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惱火的是，他竟然表現得如此信心十足。」
「他當然信心十足，」康納說道，「如果他知道你對他很惱火，他會感到吃驚的。你認為他很不道德，他則認為你太天真。因為對日本人來說，表現得始終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前，日本人的表現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裡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時，身份都在變化。」
「是啊，」我說道，「這沒什麼，問題是他是個撒謊的雜種。」
康納看了看我。「你會這樣跟你母親談話嗎？」
「當然不會。」
「所以你也隨著不同場合而變化嘛，」康納說道，「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是如此。只不過美國人認為人的個性核心是不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而日本人則認為一切都受場合的制約。」
「在我看來這倒像是撒謊的藉口。」
「他並不認為這是撒謊。」
「但實際上這就是。」
康納聳聳肩。「後輩，這僅僅是你的看法，他並不認為那是撒謊。」
「見鬼。」
「聽我說，你有自己的選擇。你可以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理解他們，與他們打交道，你也可以對他們大為惱火。不過我們的問題是在這個國家裡，我們與日本人打交道時，並沒有認清他們，並採取相應的方式。」這時汽車從一個大坑上開過，猛地一顛，把車內無線電送話器都顛掉下來了。康納把它抬起來，放到掛鉤上。
前方不遠處就是離開高速公路去班迪的路口，我拐上右邊的車道。「有件事我不太明白，」我說道，「你為什麼覺得在保安值班室裡帶著公文箱的那個人可能就是兇手呢？」
「根據時間順序。你看，報警的時間是8點32分。過了不到一刻鐘，也就是8點45分，就有個日本人在那兒調換錄影帶，想消滅證據、掩蓋事實。這個反應相當快，遠非一家日本公司做得到的。」
「為什麼呢？」
「日本人的組織機構對危機的反應實際上非常慢。他們在決策方面對過去的先例有很大的依賴性。如果以前沒遇到過這種情況，他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你還記得電傳的事嗎？我相信整個晚上他們與東京的中本公司總部的電傳往來都沒斷過。毫無疑問，公司方面仍在尋找對策。遇到新的情況，日本人的組織機構怎麼也無法做出快速反應。」
「可是，一個人單獨行動就能做到？」
「是啊，完全可以。」
我說道：「所以你才認為帶公文提箱的那個人也許就是兇手。」
康納點點頭。「是的，不是兇手本人，就是與兇手關係密切的人。不過等我們到了奧斯汀小姐的公寓，知道的情況就會多一些。我想我已經看見了，就在前面，在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