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控制。
那些同社會習俗一樣簡單的事情又怎麼樣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麼樣呢？坐電梯臉朝前呢？從左側超車？右手拿酒杯？人們為固定社會交往所需的瑣碎習俗數以百計——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種習俗，你就會引起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安。
人們需要大腦控制，他們為大腦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沒有控制，他們便會陷入無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讓一小撮人試圖解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失控的暴力——突然間引來了四面八方的抗議聲：大腦控制，大腦控制！
控制還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樓走出電梯，在過道里與幾個警察擦肩而過，走進她的辦公室。安德斯在裡面，他掛上電話，雙眉緊鎖。
「我們剛剛開始出現轉機，」他說。
「哦？」她的煩惱在一陣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說，「但是我真是該死，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事？」
「本森的相貌說明及照片在城裡散發，有人認出了他。」
「誰？」
「市政廳建設與計劃處的一個辦事員。他說本森十天前去過。建設與計劃處存有城區內所有公共建築的詳細檔案，而且他們還掌管著某些建築法規。」
羅斯點點頭。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築的具體細節，他想核實有關電氣的圖紙。他說自己是電氣工程師，還出示了一些身份證明。」
羅斯說：「他家裡的兩個姑娘說他曾回去取了些圖紙。」
「大學醫院，」安德斯說，「他有整個醫院的全部線路系統的圖紙。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八點鐘的時候，她站著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痠痛，腦袋發脹，她意識到她已別無選擇——要麼睡上一覺，要麼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覺。」她告訴安德斯，說完便離開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經過幾個穿制服的警察。她沒有再去注意他們，她記得走廊裡好像自始自終都有警察在場。
她朝麥克弗森的辦公室裡瞧瞧。他坐在辦公桌後，頭斜靠在肩上睡著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協調，聽起來好像在做惡夢。她輕輕關上門。
一個勤雜工從她身邊走過，端著裝滿的菸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個勤雜工做清掃工作，她感到奇怪。這景象在她腦子裡產生了一個念頭——事情有點不尋常，肯定出了什麼她還不清楚的問題。
這事情困擾著她，但她最後還是隨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腦子糊塗了。她來到一間治療室，裡面空無一人。她走進去，關上門，在檢查臺上躺了下來。
她幾乎是倒下去就睡著了。
休息室裡，埃利斯看著十一點鐘新聞節目中出現的自己。他上電視一半是出於虛榮，一半是出於病態的好奇。格哈得也在裡面，還有裡查茲，還有安德斯警官。
螢幕上，埃利斯眯眼望著攝像機，一邊在回答一群記者的提問。麥克風死命朝他的臉上伸過去，他顯得很平靜。這很使他得意，他覺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記者們問了他一些有關手術的問題，他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接著有個記者問：「為什麼要做這次手術？」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間歇性暴力行為發作之苦，他患有器質性腦病——他的大腦受了傷。我們正在設法治好它，我們正在設法制止暴力。」
沒人能對此提出異議，他想。作為禮貌的回答，即使是麥克弗森也會對此感到滿意的。
「大腦受傷和暴力有關這種情況多嗎？」
「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多不多，」埃利斯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大腦受傷的情況多不多，但我們最樂觀的估計是有一千萬美國人有明顯的腦損傷，還有五百萬有不明顯的腦損傷。」
「一千五百萬？」一個記者說，「就是說每十三個人中有一個。」
真夠快的，埃利斯想。他後來算出來是每十四個中有一個。
「差不多吧，」他在螢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大腦性麻痺，有二百萬人患有驚厥性紊亂，包括adl患者。有六百萬人精神發育不全，可能還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運動過度行為錯亂症。」
「所有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當然不是。大多數是絕對安靜的。但如果你檢查一下暴力者，你會發現其中患有腦損傷的人佔有極高的比例。肌體腦損傷，我們認為肌體腦損傷通常是暴力的動因，這一看法與許多關於貧窮、歧視及社會不公正的理論是相對立的。當然，那些社會因素可能會助成暴力，但肌體腦損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你無法用治療社會病的方法來治療肌體腦損傷。」
記者們的提問暫停了下來。埃利斯記得這段沉默，也記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贏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說暴力的時候——」
「我是說，」埃利斯說，「個人挑起的無故的暴力襲擊。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也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大問題。
1969年，在這個國家遭受襲擊或殺害的美國人比整個越戰期間傷亡的美國人還要多。具體他說——」
記者們飛速地記錄著。
「——發生了一萬四千五百起謀殺案，三萬六千五百起強xx案，以及三十萬六千五百起惡性襲擊案件。總共有三十多萬起暴力案件，這還不包括汽車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車進行的。有五萬六千人死於車禍，三百多萬人受傷。」
「你一向很擅長數字，」格哈得邊看邊說。
「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說。
「不錯。可你眯斜著眼睛，樣子令人無法相信。」
「我本來就是這副樣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螢幕上一個記者在說：「你認為這些資料反映了肌體性腦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埃利斯說，「確認個人有肌體性腦病的線索之一是多次重複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爾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薩斯殺了十七個人，他患有惡性腦瘤，幾周前他就告訴他的心理醫生說他一直想著要爬上塔樓朝人開槍射擊。裡查德·斯拜克在殺害八個護士前已參與過幾次殘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維·奧斯瓦德不斷地襲擊他人，其中好幾次還包括他的妻子。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幾萬起案子則不是那麼有名。我們正在設法用手術來制止這種暴力行為，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崇高的目標，舉足輕重的目標。」
「可這難道不是大腦控制嗎？」
埃利斯說：「你把中學義務教育叫做什麼？」
「教育，」那個記者說。
採訪就此結束。埃利斯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個傻瓜，」他說。
「不，一點都不，」安德斯警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