人能教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眾人一時無話，肯尼迪站起身來對他手下人說：「你們這就去準備各項工作和必要的檔案材料。」
這時阿瑟-韋克斯開口說，國會利用新聞媒體策劃對肯尼迪總統的攻勢之一，是向外界公佈為保護總統所花的錢財和人力。
阿瑟說：「這場攻勢的厲害之處，在於他們力圖把你描繪成一個當代消撒，而秘密勤務局則象是一大群宮廷衛士，對公眾來說，動用一萬特工及一億美金僅僅來保護一個人，即使這人是美國總統，也未免太過份了，這會造成一種醜惡的公共形象。」
大家都沒有吱聲，肯尼迪家族的成員歷遭謀殺的歷史使這個問題變得尤其敏感，而且；作為肯尼迪的親密的部下和朋友，他們都深知肯尼迪對他自身的安全一向有些神經質似的恐懼，因此，當肯尼迪轉身對司法部長說了如下這番話時，他們都頗感到意外。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我們的批評人士是對的。克里斯蒂，我知道，在安全保衛措施上我給了你否決權，可以拒絕執行我的命令，不過，我們是否能做一個公開宣告，把護衛白宮的秘密勤務局的人員裁減一半，把預算資金也相應地減少一半，克里斯蒂，我希望你這一次不要行使否決權。」
克里斯蒂等了笑說：「也許我太過於謹慎了，總統先生，我不會否決你的決定，你當然總是可以隨時否決我的否決。」大家都笑了。
格蘭迪斯對這個看似輕鬆的勝利情形仍有點憂心忡忡，他說：「司法部長先生，你光說做或不做沒有用，國會準備要對我們的預算開支和各項撥款的數字進行全面審查。」
「沒什麼問題，」克里斯蒂說，「你釋出新聞的時候，強調一下國會的這個舉動遭到了我的強烈反對，另外要說得聽起來象是總統有點屈從於國會的壓力。」
肯尼迪說：「謝謝大家。會就開到這裡。」
白宮軍事辦公室主任，退伍上校亨利。坎農是政府裡最快活和最沉著的人。說他快活，是因為他有一份他自己認為是整個國家裡最好的工作，他掌握著五角大樓撥給總統的秘密專用資金，除了他和總統本人，任何人都無權過問這些秘密款項，他只聽令於美國總統一個人。再說，他是一個地道的行政人員，不制訂政策、不提供建議，他負責安排總統及其高階助手使用的飛機，特別是直升飛機，以及豪華轎車，為總統府撥款修建和維修秘密建築，另外，他還負責一項政府中最危險的活兒，他手下一名准尉專門為總統掌管裝有原子彈投擲指令秘碼的保險箱。總之，無論何時總統想做某件事情需要錢，又不想讓國會和新聞界知曉，亨利。坎農就會從秘密資金中撥出一部分款，並在帳單上蓋上最高機密的大印。
五月的一個下午，司法部長科利走進亨利。坎農的辦公室，坎農熱情地向他作了問候。
他倆曾在一起共過事。早些時候，在坎農開始做這項工作時，總統向他下了一道指令，說司法部長可以拿他的秘密資金做任何事情，頭幾次坎農和總統做了核對，以後就再沒有做。
「克里斯蒂，」坎農歡喜地說，「你是來了解情況呢，還是來拿錢？」
「嘟是，「克里斯蒂說，「首先是錢。我們打算向老百姓許個諾，削減百分之五十的秘密勤務局的人員和相應的預算支出，我得做出點行動，雖然僅僅是改動一些檔案，沒有什麼真的變化，但我不想讓國會嗅出我們的資金來往狀況，所以想讓你們軍事辦公室從五角大樓擠出一點預算給我們，然後把它歸為最高階機密。」
「老天，」亨利。坎農說，「這可是一大筆錢，我倒是能做到，但維持不了多久。」
「到十一月大選後就行，」克里斯蒂說：「那時候或者我們就滾蛋了，或者會有一個為我們說話的國會，再做些改動。但現在得做做樣子。」‘「好吧。」坎農說。
「那麼現在再問一些事情，」克里斯蒂說，「近來有什麼國會的人來探聽情況嗎？」
「嗨，多了，」坎農說，「比平常多得多。他們沒完沒了地問總統有多少架直升機，多少輛轎車，多少架大型飛機，諸如此類的狗屁玩意兒，他們想打聽白宮裡這些人在幹什麼，假如他們真知道我們有多少東西的話，他們會跳起來。」
「特別是哪個議員？」克里斯蒂問。
「金茨。」坎農說，「他有個行政助理，叫什麼索爾偕羅伊卡，是個挺狡猾的小雜種，這小子說他只想知道我們有多少架直升機，我告訴他三架，他說‘我聽說有十五架’，我說‘白宮要十五架有屁用’，但這傢伙說得挺準，我們有十六架。」
科利有些吃驚，「我們要十六架直升機幹嘛用？」
「直升飛機總環，」坎農說，「如果總統想要一架直升機，我能告訴他說飛機在修理庫嗎？再說，總統手下這些人也常來要直升機，你還可以，克里斯蒂，但中央情報局的塔比、以及韋克斯當然有不少時間用直升機，還有戴西，也是這樣，什麼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你也不想知道。」克里斯蒂說，「國會里有哪些好管閒事的傢伙，打聽有關保衛總統的後勤裝備情況，你給我一份報告。這涉及到安全問題。報告直接給我，絕密。」
「好例。」坎農樂顛顛地說，「對啦，啥時候你需要收拾你的房子，我們這兒有錢。」
「多謝，」克里斯蒂說，「我自己有。」
這天黃昏，肯尼迪總統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抽著一支細長的古巴雪茄，回想著這一天的事兒，每件事兒都精確地按照他的計劃進行著，他稍稍使了點手腕，已足以贏得他手下人的支援。
科利果不出所料，以他的性格做出了反應，他完全能摸透總統的心思。坎農已把科利來找過的事兒向自己做了彙報。阿納柯尼好糊弄。海倫-杜波里如果自己不小心的話會是個問題，但目前需要她的才智以及她在婦女團體中的政治基礎。
弗蘭西斯-肯尼迪驚訝自己竟然心情出奇的好，他不再有絕望感，而且自打他的妻子死後，他的精力達到了最高點，這是不是因為他終於又掌握了美國巨大而複雜的政治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