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405號公路上驅車向南，直奔機場而去。康納凝神望著車窗外。外面的世界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薄霧之中。
「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與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裡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幹這種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機構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後這個人就該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裡，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麼人。他們這種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濛濛薄霧中，馬里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矇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瞭解情況。即使如此，聽他的口氣，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只要石倉交出錄影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聽見電話聽筒裡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絡，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影帶。」
康納用英語重複了他的話：「後來他跟保安中心聯絡，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影帶。」
「錄影帶統統都在錄影機裡，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影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麼辦？」
康納聽完後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把帶子找回來！」康納用日語對他下命令似的說道，然後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要那些錄影帶。」
「我已經說過帶子沒有問題，你為什麼老纏著我要找帶子？」
「我知道帶子已經不在了。」康納說著又冒出一句英語：「石倉先生，我瞭解的情況比你想象的要多。」接著又是日語：「我再說一遍，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結束通話電話，靠在坐椅上憤憤地罵道：「這幫狗雜種。他們一口咬定說沒少帶子。」
「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問道。
「他們決心與我們較量一番。」康納望著窗外的車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齒。「他們敢於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一個難以攻克的地位。這就意味著……」
康納陷入了沉思。隨著路燈在我們頭頂上方不斷地掠閃而過，我從反光鏡裡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時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與某個人談話似的說了這幾個字。
「不什麼？」
「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搖搖頭。「格雷厄姆膽子太大，而且過去的辮子太多。也不會是我。我的事已經是陳年舊賬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說什麼呀？」我問道。
「石倉認為有一件事情讓他抓住了把柄，」康納說道，「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有關。」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你過去有什麼能讓人抓把柄的事嗎？」
「什麼樣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過啦，接受過內部事務調查啦，受過諸如酗酒、同性戀或跟蹤婦女等不軌行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參加過吸毒康復治療，與父母關係或與上司的關係上有沒有問題等等。任何涉及個人的或職業上的問題，不管是哪個方面的問題。」
我聳聳肩說：「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納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他說道：「他們認為他們抓住了你的什麼把柄，彼得。」
「我離了婚，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我有個小女兒，叫米歇爾，才兩歲。」
「唔……」
「我現在的生活很平靜。我負責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檢察官辦事處的律師。」
「你們什麼時候離婚的？」
「兩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剛出生。」
「為什麼要離婚呢？」
「天啦，別人為什麼離婚呢？」
康納一聲沒吭。
「我們結婚只有一年。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很年輕，才24歲。她對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是在法庭上相識的。她以為我是個剛毅、堅強，每天都在潛在的危險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歡我有一支槍。就這樣，我們便有了關係。她懷孕之後不願意做人工流產，而是提出要結婚。這只是出於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懷孕的日子很不好過，而且再做流產也為時太晚。沒過多久，她就覺得她不喜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掙的錢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倫特伍德，而是住在卡爾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時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滅了。她說她鑄成了一宗大錯，說她要追求自己的事業，說她不想跟一個警察過一輩子，也不想帶小孩。她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她感到很遺憾，最後就離開了這個家。」
康納閉著眼睛聽我講。「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