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歌德寫「討厭的牛虻」幾個字那個時刻。我想象著他所經歷的快感，我想他會突然意識到，他這輩子從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總以為自己把握著不朽，而這種責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離譜，儘管心嚮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軌離譜之事，他隨即就要設法將它抹平，將它置於光明正大的範疇，即他通常認為屬於美的範疇。「討厭的牛虻」這幾個字與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與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們是一種絕對的自由。它們只能是一個處於生命的第三階段的人寫下的，因為這時人已不再聽命於不朽，不再把它當回事。並非每人都能抵達這最高的境界，然而誰達到了那個境界，誰就知道，惟有在那裡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這些想法掠過歌德的腦海，但他隨即就忘記了，因為他年老神衰，記憶力極差。
1埃克爾曼（1792-1854），德國作家，因撰寫《歌德談活錄》而著名。
11
我們記得、她第一次去見他時，她裝得像個孩子。二十五年以後，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聽說歌德病重，便立即讓自己的孩子來到他身邊：她十八歲的兒子西格蒙德。按照母親的指示，這個靦腆的男孩在魏瑪呆了六天，一點也不知底細。但是歌德知道：她派來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訴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門口，貝蒂娜將親手執掌他的不朽名聲。
死亡確實推門而入了。歌德掙扎了一個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幾天後，貝蒂娜寫信給歌德的遺囑執行人馮·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無法用語言確切地表達，但我覺得如果說它是一種無尚光榮的印象，這也許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一下貝蒂娜的詮證：不是悲哀，而是光榮。
此後不久，她要求這位馮·穆勒大法官歸還她寫給歌德的全部書信，她重讀一遍後感到非常失望：她與歌德交往的整個故事只留下一個梗概，它也許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畢竟只是一個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須加工。她修改、重寫、增補，一口氣幹了三年。她對自己的信不滿意，對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這次重讀，她才發現它們竟如此簡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對題，這令她很惱火。有時候他在給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沒有理會她的孩童面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認真、一半溺愛的口吻在給一個女學生上課。因此，她覺得有必要變一變它們的語氣：在他稱她為「我們親愛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寶貝心肝」，在他的嚴厲申斥之後，她又補上幾句奉承或吹捧，聲稱貝蒂娜對這位如痴如醉的詩人曾產生極大的影響，儼然就是賦予他靈感的繆斯女神。
當然，她在重寫自己的書信時就更加放肆了。不過，她不曾改變其中的語氣，那語氣恰到好處。她所變動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們通訊的間隔不要太長，那樣將可能否定他們之間親密關係的穩定性），她刪去了許多不合適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將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將某些場景戲劇化，將她就政治、藝術、尤其對音樂和對貝多芬的看法擴充套件深化。
她於一八三五年寫成此書，出版時書名為goethesbriefwechselmiteinemkinde，《歌德與一個孩子的通訊》。起初，誰也不曾對這些通訊的真實性提出疑問，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發現，而且被公諸於世。
天哪！她為什麼沒有將它們及時燒燬？
不妨設身處地為她想一想：燒燬那些你所珍惜的檔案，實在難以下手；這無異於親口承認你將不久於人世，你說不定明日就死；於是你日復一日地推延那銷燬行動，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慮不朽，卻忘了考慮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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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為我們這個世紀行將結束，我們獲得了某個適當的視角，於是有理由認為歌德是位於歐洲歷史中心的人物。歌德——偉大的中心。這不是那種一味迴避極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實實在在的、使兩個極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過歐洲再也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歌德在青年時代曾鑽研過鍊金術，但後來卻成為首批現代科學家中的一員。他是最偉大的德國人，然而他又是一個反愛國主義的歐洲人。歌德可謂是一個世界公民，但他幾乎一輩子也未離開過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瑪。他的一生屬於自然，但同時又屬於歷史。在愛情方面，他既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又是個放蕩不羈的人。再有：
讓我們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電梯中的情景。儘管她本人就是個電腦控制論專家，然而她對這架機器的頭腦中發生了什麼故障卻一無所知。對她來說，這電梯是那樣陌生，不可理喻，與她每天所接觸的各種機械——從電話機旁的小計數器到洗碗機完全一樣。
相對而言，歌德所處的那個歷史年代則不同，當時的科技水準已開始給人們提供安逸，但是，對於一位受過教育的人來說，他對自己使用的各種器具物品的原理則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麼材料蓋成，他知道為什麼他的油燈能放光，他也懂得他與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遠鏡的原理；他本人雖然不會做手術，但是，他卻多次親臨手術場面，在他生病時，他能夠使用專門術語同醫生交談。整個科技世界都向他開放、為他所理解。這就是歌德所處的歐洲歷史中心的偉大時代；今天，誰若是被困在顛顫不已的電梯裡，一想到那個偉大的時代，心中定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悵惘。
貝多芬的作品始於歌德的中心位置結束之時。此刻，世界開始失去其透明度，開始變得昏暗，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它向未知飛奔而去；人，被世界拋棄之後，則龜縮排他的自我，耽於懷舊、夢幻、反叛，讓自己內心的聲音淹沒而聽不見任何外界的聲音。但是，那發自內心的呼聲對歌德卻像一種不可忍受的噪聲。歌德厭惡噪聲，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無法忍受遠處花園中的犬吠。據說他不喜歡音樂，這不確切，他不喜歡的是管絃樂隊。他喜歡巴赫，因為巴赫仍把音樂看作各種獨立音響的透明組合，每一種音響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貝多芬的交響樂中，各種樂器的聲音融匯成喧鬧和哀嘆的和聲。歌德不能忍受管絃樂隊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靈魂的高聲嘆息。貝蒂娜的那些屬於年輕一代的朋友看見不食人間煙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並朝他們投以厭惡的目光。為此，他們不能原諒他，他們指責他是靈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敵。
貝蒂娜是詩人佈列恩塔諾的妹妹，詩人阿爾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貝多芬。她屬於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沒有任何人有這樣的地位：她儼然是一位統治著兩個王國的女皇。
她的書充滿對歌德的溢美之辭。她所有的書信都是一首對他的頌歌。是的，正因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將她眼鏡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愛的孩子以遷就那根瘋香腸一事，這本書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愛情方面對已故詩人的一番教訓，在重大感情問題上，他的表現竟如此庸俗可卑，犧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憐而平淡的婚姻。貝蒂娜的書既是頌揚又是鞭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