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嘲諷？
在《笑忘書》第四章，塔米娜，女主人公，需要她的女友碧碧幫忙，碧是個年輕的有寫作癖的人；為贏得她的同情，塔米娜按她的意願安排了與一個名叫巴納卡的省地作家的會面。後者向有書寫癖的女人說，今日真正的作家已經放棄了小說這種過時的藝術："您知道，小說是一種人類幻想的果實，幻想理解他人，但是，我們之間相互理解什麼呢？……人們所能作的一切其實是呈上一份有關自己的報告……剩下的全是謊言。"接著是巴納卡的朋友，一位哲學教授："自詹姆斯·喬伊斯以來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的最偉大的冒險在於冒險的不存在……荷馬的奧德賽已經轉移到了內在，它內心化了。"書發表後不久，我發現這些話成了一部法文小說的卷首題詞，這使我很為得意，同時也有些尷尬。在我眼裡，巴納卡和他的朋友所言不過是些精巧的混帳話。當年，七十年代，我在周圍到處聽到這些，補綴著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殘渣的大學圈裡的扯淡。
《笑忘書》的這個第四章在捷克斯洛伐克用小冊子發表後（被禁廿年後我的那部作品首次發表），有人把一些剪報寄到巴黎給我：批評界對我頗為滿意，作為我的聰明的證明，他們引用了這些話，認為它們極為漂亮："自詹姆斯·喬伊斯以來，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生活最偉大的冒險在於冒險的不存在"諸如此類。我體驗到一種奇特的淘氣的快樂：看見自己騎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
誤解是可以理解的：我沒有試圖把我的巴納卡和他的教授變為可笑。我沒有表明我對他們的保留。相反，我想盡辦法來掩蓋這一點，想給他們的觀點賦予一種知識分子演說的優雅，大家那個時候都對此予以尊重，並狂熱地摹仿。如果那時我把他們這些話變得可笑，渲染它們的過份，我所作的便是人們所說的諷刺。諷刺，是標題藝術；出於對自己的真理確信無疑，於是把自己決意要鬥爭的東西變得可笑。小說家與他的人物的關係從不是諷刺的，它是嘲諷的。但是，從定義上說包含有小心的意思在內的嘲諷怎麼能讓人看得出來？通過環境：巴納卡和他的朋友的話處在一個動作、行為和語言的空間，它把那些話變為相對的。小小的包圍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種無辜的自我中心主義而顯示其特點：每個人都對她抱有一種真誠的同情，然而，沒有人試圖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著什麼。如果巴納卡說小說的藝術已過時，因而對他人的理解只是一種幻想，他不僅表達了一種時髦的美學態度，而且，無意之中，也表達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種苦惱：缺乏理解別人的願望；一種對真實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嘲諷就是說：人們在小說中找到的任何一種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們的每一個都處在與別的表示、別的境況、別的動作、別的思想、別的事件的複雜與矛盾的對照中。只有慢慢地閱讀，兩次、多次地重讀，才能對小說內部的所有嘲諷的關係得出結論。k被捕時的奇怪行為
k早上醒來，還在床上，按鈴叫人給他送來早餐。代替女傭人進來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著正常，但是，馬上就擺出一種主子的派頭，以致k不能不感到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權力。儘管忍無可忍，他還是能力趕走他們，反而有禮貌地問那些人："您們是誰？"
從一開始，k的行為就搖擺於兩者之間：脆弱以至於準備向闖入者（他們來向他說明他被捕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厚顏無恥低頭讓步，和害怕自己顯得可笑。比如，他堅決地說："我既不想呆在這裡，也不喜歡你們不作介紹就向我說話。"只消把這些話從它們的嘲諷的關係中拽出來，僅從字面上捉住它們（有如我的讀者對待巴納卡的話那樣），k在我們看來［就像對於把《審判》寫入電影的奧爾遜·威爾斯（orsonwelles）］便會是個反抗-暴力-的人。然而，只須認真地讀一下文章就可知道這個被稱為反抗者的人繼續服從於闖入者，這些人不僅不屑於自我介紹，甚至吃了k的早餐，並讓k在整個時間，穿著睡衣站在那裡。
在這場奇怪的羞辱場面的結束的時候（他向他們伸出手去，他們拒絕握手），其中的一個男人對k說："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銀行吧？""去我的銀行？"k說，"我還以為我被捕了。"
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長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評論說得更加明確：
"k在他的提問中放進一種挑戰，因為儘管別人拒絕與他握手，但他卻覺得，尤其是監視人起來之後，自己越來越獨立於這些人。他跟他們玩兒。打算在他們要走的時候，一直追他們到樓門口，並建議他們把他逮捕。"
這就是個非常巧妙的嘲諷：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個很強的"跟他們玩兒"的人，嘲笑他們，用玩笑的口氣，偽裝把自己的被捕當作認真的事。他投降了，但馬上把他的投降解釋為在他自己看來他能夠保持他的尊嚴。
人們最先讀卡夫卡的時候，臉上一副悲劇面孔。然後人們聽說，卡夫卡在把《審判》的第一章讀給朋友們聽的時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於是人們也開始強迫自己去笑，卻並不知到底為什麼。其實，在這一章裡，這麼好笑的到底是什麼？
k的行為。但是這個行為的可笑在何處？
這個問題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電影學院渡過的歲月。在教員的會議上，我和朋友c，總是以一種調皮的親切感瞧著我們的同事d，一位50十多歲年紀的作家，狡猾但行為端正，我們始終懷疑他是個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膽小鬼。我們夢想有這麼一個（可惜！）我們從未實現過的場面：
正在開會時，我們當中一個人將突然對他說："跪下來！"
他先是會聽不明白我們想要幹什麼；說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會懂了，但以為可以裝作不懂，來贏取一些時間。
於是我們會提高聲音："跪下！"
這時候，他再也不能裝不懂了。他會準備好服從，但只剩一個問題要解決：怎麼做？怎麼在這裡，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來，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將絕望地尋找一種滑稽的方式，用來配合下跪。
"親愛的同事，"他終於會說，"你們是否允許我在膝蓋下面放一個沙發墊背？"
"跪下，不許說話。"
他將照著去作：兩隻手交叉在一起，頭微微垂向左方："我的親愛的同事，如果你們認真研究過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拉斐爾畫的聖-弗朗索瓦·達西斯就是這種姿式。"
那時候每一天我們為這個使人高興的場面想象新的場面，發明一些又一些我們的其他同事可能用來嘗試挽救其尊嚴的精神法。對約瑟夫·k的第二次審判
與威爾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詮釋者遠遠不認為k是一個反抗專制的無辜者。對於麥克斯·布洛德來說，毫無疑問，約瑟夫·k是有罪的。他幹了什麼？按照布洛德的說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絕望與拯救》，1959年），他因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無能力去愛，而有罪。
"josephkliebtniemand，erliebeltnur，deshalbmussersterben．"約瑟夫·k不愛任何人，他只是去追追女人，所以，他應當死。（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句絕對愚蠢的話）布洛德立即指出k的lieblosigkeit的兩個證明：按照小說未完成的，之後被擯棄的某一章（一般都發表在小說的附加部分）：約瑟夫·卡三年以來，沒有去看望過自己的母親；他只是寄錢給她，通過一位表兄瞭解她的身體情況。（奇怪的相似：小說《異鄉人》中的墨爾索meursault也被指控不愛他的母親。）第二個證明：是他與布林斯特納小姐的關係。
在布洛德看來，那是"最卑下的性"的關係（dieniedrigtesexualitabt），"由於被性糾纏，約瑟夫·卡不把女人看做一個人性的存在"。
愛德華·格德杜克（edouardgoldstubcker），捷克卡夫卡專家，在《審判》1964年布拉格版的前言中如此嚴厲地譴責k，即使他的措詞不是像布洛德一樣帶有神學的印跡，而是馬克思主義化的社會學辭令："約瑟夫·卡之有罪，是因為他允許自己的生活走向機械化、自動化、異化，順從於社會機器的呆板的速度，使之失去所有人道的東西；因而k逾越了，按照卡夫卡的觀點，全人類都服從的法律，這個法律說：實行人道吧。"格德杜克在50年代遭受莫須有罪名指控，受到斯大林式審判之後，坐了4年監獄。我問自己：這個審判的受害者怎麼能夠在10年之後，向另外一個和他一樣並無罪過的被告發起又一番審判呢？
亞歷山大·維亞拉特認為（《〈審判〉的秘密故事》lhistoiresecreteduproces，1947年）卡夫卡小說裡的審判是卡夫卡對自己的預審。k只是他的另一個ego（自我）：卡夫卡斷絕了與費麗絲的訂婚，未來的岳父"專程從馬爾墨（malmob）趕來審判這個有罪過的人。阿斯加尼酒店房間發生的場面（1914年7月）給卡夫卡一個審判庭的感覺。……第二天，他便投入寫作《教養營》和《審判》。k的罪行，我們無所知，流行的道德寬恕了它。然而，他的無辜是惡魔般的。……k以神秘的方式違背具有神秘的公正性的法，這一公正與我們法律的公正性截然不同……。法官是卡夫卡博士，被告是卡夫卡博士。他為被告的惡魔般的無辜作辯護。"
在第一次審判（按照卡夫卡在他的小說裡所講述）中，法庭指控k而並未指明何罪。卡夫卡學者對於指控一個人而不說為什麼並不感到奇怪，而且也不急於去對這一智慧進行深思和欣賞這個前所未有的發明之美。非但沒有這樣，他們反而在他們自己發起的對k的新的審判中，扮演起檢察官的角色，這一次是試圖證明被告的真正的錯誤。布洛德：他沒有能力去愛！格德杜克：他同意讓他的生活變得機械化！維亞拉特：他毀了婚約！但是對這些人應該承認他們的功勞：他們對k的審判和前者一樣，也是卡夫卡式的。因為如果在第一個審判中k被指罪為莫須有，那麼在第二次便是什麼都有，這其實是一回事，因為在兩種情況下有一點是清楚的：k有罪不是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而是因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應當死。產生犯罪感
只有一個唯一的辦法去理解卡夫卡的那些小說。像讀某些小說那樣去讀。不要在k的人物中去找作者的畫像，也不要在k的對話中去找什麼神秘的編碼資訊，要認真地追從人物的行為，他們的說話，並試著在自己眼前想象他們。如果這樣讀《審判》，從一開始，我們就會被k對指控所作的奇怪反應所困惑：從沒做任何壞事（或者說不知自己作了什麼壞事）的k馬上開始像有了罪過一樣去行動，他感到自己有罪，人們使他變成有罪。人們使他產生犯罪感。
過去，在"是有罪的"和"感到自己有罪"之間，人們只看到一種簡單的關係：有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產生犯罪感"一詞，事實上，是比較近期的一個詞；在法語裡，它在1966年靠了精神分析和它在語彙的發明才第一次被使用；這個動詞的名詞（"產生犯罪感"）兩年後被創造出來，在1968年。然而，在很長時間以前，直到那時尚未被髮掘的"產生犯罪感"的境況，卻早已在卡夫卡的小說中，在k這個人物身上被呈現，被描述，被展開。在進化中它有不同的階段：
階段一：為了失去的尊嚴而徒勞鬥爭。一個人被荒謬地指責，但對自己的無辜並不懷疑的他，看到自己像有罪者一樣的行為感到難堪。作為有罪者而並不是有罪者，其中有某種侮辱人的東西，他便努力去掩蓋。這個被展現在小說第一場戲中的境況，到了後面一章，被濃縮在一個其大無比的嘲諷玩笑之中。
一個莫名的聲音打電話給k：他將在下一個星期日在一個小鎮的一所房子裡被審訊。毫不猶豫，他決定前往；出於服從？出於害怕？噢不是，自我愚弄自動地運轉起來：他只想去趕快結束這些讓他討厭的事，他們的愚蠢的審判讓他浪費時間（"審判成立了，那就得去應付，好讓這個第一堂出庭變成最後一堂"）。一個小時以後，他的經理請他在同一個星期日去他家裡做客。邀請對於k的事業生涯是重要的。那麼他會放棄那個滑稽的傳招出庭嗎？不會；他謝絕了經理的邀請，因為雖然他並不肯對自己承認，他已經被審判制服。
於是，星期日他去了。他想到電話裡那個給他地址的聲音忘了指示他時間。沒關係：他感到著急並且跑起來（是的，按字面上，德文：erlief），穿過整個城。他跑，為了準時到達，雖然連什麼時間也沒有被通知。我們可以說他想盡可能早到是有道理的；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坐去同一條街的有軌電車呢？道理是：他拒絕乘電車，因為"他絕對不想表現出過分的準時從而在委員會那裡卑躬屈膝"。他跑向法庭，但是他作為一個永不低頭的男人跑去那裡。
階段二：力量的考驗。終於他到了一個大廳，人們在裡面等他，"那麼您就是那個畫匠。"法官說。而k則在坐滿了大廳的公眾面前辭令生動地反駁這種可笑的蔑視："不，我是一個大銀行的首席代理人。"接著，他作了一番長篇報告，抨擊法庭的無能。在掌聲的鼓勵下，他覺得自己頗有力量，按照被告變為主告的那句口頭禪（威爾斯，對於卡夫卡式的嘲諷竟然充耳不聞，被這句口頭禪給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戰。第一個打擊到來是在他看見所有與會者的領口上的標記，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眾只不過是由"法庭的公務員"組成，……"來這裡是為了聽堂和偵探。"他走了，在門口，預審法官在等他，並告訴他："一次審訊對於被告所始終代表的好處您卻給自己剝奪了。"k叫道："你們這幫壞蛋！你們所有的審訊，我都白送給你們了！"
如果不把這一場戲放在與緊接在k的咆哮之後所發生的，作為這一章的結尾，嘲諷關係之中，人們便根本不會懂得它。下面是隨後一章的開始："k在後來的星期裡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傳訊；他不能想象他拒絕受審已被人們當真對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麼也還沒有接到，他便出於默契設想他被在同一幢樓同一時間裡召審。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裡。"
階段三：審判的社會化。k的叔父一天從鄉下到來，聽說了對他的侄子的審判。一件漂亮的事：審判再秘密不過，大家這麼說，然而，卻無人不知。另一件事同樣出色：沒有人懷疑k是有罪這件事，社會已經通過了這一控告，並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許（或者它的非-不同意）。人們準備看到憤怒的驚訝："怎麼會指控你？到底是什麼罪？"然而叔父並無驚訝。他只是想到審判對於所有親戚可能帶來的後果而害怕。
階段四：自我批評。法庭拒絕作出正式指控，為了面對法庭保衛自己，k最後便自己來找自己的錯誤。它藏在哪兒？肯定在履歷表的什麼地方："他要重新回憶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為隱秘的一切行為和一切事件，然後從各個方面去報告並研究它。"
這種境況遠不是非真實的：事實上，一個倒了運的普通女人也會問自己，我做了什麼壞事？她會開始搜尋她的過去，不僅檢查她的行動，而且還要檢查她說過的話和她的秘密的思想，為的是理解上帝的憤怒。
共產主義的政治實踐為這種態度創造了"自我批評"一詞（法語中該詞在1930年左右從政治意義上被使用：卡夫卡那個時候不用它）。人們對這一個詞的使用並不確切地符合它的詞源。不是要批評（從改正錯誤的意圖出發將好與壞諸方面分開），而是找到錯誤，來幫助主告者，來接受和同意控告。
階段五：受害者與他的劊子手認同。在最後一章，卡夫卡的嘲諷達到了他的可怕的高峰：兩位穿禮服的先生為k而來，帶他到街上。他先是拒絕，但是馬上對自己說："我現在唯一能作的事……就是保持我的論證的明確一直到最後……現在我應不應該表現出在一年的審判中我什麼都沒有學到？
我應不應該像一個一竅不通的傻瓜一樣走開？"
然後他遠遠看見警察巡邏。其中一個使他覺得可疑的人靠近了他們。這時，k主動地用力拽走兩位先生，甚至和他們一起跑了起來，想躲過警察；有誰知道？警察會不會打亂或阻止等待他的執法？
終於，他們到了目的地。兩位先生準備著，要把他扼死，這時一個想法（他的最後的自我批評）穿過k的大腦："他的義務應該是自己拿起這把刀……把它插入自己的身體。"他抱怨自己的軟弱："他沒能完全地經受考驗，他沒有能使官方擺脫全部工作；這最後一個錯誤歸咎於向他拒絕使出全部必要力量的人。"
人可以多長時間被認為與自己認同？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個性在於他們個人的意識形態，它以或多或少直接的方式，確定他們的行為。奇裡洛夫（kirailov）完全被吞沒在他自己的、被認為是自由最高表現的自殺哲學中。奇裡洛夫：一個變成了思想的人。但是，人在真正的生活中，真是這樣的個人意識形態的直接投影嗎？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的人物［特別是皮埃爾·別祖柯夫（pierrebezoukhov）和安德烈·波爾貢斯基（anadrebolkonsky）］也有他們的很豐富、很發達的理智，但它是在變化中並有多種變化形式，以至於不可能根據他們的思想來給他們下定義，那些思想在他們生活的每一階段都各為不同。托爾斯泰這樣給了我們關於人是什麼的另一個觀念：一個行程；一條曲折的道路；一次旅行，其每個陸續到來的階段不僅不同，而且經常代表對前面階段的全面否定。
我說"道路"，這個詞有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因為道路的形象讓人想到一個目標。然而，這些只是出乎意料地結束，被偶然死亡所中斷的道路，帶我們向著什麼目標呢？的確，皮埃爾·別祖柯夫到了最後，達到了彷彿是理想和最後的階段：他懂得了生活總是去尋找一種意義，為這個或那個事業去奮鬥，是徒勞的；上帝無所不在，在整個生命、在每天的生活之中，因而只需去生活所有要生活的並且帶著愛：於是，幸福的他鐘情於他的女人和他的家庭。目標達到了？達到頂峰，使得從後來角度看前面旅行的所有階段成了簡單的臺階？如果是這樣的話，托爾斯泰的小說便會失去它的根本性的嘲諷，而接近於一種小說化的道德教訓。在綜述八年之後所發生一切的尾聲裡，人們看到別祖柯夫離開他的家和妻子一個半月，投身於彼得堡的一個半地下的政治活動。又一次，他要去為他的生命尋找一個意義，為一個事業而奮鬥。道路沒有結束，而且也不知道目標。
人們可以說一個歷程的不同階段，相互地、處在一種嘲諷的關係裡面。在嘲諷的王國裡到處是平等；這意味著歷程中沒有任何一個階段，從道德而言，高於別的階段。波爾貢斯基投入工作，為的是使自己有益於他的祖國，他是想因此而贖回他從前的憤世嫉俗的過失嗎？不。不要自我批評。在道路上的第一階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與道德力量來選擇他的態度，而且他知道這一點；他怎麼能譴責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樣子呢？如果說，人們不能從道德的觀點來評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階段，那麼同樣地，人們也不能從真誠性的觀點來進行評判。不可能確定哪一個波爾貢斯基最忠實於自己：是那個脫離公眾生活的人或是那個投入其中的人。
如果各不同階段如此矛盾，怎麼來確定它們的共同的命名呢？我們能夠把無神論的別祖柯夫與有信仰的別祖柯夫看成一個唯一和相同的人物，那麼共同本質是什麼？一個"自我"的穩定的本質在哪裡？波爾貢斯基二號對波爾貢斯基一號在道義上的責任是什麼？別祖柯夫，拿破崙的對頭是否應該對過去曾是拿破崙的崇拜者的別祖柯夫負責任？在什麼樣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可以認為一個人與自己相認同？
只有小說可以具體地探察人所經歷的這一個最大的神秘；很可能托爾斯泰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細節的策劃
托爾斯泰的人物的變化表現為不是一個長期的演進而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感悟。別祖柯夫以令人驚訝的輕而易舉從無神論者轉變為宗教信仰者。為此只需他因為與他妻子的決裂而被震動，並在一個郵局的驛站遇到了一位是共濟會會員的過客跟他講話。這一輕而易舉並不是由於一種膚淺的搖擺不定。它尤其讓人猜測這一明顯的變化是由一個隱蔽的、無意識的過程所準備，而突然爆發在光天化日之下。
安德烈·波爾貢斯基在奧斯特麗茨戰爭中受了重傷，正在甦醒過來。在這一刻，他這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的整個世界動搖了：不是由於一番理性的、邏輯的思索，而是由於簡單的與死亡相對照，和對天空的長時間注視，是這些細節（注視天空）在托爾斯泰人物所生活的關鍵時刻起著重要作用。
過後，安德烈從他的深刻的懷疑主義之中重新浮了上來，再次回到積極的生活之中，這一變化之前，曾與皮埃爾在河中一隻小船上有過一場長談。皮埃爾那時（這是他的演變的一個暫時階段），積極、樂觀、為他人著想，並反對安德烈的憤世的懷疑主義，但是在他們的交談中，他卻表現天真，張口說些老生常談，安德烈則在理性上光彩照人，比皮埃爾說的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交談之後的沉默："離開湖，他把眼睛轉向皮埃爾剛才指給他看的天空，自奧斯特麗茨以來，他又一次再見他曾在場戰上注視過的永恆而深邃的天空。在他心裡，像是又一番快樂與溫柔。"這個感覺是短暫的而且消失在瞬間。但是安德烈知道"這個他沒有來得及多想的情感活在他的心裡"。很久以後有一天，像是一組星辰的舞蹈，一場細節的策劃（對一棵橡樹群葉的注視，偶然間聽到的少女的快樂話語，意外的回憶）燃起了這番情感（它活在他心裡）並使他走火入魔。安德烈，昨天還滿足於他隱退在世界之外，突然間決定"秋天去彼得堡，甚至要去找份工作。……他揹著手，在房間裡踱著步，一會兒皺起眉頭，一會兒微笑，腦海裡重新閃過所有這些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思想，它們像罪惡一樣秘密，其中很奇怪，混合著，皮埃爾、光榮、視窗的少女、橡樹、美、愛情。它們完全地改變了他的存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進來，他會表現得極為冷淡，嚴厲，斷然，讓人討厭和富有邏輯性。（……）他好像是想通過這種過份的邏輯性來在某個人身上對於他自己內心正在進行的非邏輯的和秘密的工作，施與報復。（我強調了文中最有意義的話。——米蘭·昆德拉）（讓我們記住：這也是同樣的對細節的謀劃；所見到的面孔之醜陋，在火車廂裡偶然聽到的說話，意外的回憶，它們在托爾斯泰的下一部小說裡，促動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