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這些事上有什麼把柄可抓的。她兩年前就離開這個家了。從那以後，我就無法、也不再願意幹警探了，因為我有個孩子拖累著。於是在通過考核之後，我就被調到特勤處去跟新聞界打交道。在那兒工作也沒出什麼差錯，可以說幹得還挺好。到了去年，負責亞洲人聯絡事務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唔……」
「我是說，我真的用得著那筆錢呢。眼下我有額外的開銷，比如給米歇爾找個保姆之類的事。你知道為一個兩歲小孩找個白天照顧她的保姆費用是多少嗎？我僱了個人專門在家裡照看她，而勞倫在多數情況下連孩子的撫養費也不付。她說她那點薪金還不夠花的，可是她卻買了一輛寶馬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跟她上法庭？可她是為該死的地區檢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納依然一語不發。我已經看見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飛機。快到機場了。
「不管怎麼說吧，」我說道，「我幹上聯絡官的差事之後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這種工作從時間上來說比較理想，薪水也高。這就是我會到這裡來，和你一起坐在這輛車裡的原因。就這樣。」
「後輩，」康納平心靜氣地說道，「我們兩人現在是拴在一起了。還是告訴我吧，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呀！」
「後輩。」
「真沒有哇。」
「後輩……」
「喂，我說約翰，我跟你說吧，在申請去特勤處工作的時候，我的檔案要經過5個委員會的審查。當聯絡官的人必須在歷史上沒有汙點。我的檔案經過那些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實質性的問題。」
康納點了點頭：「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見鬼，」我說道，「我幹了5年警探。幹這麼長時間難免會被人投訴，這你也知道。」
「投訴你什麼呢？」
我搖搖頭。「沒有什麼，雞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過一個人，他指控我對他濫用暴力，但經過了解之後，那個指控被認為是不實之辭。我曾經逮捕過一個持槍搶劫的女人。她說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進行栽贓，其實那是她自己身上帶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個殺人嫌疑犯說我在審訊的時候打他踢他，可是整個審訊過程中還有其他警官在場嘛。一樁家庭暴力案中，一個醉醺醺的女人事後打電話指責我騷擾她的孩子，後來她撤回了這個指控。一個青少年團夥的頭頭因殺人而被逮捕，他說我跟他搞同性戀，後來也撤回了指控。就這樣。」
你要是個警察，你就會明白這類投訴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發出的噪音一樣，令人毫無辦法。你總是處在那些人的對立面，指控他們犯有這樣那樣的罪行。他們就反過來咬你一口。事情就是這樣。只要這些投訴的內容不是固定的說法，不是反覆抱怨同樣的事，局裡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兩年之中有三四個投訴都說你濫用暴力，那麼局裡就要進行一下調查。或者說有一連串的投訴都說你搞種族歧視，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調查。其實嘛，就像局長助理吉姆·奧爾森經常說的，當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納老半天沒吭聲。他皺起眉頭沉思起來。然後，他問道：「那麼離婚的事呢？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現在相互還講話嗎？」
「講的。還可以吧，不是很熱情，但還說得過去。」
他仍然雙眉緊鎖，仍在尋找問題之所在。「你是兩年前離開刑偵處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剛才說過了。」
「你說是幹警探的工作時間對你不合適。」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還有呢！」
我聳了聳肩。「離婚之後我就不想再幹這種與殺人案有關的差事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滅吧。我身邊拉扯一個嬰兒，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搞上了。我倒要來帶孩子。我感到喪氣，再也不想當警探了。」
「當時你進行過心理諮詢沒有？或心理治療？」
「沒有。」
「有沒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沒有。」
「有沒有相好的女人？」
「有。」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就有？」
我猶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長辦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後來的事了。」
「可是，沒有離婚之前你有過相好的？」
「是的。她現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調動了。」
「她以前也在局裡？」
我聳了聳肩。
康納靠在坐椅上。「好啦，後輩，」他說道，「如果只有這一點事情，那你就沒問題了。」他看著我。
「就這些。」
「不過我得告誡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時就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日本人決心與你對抗的時候，他們可以使事情變得非常棘手。確確實實很棘手。」
「你是想嚇唬我？」
「不是。只是告訴你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去他媽的日本人，」我說道，「我沒有什麼虧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現在就打電話找新聞界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處理完下一件事之後就到他們那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