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呆在那茅屋下面，直至夜幕降臨。一個女人給她端來一碗米飯。她試圖弄明白。誰說出了未了的這句話：我們要回去了，顧不著你了。
她睡了足足一個下午，像是被什麼擊垮了似的，如同她在豆宏山脈時那樣。她在傍晚時醒來。她記不清了，她在想，今天看到的，興許根本就不是她的媽媽，不是她的兄弟姐妹。可她為何感覺看見的，偏偏就是她的媽媽，就是她的兄弟姐妹呢？現在來看，這些人和那些人，他們又有什麼不同呢？
夜色下，她順著原路往回走去，沿著洞裡薩湖向南走去，順著從前那位老者指點的方向。
後來，在她的家鄉一帶，人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炙熱的、明晃晃的光線下，她正在遠去，依然懷著孩子，她不再怕什麼。她要走的路，她已決定，那是一條永遠離別媽媽的路。眼淚掛在臉上，但是，她卻拼力地唱起一首家鄉的歌謠。
彼得-摩根。他摘下了筆。
他出了房間，穿過使館花園，上了那條沿著恆河伸展的馬路。
她在那裡，就在那個前任拉合爾副領事的臨時官味對面。她正睡著，在路邊灌木叢的廕庇之下，躺在地上，身上的粗布衣衫還是溼漉漉的，她的頭光禿禿的，就在那灌木叢的廕庇之下。彼得-摩根知道，夜裡，她又到了恆河裡去游泳，她又去招惹了一番路人，她又唱了歌，她的夜晚就是這樣度過的。彼得-摩根在加爾各答注意過她的行蹤。所以他知道這些。
就在她沉睡著的身軀旁邊，還有麻風病人睡在那裡。麻風病人開始醒了。
彼得-摩根是個年輕小夥子，他很想了解加爾各答痛苦的一面，很想投身進去；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夠實現，希望隨著對痛苦的瞭解，最終結束自己的無知。
已是早晨七點。黃昏般的晨光。天邊的雲臀停滯不動，覆蓋在尼泊爾的上空。
向遠處望去，整個加爾各答漸漸地甦醒過來。一窩螻蟻開始蠢蠢而動，彼得-摩根想，平淡乏味，惶恐不安，害怕上帝，還有痛苦，痛苦，他想。
忽然，從很近的地方，傳來百葉窗吱吱的聲響。那是副領事官邸的百葉窗，他準是醒了。彼得-摩根急忙離開馬路，側身花園的柵欄後面，等在那裡。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出現在陽臺上，半露著身子，他朝馬路上望了一刻，又退了回去。彼得-摩根這才穿過使館花園，朝他的朋友斯特雷泰爾夫婦的官鄰走去。
早晨的天空，呈現出一種病態，使得那些不習慣加爾各答氣候的白人，醒來之後，臉色顯得白蒼蒼的，煞是難者。他這時正在鏡子面前看著自己。
他從室內踱步到陽臺上。
加爾各答，今天，早晨七點，黃昏般的晨光，喜馬拉雅山的雲級停滯不動，覆蓋在尼泊爾的上空，雲羈之下，惡劣的霧雷聚積不散，過不了幾日，夏季風就要來臨。她正在睡著，在路邊灌木叢的廕庇之下，在陽臺對面，躺在瀝青馬路邊緣的土地上，身上的粗布衣衫還是溼漉漉的，她的頭光禿禿的，就在那灌木叢的廕庇之下。她又到了恆河裡去游泳，她又唱f歌，她又招惹了一番路人。
馬路上，幾個女人正在四面灑水，乾燥的灰塵經水衝溼，粘在地上，散發出尿味。
在恆河上面，那些灰色的遊隼已經醒來，在看；在恆河岸邊，總是那些麻風病人，他們醒來了，在青。
兩小時前，在加爾各答的紗廠裡，就有一幫散漫的工人，有氣無力地維持著工廠的運作。
拉合爾的副領事看著加爾各答，灰燼，恆河，那些灑水的女人，那個睡覺的女子。他離開陽臺，回到臥室，開始刮鬍子，氣溫這時已明顯地上升，他看著已經變得花白的兩鬢。他刮完鬍子，完了以後，他又一次踱到陽臺上，又一次看問棕櫚樹，石頭，那些酒水的女人，那個睡著的女人，看向河岸邊麻風病人的聚集地，看向河裡的遊隼，這就是加爾各答或拉合爾，棕桐樹，麻風病，黃昏般的晨光。
隨後，在這樣的晨光裡，副領事衝過澡，喝完了咖啡，他在一張沙發上坐下，拿起一封剛從法國來的信，看了起來。一位姨媽這樣寫道：有一夜，巴黎這裡颳起大風，這事已經有一個月，不過直至現在，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房屋的一扇窗子和百葉窗都被吹開，本來那扇窗子就半敞在那裡，留著室內通風用的；是當地警察局通知了她，她下午就過去了，把窗子關好，並檢查了一遍；沒有發現被盜的痕跡；噢，還有一件事，她差點兒忘了：她去關窗子的時候，發現那棵靠近柵欄的丁香樹又遭劫了；沒有人看管，所以每年春天都是這樣，總有一些野姑娘要來偷採。
副領事忽然想起，好像有什麼事兒要準備，是關於法國使館的招待會的，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晚上就要舉行，他在最後時刻才被邀請。昨天晚上，大使夫人就一句話：請來參加。
他站起來，去告訴印度僕人，把他的晚禮服刷一刷，而後又回到沙發上坐下。馬爾賽坡的姨媽寄來的信已經讀過。關於百葉窗被吹開和丁香被採那兩段，他又讀了一遍，最後他才確定：信讀過了。
他在等辦公時間的到來，手裡還拿著那封信。此一刻，彼一時，在那邊是一個沙龍，一切井然有序，黑色的大鋼琴閒在那裡，在樂譜架上，放著一份沒有開啟的樂譜，樂譜上寫著「印度之歌」，卻看不怎麼清楚。柵欄的門緊緊地鎖著，外人不可能鑽進花園，不可能走近，人家不可能看到樂譜的名字。在鋼琴上，有一盞檯燈，是用中國花瓶改成的，燈罩用綠色的絲綢製作，它有四十年了嗎？是的。在這房子的主人出生之前就有了嗎？是的。風暫時停息下來，百葉窗開在那裡，耀眼的陽光投射在綠色的檯燈上。一些人停在外邊：應該想想辦法，否則，今夜還是睡不好，你們聽到昨夜吮當蹺當的聲音嗎？響了足足一通宵，就像敲喪鐘一樣。又有一些人，一群人停下來：這個房子老是關著，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誰？一個獨身男人，約摸三十五歲吧。
他叫約翰一馬克-h。
一個獨子，父母已經死了。
這個住宅還可以稱為府邸，帶有花園，坐落在巴黎，幾年來一直關著，因為房子的主人從事外交生涯，這期間，正在印度那裡當領事，警察局知道，這種情況下或一旦火災時，該通知誰：在馬爾賽坡區，有一位老夫人，她是房主的姨媽
風又颳了起來，百葉窗隨風關上，陽光悄然隱去，丟下了綠色的絲綢，鋼琴重又蒙上陰影，直至日暮。兩年了。
僕人還在劇那件粗呢晚禮服，那刷子的聲音讓副領事越聽越刺耳，他站起身，關上了門。
起床的時間終於過去，辦公的時間繼之而來。
副領事步行去工作，他沿恆河走了約摸十分鐘，經過一塊林明地，林蔭下，那些始終憨笑著的麻風病人在等著。他走進使館，穿過一片夾竹桃和一片棕桐樹：他的辦公室幾間單獨地圍在一起，在另一邊。
一個平和的聲音又在問道：這個先生在的時候，你們都聽到過鋼琴聲嗎？那是在做音階練習，還是用一隻手在彈什麼曲子？彈得多麼彆扭啊。一個年邁的聲音答道：是的是的，從前，每天晚上，是有個孩子用一個手指彈奏，記得彈的是「印度之歌」吧。還有呢？年邁的聲音又答道：從前，是的，夜裡的時候，不過並不久遠，人家曾聽到過什麼東西摔碎的聲音，像是鏡子之類的，從一個獨身男人的住所傳出來，那個男人也就是彈奏「印度之歌」的孩子。知道的情況恐怕就這些。
副領事一路上口裡吹著「印度之歌」。他碰到了夏爾-羅塞特，夏爾-羅塞特從一條小徑上突然走出來，正與副領事碰個當面，他很想避開副領事卻避不開了。他與副領事寒喧了幾句。副領事說他已接到邀請，讓他參加明晚使館的招待會。夏爾-羅塞特的臉上掩飾不住驚訝的神色。副領事又說，這將是他在加爾各答參加的第一個招待會，但也很可能是最後一個招待會。夏爾-羅塞特說有急事在身，便抽身離開了他，朝使館辦公室的方向倉促走去。
五個星期前，約翰一馬克-h來到了這座位於恆河之濱的城市，來到了印度這裡的首府：加爾各答，它的人口還和過去一樣，五百萬，當然還不包括一些未知數，比如，今天，在夏季風來；臨之前，在這黃昏般的晨光裡，剛剛擁入城裡的那些餓死鬼。
他從拉合爾來，在那裡，他作為副領事待了一年半，後來，因為出了事，被調離拉合爾，加爾各答的外交當局認為那是一個令人頭痛的案件。現在，他在這裡等待重新安排。然而，遲遲不見動靜，看來還相當麻煩。有人說可能安排去孟買，但此說缺乏可靠性。外交當局認為目前最妥善的解決辦法，就是給他一些事做，讓他在加爾各答繼續等待。他的辦公室工作就是一些整理分類的事，正是安排給像他這種情況的官員來做的。他住的官邸是專供那些在加爾各答等待調動的官員使用的。
雖說在加爾各答無人不知拉合爾發生的事，但其中詳情卻無人知曉，除了斯特雷泰爾夫婦。
副領事口裡停住了，不再吹「印度之歌」。
加爾各答，早晨，黃昏般的晨光裡，安娜一瑪麗-斯特雷泰爾正穿過使館的花園，他看見了她。
安娜一瑪麗-斯特雷泰爾走到使館的附屬建築那邊，她對那裡的人說，剩飯剩菜以後要留著，給加爾各答那些餓肚子的人，她還說從今天起，再準備一個存放涼水的盆，放在炊事房這邊的柵欄前，挨著那些剩飯剩菜，因為夏季風就快來了，他們要喝水的。
吩咐完畢，安娜一瑪麗-斯特雷泰爾又穿過花園，回到兩個女兒那裡，她們正在一條小徑上等著她。她們一起朝網球場走去，而後又轉向花園深處。她們在散步。外面溫度已經很高了，網球場好幾日前便已冷清下來。她們下身著白色的運動短褲，上身裸著胳膊。她沒有帶帽子，她不怕太陽。正當副領事走過使館的大樓，安娜一瑪麗-斯特雷泰爾看見他，向他表示了一下，她也像加爾各答的每個人那樣，對他採取小心謹慎的姿態。他朝她身子欠了一欠，繼續走去。他倆這樣相遇已經有五個星期，每一次兩人都是這種方式。
在那冷冷清清的網球場四周，圍有柵欄，一輛女式腳踏車停靠在上面，那是安娜一瑪麗-斯特雷泰爾的腳踏車。
夏爾-羅塞特受法國大使之請，要與大使一起，來看約翰一馬克-h的材料。
大使的辦公室裡，窗簾垂落，遮擋住了落日餘暉般的晨光。燈光之下，只有他倆。
夏爾-羅塞特手裡拿著一份材料，那是約翰一馬克-h寫的關於拉合爾意外事件的彙報，他向大使念道：
「我在拉合爾擔任副領事一職，前後一年半。四年前，我曾提出過請求，希望在印度這裡謀得一職位，當任命書下來，我欣然接受。我承認在拉合爾做出了那件事，大家也都認為是我做的。我不懷疑任何證人證詞的忠實性，唯獨我那個印度僕人例外。我情願承擔此事的全部責任。」
「我既歸外交當局領導，當局自然可以隨心所欲，支配我的未來。如果他們認為必須解除我的職務，我只能表示接受，正如我堅持還想留在領事機構裡工作一樣。我已做好準備，奔赴任何指派的地方。對於拉合爾，我去留無意。對於我在拉合爾的那件事，我既不能對它予以解釋，也不能說明不能解釋的原因何在。因為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權力機構，無論其在外交領域之內或是之外，都不會真正對我要做的解其釋感興趣。但願他們不要因為我拒絕解釋就認定，我這是在疑心誰或是蔑視誰。只是找認為拉合爾發生的事，若要說得清楚，實在不可能。」
「再要補充一點，我在拉合爾做出那件事，並非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樣，是出於醉酒的原因。」
「我以為他自己會提出來，請求解除他的職務的，」大使說，「可他沒那麼做。」
「您什麼時候找他談廣
「還不知道。」
大使友善地看著夏爾-羅塞特。
「我沒有權力那麼做，但我正在考慮，我想請你幫我出出主意，這件事太讓人頭痛了。」
約翰一馬克-h的檔案上面，是這樣寫的：獨生子。父親是個小銀行家。父親死後，母親嫁給了佈雷斯特的一個唱片商，兩年後也死了。約翰一馬克-h保留了他家在紐伊的私宅，假期他便回到那裡小住。十三至十四歲時，在塞納一瓦茲省蒙福爾市的一所私立中學，做過一年的寄宿生；進寄宿學校的原因是：孩子體質脆弱，應當去外面經經風雨。在去蒙福爾之前，他只是個平平的學生。從到了蒙福爾起，他的成績優異。後因表現不好，被校方開除，離開蒙福爾，但沒有具體說明什麼原因。之後回到巴黎，進入另一中學，直至學業結束。後來——根據他自己的志願——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起初幾年，沒有任何記載。隨後，約翰一馬克-h三次提交了停職申請報告，在前後將近四年的時間裡，離開了巴黎。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又去了哪裡。對他的評語很一般。好像約翰一馬克-h早就希望到印度來，到這裡來暴露自己的本性似的。只有一件事情寫得很清楚：無男女關係史可查。
大使曾給他現在推一的親人寫過信，那是他的姨媽，住在巴黎的馬爾賽坡區。她隨即回了一封很長的信。「這樣，」她在信中說，「在這孩子身上，發生的事情一樁樁一件件，都不像我們所期望看到的，我們還自以為了解他呢。可誰又能瞭解他呢？」
「他還發瘋嗎？」
「是的，不過，他的神經憂鬱症得到了改善。儘管他經常會發，但人人都說，他的神經毛病好多了。」
「只是很晚以後，才有呻吟聲傳來。」
「人家起初以為，是哪個愛開玩笑的人，愛玩弄手槍的人，可後來深更半夜的，他開始喊了起來……後來，必須要說的，有人在薩里瑪的花園裡發現了幾具屍體。」
關於他的童年，他的姨媽說些什麼呢？幾乎沒什麼：說他更喜歡寄宿學校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的溫暖，說正是從到了蒙福爾以後，他才變了，才成了一個……她措辭謹慎，甚至有點晦澀——所以讓人推斷不出，他在拉合爾到底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但總的說來，一切都很正常，除了沒有女人這一點，不過，這一點真是這樣的嗎？
「我非常抱歉。」夏爾-羅塞特繼續念道，「我實在無以證明，我的外甥曾經有過某個女人。他總是願意獨自一人，儘管我們做了努力，但他依舊與誰也不來往。很快呢，他就讓我們，讓她的母親和我，處得離他遠遠的；自然連一點兒心裡話也聽不到了。大使先生，請允許我以他的名義並以我個人的名義，懇求您能寬容為懷。我的外甥在拉合爾失去理智的行為，歸根到底，不會證明他有著某種隱秘的心態吧？在他的身上也許有著某種東西，不曾為我們注意，但恐怕不能因此就說明，他是多麼卑鄙可恥的吧？在做出最後懲處之前，這個行為不會被視為一種故意的行為，甚至具有某種原則性的動機吧？真不知為何要追溯他的童年時代，來解釋他在拉合爾的行為呢？難道不該在拉合爾也尋找一下原因嗎？」’
「在這件事上，我還是慣用推測的方法，到他的童年裡面尋找解釋。」
大使邊說邊從那些材料中抽出了信。
「這封信最好不要落到拉合爾那邊，」他繼續說，「那樣會夠他受的。我這樣做雖然違規，但我還是想讓你知道。你怎麼想？」
夏爾-羅塞特猶疑片刻，問大使河以對約翰一馬克-h的所作所為那麼寬容。現在的情形不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需要嚴加懲處嗎？
「一件雞毛蒜皮的事情往往才需要從重懲處，」大使說，「這裡又沒有什麼對立派，是不是，這只是一種……一種事態吧…很明顯嘛，至於拉合爾…拉合爾，又怎麼說呢？」
他有時見見他嗎？大使問道。不，這裡沒有人見他，除了歐洲俱樂部的經理，那個醉鬼。在拉合爾，從不曾有人見過他有什麼朋友。
「他對歐洲俱樂部的經理才有知心話，」夏爾-羅塞特說，「他不該不知道，幾乎什麼都給他說出來了。」
「他說起拉合爾了嗎？」
「沒有。好像只說他童年的事，正像您希望的那樣……」
「可他，依你看，他為什麼那麼做呢？」
夏爾-羅塞特想不出為什麼。
「他的工作很出色，」大使說道，「現在好像事態開始平息。這事看看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