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沿著聖米歇爾大街走到索弗洛路去喝咖啡，吃奶油小圓蛋糕。這是個晴朗的早晨。盧森堡公園裡的七葉樹開了花。使人感到一種熱天清晨涼爽宜人的氣氛。我一邊喝咖啡，一邊看報，然後抽了一支菸。賣花女郎正從市場歸來，在佈置供一天出售的花束。過往學生有的上法學院，有的去巴黎大學的文理學院。來往電車和上班的人流使大街熱鬧非常。我登上一輛公共汽車，站在車後的平臺上，駛向馬德林教堂。從馬德林教堂沿著嘉布遣會修士大街走到歌劇院，然後走向編輯部。我在一位手執跳蛙和玩具拳擊手的男子身邊走過。他的女夥計用一根線操縱玩具拳擊手。她站著，交叉著的雙手擦著線頭，眼睛卻盯著別處。我往旁邊繞著走，免得碰線上上。那男子正向兩位旅遊者兜售。另外三位旅遊者站停了觀看。我跟在一個推著滾筒、往人行道上印上溼湧湧的cinzano字樣的人後面走著。一路上行人都是上班去的。上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穿過馬路拐進編輯部。
在樓上的寫字間裡，我讀了法國各家晨報，抽了煙，然後坐在打字機前幹了整整一上午的活。十一點鐘，我搭出租汽車前住凱道賽。我進去和十幾名記者一起坐了半小時，聽一位外交部發言人（一位戴角質框眼鏡的《新法蘭西評論》派年輕外交官）講活並回答問題。參議院議長正在里昂發表演說，或者更確切一點說，他正在歸途中。有幾個人提問題是說給他們自己聽的。有些通訊社記者提了兩三個問題是想了解真相的。沒有新聞。我和伍爾塞及克魯姆從凱道賽一同坐一輛出租汽車回去。
「每天晚上你都幹些什麼，傑克？」克魯姆問。「哪兒也見不著你。」
「喔，我經常待在拉丁區。」
「哪天晚上我也去。丁戈咖啡館。那是最好玩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丁戈，或者新開張的雅士咖啡館。」
「我早就想去，」克魯姆說。「可是有了老婆孩子，你也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玩不玩網球？」伍爾塞問。
「哦，不玩，」克魯姆說。「可以說，這一年我一次也沒有玩過。我總想抽空去一次，可是星期天老下雨，網球場又那麼擠。」
「英國人在星期六都休息的，」伍爾塞說。
「這幫小子有福氣，」克魯姆說。「哦，我跟你說吧。有朝一日，我要不再給通訊社幹。那時候我就有充裕的時間到鄉間去逛逛羅。」
「這就對了。在鄉間住下，再弄輛小汽車。」
「我打算明年買一輛。」我敲敲車窗。司機剎住車。「我到了，」我說。「上去喝一杯吧。」「不了，謝謝，老朋友，」克魯姆說。伍爾塞搖搖頭說，「我得把他上午發表的訊息寫成稿件發出去。」
我在克魯姆手裡塞了個兩法郎的硬幣。
「你真是神經病，傑克，」他說。「這趟算我的。」
「反正都是編輯部出的錢。」
「不行。我來付。」
我揮手告別。克魯姆從車窗裡伸出頭來。「星期三吃飯時再見。」
「一定。」我坐電梯到了寫字間。羅伯特.科恩正等著我。「嗨，傑克，」他說。「出去吃飯好嗎？」
「好。我來看看有什麼新到的訊息。」
「上哪兒去吃？」
「哪兒都行。」
我掃了我的辦公桌一眼。「你想到哪兒去吃？」
「‘韋澤爾’怎麼樣？那裡的冷盤小吃很好。」
到了飯店，我們點了小吃和啤酒。灑保頭兒端來啤酒，啤酒很涼，高筒酒杯外面結滿水珠。有十幾碟不同花色的小吃。
「昨兒晚上玩得很開心？」我問。
「不怎麼樣。」
「你的書寫得怎麼樣啦？」
「很糟。第二部我都寫不下去了。」
「誰都會碰到這種情況的。」
「唉，你說的我明白。不過，煩死我了。」
「還惦著到南美去不？」
「還想去。」「那你為什麼還不動身？」「就因為弗朗西絲。」「得了，」我說，「帶她一起去。」「她不願意去。這種事情她不喜歡。她喜歡人多熱鬧的地方。」
「那你就叫她見鬼去吧！」
「我不能這麼做。我對她還得盡某種義務。」他把一碟黃瓜片推到一邊，拿了一碟醃漬青魚。
「你對勃萊特.阿施利夫人瞭解多少，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