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點名之後，我們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氣，問其中一位幹部或者甚至指揮官施矢萬涅諾夫本人，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他們會簡短地回答說：「skorodomoj」。意思是：你們馬上就可以走了。
這個俄語的「馬上」偷走了我們在這世上最長的時間。圖爾·普里庫利奇還讓理髮師奧斯瓦爾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髮師和圖爾·普里庫利奇是老鄉，都來自喀爾巴阡-烏克蘭〔在今烏克蘭最西邊，和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接壤〕，一個三國交界的地方。我問他，在理髮店給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國交界處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說不，在三國交界處不是這樣。這是圖爾的規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個理完了才輪到第五個。我問，這是什麼意思？理髮師回答說，有一點巴拉穆克。這又是什麼意思，我問。就是有點亂，他說。
圖爾·普里庫利奇不是施矢萬涅諾夫那樣的俄國人。他既會德語，又會俄語。但他是俄國人一邊的，跟我們不一樣。雖然也被關在這兒，他卻是勞動營負責人的副官。他把我們在一張紙上劃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隊，翻譯俄語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語的命他在紙上把我們的名字和工號整理到大隊編號之下，以便查閱。每個人都必須日夜牢記自己的號碼，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編號的囚徒。
在我們名字旁邊的一欄裡，圖爾·普里庫利奇會寫上集體農莊、工廠、清理廢墟、運沙、鐵路線、工地、運煤、車庫、焦煤組、爐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決於名字旁邊寫著什麼。它決定了我們會累，像狗一樣累，還是會累得要死；決定了我們在幹活之後還有沒有時間和力氣去兜售，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在食堂後的廚房垃圾裡悄悄地翻東西吃。
圖爾·普里庫利奇從不去幹活，不去任何工作隊和生產組，不用三班倒。他只發號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輕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個圈套。如果回應他的微笑，這是我們不得不做的，那我們就會出醜。他微笑，是因為他又在我們名字後面那一欄裡新新增了東西，更糟的東西。在勞動營工棚之間的林蔭道上，我躲著他，更願意和他保持著一個無法說話的距離。他高高地抬起那雙鋥亮得像兩隻漆皮袋一樣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虛的時間會從他體內由鞋底漏出來。他事無鉅細都記得一清二楚。人們說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會變成命令。
在理髮店，圖爾·普里庫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麼就說什麼，任何風險也沒有。他如果傷害我們甚至還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這樣，就得輕賤我們。他總是扯著脖子，俯視著和我們說話。他有整天的時間去自我欣賞。我也欣賞他。他有著運動員般的體格，銅黃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對小招風耳像兩枚胸針，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紅如菸草花，脖子像是蠟做的。他從不會弄髒自己，那是他的運氣。這運氣使他比實際上要顯得漂亮。不認識飢餓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點名的操場上指手劃腳，可以在勞動營的林蔭道上挺直著走來走去，可以在理髮店虛偽地微笑，但他沒有參與說話的權利。我知道圖爾·普里庫利奇很多事，比他願意的還要多，因為我和貝婭·查克爾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語的命令聽上去就像勞動營指揮官託瓦利施奇-施矢萬涅諾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組成的一種粗啞的、咬牙切齒的聲音。命令的內容反正我們也聽不懂，但卻明白其中的蔑視。慢慢地我們習慣了被蔑視。久而久之，這些命令聽上去只不過像是在不斷地清嗓子、咳嗽、打噴嚏、擤鼻涕、吐痰，總之是在不斷地產生粘液。所以特魯迪·佩利坎說：俄語是一種感冒了的語言。
當其他所有人還在晚集合的靜立中備受煎熬的時候，那些要當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勞動營角落的井後面升起了火，煮鍋裡放著麥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東西。為了不讓別人看見，上頭還得加個鍋蓋。能做成一筆劃算的交易的話，就會有胡蘿蔔、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夾克能換十根小蘿蔔，一件毛衣換三升小米，一雙羊毛襪換半升糖或是鹽。
想打牙祭的話，就非得蓋上鍋蓋。其實並沒有真正的鍋蓋，也許那只是一塊鐵皮，也許只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裡。不管怎樣，人們每次都能想出一個東西來當鍋蓋，並固執地說：一定要蓋上鍋蓋，雖然從來就沒有鍋蓋，有的只是關於鍋蓋的說法。當人們已經記不得鍋蓋是由什麼做的，從來沒有過鍋蓋，又總能找到點什麼來當鍋蓋用的時候，也許回憶也已被蓋封住了。
反正在黃昏時分，在勞動營角落的井後，總會有十五到二十堆這樣在兩塊磚之間升起來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裡的垃圾飯菜以外，就沒有小灶開了。煤會起煙，這些鍋的主人會手裡拿著勺子在一旁看著。煤應有盡有，鍋是食堂的——當地工廠生產的劣質餐具，灰棕色上過釉的鐵皮容器，釉已斑駁，滿是凹痕。在院內的火堆上它們是鍋，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盤子。一個人煮完了之後，另外有鍋的人就等著用他的火。
沒有東西可煮的時候，炊煙就會逶迤地爬進我的嘴裡。我縮回舌頭空嚼著，把唾液混著黃昏的炊煙一起吃，一邊想著煎香腸。沒有東西可煮的時候，我會走到鍋的附近，假裝睡前到井邊來刷牙。不過在把牙刷放進嘴裡之前，我已經吃過兩道了。我眼裡的飢餓啃食火苗，嘴裡的飢餓吞噬炊煙。我在吃的時候，周圍一切都靜悄悄的。透過黃昏，從對面的工廠區傳來陣陣焦煤組工作時發出的咕隆聲。我越是想快些離開井邊，就越是挪不動步子。我必須把自己從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組工作的咕隆聲裡，我聽到自己肚子的咕嚕聲，整個夜景都餓了起來。黑色的蒼穹覆蓋大地，我搖搖晃晃地走進工棚昏黃的燈光裡。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從家裡帶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鹽又太寶貴了，沒人捨得把它吐出來，它可值很多錢。我清楚地記得鹽和它的價值，卻壓根也記不起牙刷的樣子了。在收納包裡我曾帶過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還買過一支新牙刷的話，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後一年，我們手裡能拿到幹活所得的現錢之後。不過即使有過這麼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我寧願拿這現錢去買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從家裡帶來的第一支、肯定存在過的牙膏是克羅霍棟特（chlorodont）牌的。這牌子我還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過的和第二支可能有過的牙刷卻已被我遺忘了。我對梳子的記憶也是如此。我肯定有過一把。我還記得巴克利特（bakelit）這個牌子。戰爭快結束時，我們家鄉的梳子都是這個牌子的。
可能我對在勞動營買的東西比對從家裡帶的印象更深。如果我還記得從家裡帶的東西的話，那也是因為它們是跟我一起去的，因為它們屬於我，我也可以繼續使用它們，直到用舊。另外和它們在一起時，我感覺像是在家裡，而不是身處異鄉。也許我對別人的東西印象更深，因為我必須要去借它們。
我清楚地記得勞動營裡用的鐵皮梳子，它們出現在蝨子猖獗的時候。工廠的車工和鉗工將它們做出來送給女人們。它們是鋁片做的，梳齒上有些缺口，拿在手裡或碰到頭皮時感覺潮潮的，因為它有一種冷冷的氣味。在手中把玩一會兒，它就會迅速地帶走體熱，聞起來像白蘿蔔一樣苦。即使人們早已將它擱置一旁，這氣味也會殘留在手中。用鋁皮梳梳頭髮很容易打結，得用力去拉和扯。梳中夾的頭髮比蝨子還要多。
不過要把蝨子梳下來，還有一種長方形、兩邊帶齒的牛角梳，是農村的姑娘們帶來的。它一邊梳齒很寬，可以用來給頭髮分路子，另一邊梳齒很細，可以用來梳掉蝨子。牛角梳質地堅固，拿在手裡很有分量，頭髮會順著它走而保持光滑。我們可以向農村來的姑娘們借用它。
六十年來，我想要在夜裡回憶起勞動營的事物。它們是我夜晚行李箱內的東西。從勞動營歸鄉之後，無眠之夜就是一隻黑皮行李箱。這箱子就存在於我腦海之中。只是六十年來我都沒有弄清楚，究竟是因為我想回憶起那些事物，所以無法入眠，還是恰恰相反，因為反正也睡不著，所以才會和那些事物糾纏不清。不管是怎樣，我想強調的是，夜晚毫不顧及我的意願，自顧自地收拾著它的黑行李箱。儘管不情願，我卻必須得憶起它們。即使不是必須，而是想要，我也寧願我不必想要去做這件事。
有時，勞動營的事物並非一個接一個，而是成群地、一古腦兒地來突襲我。因此我知道，它們並不是來喚起我的回憶，而是為了來折磨我。我還沒完全想起，是否在收納包裡帶了針線，就會有一條手絹冒了出來，它的樣子我已記不起了。這時又會冒出一把指甲刷，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過。接著又會再冒出一面小梳妝鏡，或許真有過，抑或沒有。過會兒又加上一塊手錶，如果我真帶過這麼一塊去的話，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裡去了。也許跟我沒有什麼關係的事物都找上我了。它們想在這夜晚將我流放，帶回勞動營。因為它們成群結隊而來，所以並不僅僅停留在我的腦海裡。我感到胃裡一陣抽搐，直衝向硬顎。呼吸的鞦韆翻滾起來，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氣。這樣的一個齒——梳——針——剪——鏡——刷就是一個怪物，正如飢餓也是怪物一樣。如果飢餓不曾作為一個物體存在過的話，也就沒有這些事物的騷擾。
每當夜晚這些事物前來騷擾時，我喉嚨內的空氣就會發緊，我就會猛地推開窗，把頭伸出窗外。天際一輪明月，宛如一杯冰涼的牛奶，洗濯著我的雙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節奏。我吞嚥這寒冷的空氣，直到不再身處於勞動營之中。接著我關上窗，重新躺下。對此床一無所知，依然溫熱。房裡的空氣注視著我，散發著一種溫熱麵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