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勞動營發的所有東西都沒釦子。內衣和長內褲各有兩根小系帶。枕頭兩端各有兩根小系帶。夜裡它是枕頭。白天就成了我們隨身挎的亞麻布袋，什麼場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東西或是乞討。
我們管乞討叫「兜售」。這個時候我們不偷，還有，工棚內鄰伴的東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們什麼時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時、下班後。其實也算不得偷，只不過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礫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頭袋塞滿了為止。農村來的女人早在三月裡就發現，這種鋸齒狀葉子的野菜羅馬尼亞語叫「蘿柏笪」（lobod），家鄉人開春時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語名字叫「麥得草」（meldekraut）。我們還摘一種葉子上長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蒔蘿。前提是：要有鹽。鹽要在集市上通過物物交換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鋪路用的碎石，用之前還必須得敲碎。鹽可是值錢的寶貝。麥得草有兩種吃法：
麥得草的葉子可以像野萵苣一樣生吃，當然要放鹽，野生蒔蘿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麥得草的莖整根放進鹽水裡煮。用勺子撈出來時，它會有種令人沉醉的、類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當清湯啖、或作綠茶飲。
早春的麥得草是柔軟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銀綠色。待到初夏時節，它已齊膝高，葉狀如指。每片葉子都各不相同，像一隻只形狀各異的手套，最下面永遠豎著大拇指。麥得草色銀綠，喜清涼，適宜早春時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會一下躥得老高，枝葉茂密，莖杆堅硬，苦若粘土，有木質感。等它齊腰高時，粗壯的主莖周圍會長出一蓬鬆散的莖葉。盛夏時分，葉莖開始變色，先是粉紅，繼而轉血紅，再變成紫紅。秋天時，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椏頂端會結出一串串的錐形花序，花狀如球，像蕁麻一般。只不過麥得草的錐形花序不會垂下來，而是斜斜地朝上長著。它也會由粉紅變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變了色、早就沒法吃了的時候，麥得草才會顯出真正的美麗來。有此美麗作保護傘，它得以自在地在路邊生長。吃麥得草的時節過去了，但飢餓卻不會，它變得比人自己還強大。
該怎麼來描述這慢性飢餓病呢？可不可以說，有一種飢餓，會把你的饑饉變成病態。總會有更多的飢餓加入到原有的飢餓之中。新來的飢餓不知飽足地增長著，躍入舊的、永恆的、好不容易才剋制住的飢餓之中。如果除了談餓之外，關於自己就無話可說，如果除了餓之外，別的事都無法去想，那麼人該如何在這世上生存？硬顎大過頭，一個高而敏感的圓拱，直達頭顱。飢餓讓人無法忍受時，硬顎內就會抽著痛，好像有人把一張剛剝下來的兔皮在臉後撐開了去曬乾，臉頰變得乾枯，覆蓋著蒼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該不該責怪這苦澀的麥得草。人們不能再吃它了，因為它變得木頭一般，拒絕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為我們和飢餓服務，而在替飢餓天使效勞。這一串串的紅色錐形花序就是飢餓天使的項圈。初秋第一場霜之後，它便一日比一日濃豔，直至完全凍壞。這毒藥般美豔的顏色刺痛眼球。錐形花序，一排排紅豔的花環，所有路兩邊都在打扮著飢餓天使。它帶著它的花飾。我們的硬顎卻已如此高曠，走路時腳步的回聲都會在口腔內發出刺耳的聲音。腦袋裡有一種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這光在口腔內自顧自盼，柔媚地滑進小舌，漸漸地漲起來漫入大腦，直到腦殼裡不再有思維的大腦，而只有飢餓的迴響。飢餓的痛苦無以言表。時至今日我還要向飢餓表明，我已逃脫了它的掌控。從不用捱餓的那天起，我簡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為食。只要吃東西，我就會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來，從勞動營回鄉之後，我就是在為反抗餓死而吃。
我看著已經沒法吃了的麥得草，努力去想點別的東西，譬如在寒冬來臨之前，這夏末倦怠的溫暖。結果卻偏偏想起了這裡沒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體農莊上的婦女，或許已經能在每天的野菜湯裡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們沒有什麼讓人羨慕的。她們住在地洞裡，每天干活的時間比我們長得多，從日出一直幹到日落。
勞動營的早春時節，就是我們這些去瓦礫堆上的「麥得行者」煮麥得草的季節。「麥得草」這個名字並不合適，根本體現不了它的意義。「麥得」（melde）這個詞對我們而言沒有弦外之意，不會擾亂我們的心神。它不是「報到」〔德文是meldedich,意為報到、發言。〕的意思，不是集合點名草，而是路邊隨手可拾的一個詞。反正它是表示臨近晚集合的詞，是臨近集合的草，而絕不是集合草。煮麥得草的時候，我們時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著，因為之後馬上要集合點名，並沒完沒了，因為人數總是點不對。
我們勞動營一共有五個rb，即五個工作大隊（rabotschibatallion）。每個支隊又稱orb（odelnarabotschibatalion），分別由五百到八百人組成。我的工作隊編號為1009，我的工號是756。
我們整齊地列隊站好。這麼說其實很荒謬。你看，這五個慘不忍睹的工作隊，每個人都眼睛浮腫，鼻子碩大，面頰深陷。肚子和雙腿都水腫著。不論是嚴寒還是酷熱，我們就這樣整晚整晚地在靜靜的站立中度過。只允許蝨子在我們身上爬動。在沒完沒了的點名中，它們可以喝個飽，檢閱著我們可憐的肉體，不知疲憊地從頭部一直爬進xx毛。大多數時候它們已經吃飽喝足，並在棉製服的接縫處躺下睡了，而我們卻仍在靜靜地站立著。勞動營的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依然在咆哮。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託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這個名字長得已經足夠讓我們在說出它時，害怕得直磕巴了。託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這個名字，讓我想起被放逐時，火車頭髮出的呼嘯聲，想起家鄉教堂裡那個白色神龕，上面刻著「天命啟動時間」。也許我們數小時的靜立，是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龕。骨頭重得像灌了鉛。如果身上的肉沒有了，撐起這副骨頭便會成為一種負擔，它直把你往地裡吸。
集合點名時，我會練習在靜立中達到忘我的狀態，不去將呼與吸區分開來。不抬頭，眼睛上翻，在空中尋找雲的一角，可以把這副骨頭掛上去。如果我已達忘我之境，並找到這樣一個空中掛鉤之後，它便會牢牢地固定我。
時常沒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藍。
時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雲毯，清一色的灰。
時常雲飄走了，掛鉤也不會靜止不動。
時常雨水會灼痛我的雙眼，並把衣裳緊緊黏在皮膚上。
時常嚴寒彷彿將我的五臟六腑扯得粉碎。
在這種日子裡，天空會讓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點名會把它再拽下來，骨頭只能無依無靠地懸掛在我的身體裡。
工頭圖爾·普里庫利奇在我們和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之間，僵直地走來走去。點名冊在他的指間滑動，由於翻的次數太多，已經褶皺不堪了。他每叫一個號，胸脯就像公雞一樣顫動著。他的手依然像個孩子的。我的手在勞動營這段日子卻長大了，稜角分明，又硬又平，像兩塊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