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吭聲。
「他的問題是，擔任警方新聞釋出官會使某人成為知名人士嗎？還有，知名人士是否無法對誹謗提出指控？」
「真是活見鬼。」我說道。
「一點不假。」
「那麼律師是怎麼回答的？」
「誰在乎怎麼回答呢？你知道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他需要做的就是給幾個人打電話，對他們說：‘喂，我是《洛杉磯時報》的比爾·威廉。我們明天要釋出一條訊息，披露彼得·史密斯中尉是個兒童虐待狂，對此你有什麼高見？’就這樣有選擇地打上幾個電話，甚至這訊息都用不著發表。編輯會刪掉這條新聞，然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我什麼也沒說。我知道肯對我說的都是真話。這種事我見得不少。
我問道：「我能怎麼辦呢？」
肯笑了。「你可以安排一次野蠻行動，那是洛杉磯警察的拿手好戲。」
「那哪可不是鬧著玩的。」
「這張報紙上沒人會報道此事，我可以向你保證。你真可以把他宰了。如果有人錄下像來，嘿，大夥兒都會花錢看這個錄影的。」
「肯。」
肯嘆了口氣。「我做夢都想這麼幹。好吧，還有一件事。去年，威廉在插手《星期日紀事》的人事變動之後，我收到一個匿名郵包。另外還有幾個人也收到同樣的郵包。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這種做法並不光彩。你感興趣嗎？」
「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肯從他的運動服口袋裡掏出一隻馬尼拉紙做的信封。信封上帶有細繩，可以把信封口纏住。信封裡裝著一長條沒有裁開的照片。那些照片上，威利·威廉正在和一名黑髮男子親熱。他的頭埋在那男子的大腿之間。
「他的臉從哪個角度都無法看得很清楚，」肯說道，「然而，這肯定是他，錯不了。他在接待一名向他提供訊息的人時被拍了照。這麼說吧，他們當時上在喝上一杯。」
「那傢伙是誰？」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打聽到。他的名字叫巴里·博爾曼，是南加利福尼亞的凱澤電子公司在此地的銷售經理。」
「這玩意兒對我能有什麼用？」
「把你的名片給我，」肯說道，「我把它夾在信封上，然後一起送到韋塞爾那兒。」
我搖搖頭。「我不想這樣做。」
「這樣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說道，「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聳聳肩。「是啊，這樣做也許不頂用。即使我們堵住了韋塞爾的臭嘴，日本人也許還會有別的辦法。我還是沒能搞清楚，昨天夜裡的那篇報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聽到的僅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麼含義，什麼含義都可能。」
「一定是什麼人寫的。」
「告訴你，我無法瞭解底細，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對報社有很大影響。這不僅僅是指他們所帶來的廣告業務，也不僅僅是指他們在華盛頓的公關機構的不懈鼓譟，更不僅僅是指他們對政界人物以及黨派組織的競選贊助。這是指所有這一切都在同時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手段。我們不知不覺地中了糖衣炮彈。我是說，你也許會參加編輯部舉行的會議，討論一篇打算發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卻意識到，沒有人想冒犯他們。這並非因為這篇報道的正確與否，也並非因為這算不算得上新聞。這不是諸如‘我們不能說那件事，否則他們要抽走廣告’的問題。這樣針鋒相對的問題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時候，我望著我們的編輯人員，我可以猜測到，他們不同意登載某些報道是因為他們感到害怕。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害怕什麼。但他們確實害怕。」
「新聞自由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嘿，」肯說道，「現在不是毛頭小夥子說大話的時候。你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美國的新聞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見是掌權者的意見。眼下日本人大權在握，報紙也像往常一樣傳播這些流行的見解。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謹慎才好。」
「我會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這些照片，就給我打電話。千萬別猶豫。」
我想和康納聊聊。現在我開始明白，康納為什麼感到擔心，為什麼想盡快結束調查，因為一場精心組織的旁敲側擊的進攻使人不寒而慄。一名精幹此道的好手——韋塞爾確實精於此道——會想方設法，日復一日，編出新的故事來，雖然事實上什麼也沒發生。你會看到一條標題「大陪審團對警方的罪行猶豫不決」，可實際上大陪審團都還沒有聚會呢。可人們日復一日地看到這條標題，就得出了他們自己的結論。
問題在於，人們總是有辦法編造這樣的故事。到這場旁敲側擊的戰鬥結束時，要是你的攻擊物件被認為是無辜的，你還是可以編出一條標題來：「大陪審團未能給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檢查官不願起訴受指控的警察」。這種標題所起的壞作用跟定罪沒有兩樣。
你無法對一連幾個星期充滿敵意的宣傳進行反擊。每個人都記住了這個指控，卻無人理會指控已撤銷，這就是人們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訴，你就很難再恢復正常的形象。
情況愈來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裡感到十分不安。當我把車駛入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旁邊的停車場時，我感到自己變得心事重重。這時，電話鈴聲又響了起來，是局長助理奧爾森來的電話。
「彼得。」
「是我，長官。」
「快10點鐘啦。我想，你該來我這兒交出錄影帶了。你答應過我的。」
「我遇到了麻煩，還沒能複製呢。」
「你一直在幹這件事嗎？」
「當然嘍。你問這幹嗎？」
「因為從我接到的電話來看，你似乎一直沒有中止調查工作，」吉姆·奧爾森說道，「在過去的一個小時裡，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裡問這問那，然後你又詢問了一名為日本研究所幹活的科研人員。你還闖進一個日本人舉辦的研討會。對我說實話吧，彼得。你這調查到底有沒有結束？」
「結束了，」我回答說，「我只是在設法複製錄影帶。」
「別再節外生枝了。」他說道。
「是的，吉姆。」
「為了整個警察局的利益——也為了局裡每個人的利益——我希望這件事已經與我們無關。」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態發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願你明白，」他說道，「去複製一下，然後立即來這兒。」他掛上了電話。
我把車停好，便走進了物理系大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