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換句話說：屬於我的一切都與我如影隨行。
當時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帶上了。說是我的，其實它們原先並不屬於我。它們要麼是改裝過的，要麼是別人的。豬皮行李箱是以前裝留聲機用的。薄大衣是父親的。領口鑲著絲絨滾邊的洋氣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埃德溫叔叔的。皮綁腿是鄰居卡爾普先生的。綠羊毛手套是費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真絲圍巾和小收納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
1945年1月還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國人那裡去。天曉得是什麼鬼地方。這訊息讓大家震驚。每個人都想送我點兒什麼，指望它們興許能派得上用場，雖然它們什麼忙也幫不上，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幫得上忙。因為我上了俄國人的名單，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點兒東西。我收下了它們。十七歲的我心想，這次離家來的正是時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國人的名單，只要能離開家，只要將來情況不會變得太糟，於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離開這針尖大的小城，這裡所有的石頭都長著眼睛。我一點兒都不害怕，而是掩飾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還有幾分良心不安吧，因為那份讓我的親人絕望的名單，於我卻是頗可以接受的處境。他們擔心我在異地他鄉會出事兒。我只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犯了點事兒，見不得人的事兒。它變態、骯髒、無恥，也妙不可言。這事兒發生在榿木公園，就在淺草叢生的小山包後面最隱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園中央的那個圓亭子，每逢節假日總有樂隊在那裡演奏。我在裡面坐了一會兒。透過細木縫，陽光刺眼地紮了進來。我看到了恐懼，空洞的圓形的、四邊形的、梯形的恐懼，經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連在了一起。這個圖案裡有我的迷亂，也有我母親臉上的震驚。在亭子裡我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我越是不讓自己去，就去得越勤。兩天之後我又去了，公園裡的人都管這叫「幽會」。
第二次幽會時，我見的還是第一次約的那個男人，綽號叫做「燕子」。第二個男人是新來的，綽號叫「聖誕樹」。第三個叫「耳朵」。接著來的是「繩子」，然後是「黃鸝」和「帽子」，再後來是「兔子」、「貓」、「海鷗」，還有「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綽號對應哪個人。大家在公園裡肆意更換著伴侶，我也任由他們把我轉來轉去。那是夏季，樺樹皮是白色的，茉莉花叢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葉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風的綠色牆垣。
愛情是季節性的。秋天的到來結束了公園裡的這一切。葉子掉光了，幽會也隨我們一起轉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館。鐵門旁掛著繪有天鵝的橢圓形徽章。每個星期我都會去跟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約會。他是個已婚的羅馬尼亞人。我不問他叫什麼，也不說自己叫什麼。我們錯開時間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後賣票的女人，明鑑照人的石板地，圓圓的中柱，繪有睡蓮圖案的牆磚，雕花的木臺階，這一切都應該想不到，我們是來赴約的。我們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發汗箱〔舊時用來發汗的木結構裝置，內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門關閉，頂板有一洞，人可將頭伸到外面。〕那兒，我們才碰頭。
當年，每一次這樣的幽會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我去勞動營之前是這樣，自我返鄉到1968年離開這個國家，那些年情況也是這樣。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從公園或市游泳池帶走，嚴刑審訊之後，投進監獄，從那兒再送到運河邊的監禁營。現在我才知道，去運河的人都有去無回。就算回來了，也是一具行屍走肉：身心俱毀，未老先衰，與這世上所有的愛都絕了緣。
在勞動營的時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沒命了。
五年後我被從勞動營放出來，日復一日漫步在喧譁的街道上，腦海裡翻來覆去地想著，如果被捕的話，說是「當場抓獲」再恰當不過了。我已經編好了無數的藉口與不在場的證據，來駁斥這個罪名。我一直都揹負著隱秘的包袱，已經太深、太久地將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無法用語言傾訴心曲。即使我在訴說的時候，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裹縛自己罷了。
為了能延長從榿木公園到家的路程，在最後一個幽會的夏季，我偶然走進了圓形廣場上〔赫爾曼城的中心廣場。赫爾曼城是德語的叫法，羅馬尼亞語稱之為「錫比烏」(sibiu)。〕的三聖教堂。這次偶然昭示著命運。我看到了後來的歲月。在教堂側立柱上的聖壇旁，聖者身著灰色的大衣，脖子間圍著一頭綿羊作衣領。這脖子間的綿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但是，如果我說脖子間的緘默與嘴裡的緘默是兩碼事，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在我的勞動營歲月之前、之中與之後，我有二十五年的時間生活在對國家與家庭的恐懼中，畏懼那雙重的毀滅：國家把我當罪犯囚禁，家人把我當恥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懷疑地盯著陳列櫃、電車和樓房窗戶的玻璃，盯著噴泉和小水窪反射出的鏡面，好像自己就該是個透明人。
我父親是繪畫老師。只要他一說「水彩」這個詞，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腳似的悚然一驚，因為我腦子裡滿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這個詞告訴我，自己已經陷得有多深。我母親在吃飯時說：別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來對付肉的。我的太陽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說土豆和叉子嗎，怎麼又扯上肉了？她說的是什麼肉呀？我的肉體已經被那些幽會搞得顛三倒四了。我做賊心虛，這些詞總會出其不意地冒出來，擊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裡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母親、尤其是我父親，堅信金色髮辮與白色長筒襪的美麗，堅信希特勒鬍子的黑色四邊形，堅信我們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中西部地區。位於歐洲東南部，東喀爾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薩河流域。居民除羅馬尼亞人外，其餘多為馬扎爾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國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佔百分之零點七。〕的薩克森人〔這一地區的德國人最初來自德國薩克森地區。〕屬於雅利安人種。從純身體的角度來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噁心不過了。和一個羅馬利亞人有染，更是種族的恥辱。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瞭解有多麼少，而且我走後，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