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歐國家到處可以看見地面上蜿蜒的管道，有的離開地面一點點，有的凌空而設，高過橋樑。它們呈現的是一幅力不勝任的工業化景象。順著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縫處都在往外冒氣，空氣中到處瀰漫著這種氣體，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氣體。如果感覺受到威脅了，把這種氣體當做威脅的鬼怪顯身，這不是隱喻，而幾乎就是現實。德國的公路上沒有這種困境喘出的白色氣體。德國公路平坦，交通標示牌上畫著蹦跳的鹿，標示牌上的鹿甚至還長著角。我有時問自己，這些鹿角是帶著皮的還是不帶皮？沿途都有電話設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還在路上開著車的人還不需要它們。開著車我覺得不能讓這些電話設施發現自己，它們代表著那些數不勝數的已經不再在路上的人——死於車禍者。他們在這裡與仍舊在路上的活人打電話。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這些，但我卻總是這樣想，就像是一種強迫症。這只是有關我那看不見的行囊，也就是我所離開的那個國家的更深含義的一個例子。
後來我在報紙中讀到：
「金克爾在他的講話中使用了航海學隱喻。他說，自由民主黨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為蘭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離開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頭聚會是自由民主黨在自由主義大本營舉行的閱兵式。
‘我是從這裡走出去的，這裡有我的根，我願意與這裡息息相關。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
……自我批評和公開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後必須航向明確地重新起航。’天氣好的時候做到思想自由並不難，碰到狂風暴雨的時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貢獻力量，讓自由民主黨在艱難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外交部長雖然說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實際上他卻是在應用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把昂納克歸入薩爾州。人們很難反駁金克爾的地方主義，金克爾在德國確實很有根基。儘管如此，為了談論家鄉，他還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隱喻，這樣他的語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園的方向。航海的畫面給了他詩意的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無家可歸過。
羅馬尼亞對這個國家剛剛發生在我眼前的事來說意味著更深含義。德語是我的母語，但與這裡的語言相比，它是我帶來的語言。在我學會它的地方，政治上隱喻的乏味是類似的。那裡和這裡一樣，這類詞彙同樣經過人為的過度牽強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滑稽，從而詞不達意。雖然這樣還是有區別：那邊的意圖更陰暗，目標直指生活本身。
就是一般的詞如商店、街道、理髮師、警察，在日常使用時的內涵也不盡相同，因為它們所指稱的東西本身就不同。人們無法兩次學習同一門語言：我說的是從前說話時使用的相同的詞，但現在我要賦予它們一些新的內涵。
我們的腦袋裡沒有電影中的快動作。即使眼睛看到的是全新的東西，人們也無法更快地理解。因為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有可能瞭解所有細節。一個陌生的地點使母語的思維和表達也變得遲緩，因為母語對我的嘴和耳朵來說都是熟悉的，這就讓人覺得它老化了。它得慢慢地步入新事物。
有一天報紙上登了一條訊息：「下大雪時房主沒有義務掃雪和撒石頭子防滑。雪下得不那麼急時才需要拿起雪鏟和沙石桶。鑑於這一理由，紐倫堡-菲爾特地區法院在星期三公佈的判例中駁回了一名過路人的賠償訴訟。這位婦女要求房主賠償5000馬克，因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們卻認為，房主‘只有在所採取的措施能奏效，具體到這裡是能起防滑作用時’，才有義務剷雪和撒防滑石子。」
誰要是來自獨裁體制和一貧如洗的國家，他就很難想象這種對公正的追求。我讀這則訊息時無意間覺得像模仿式的諷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卻出於害怕笑了起來。就像我看到以下場面會害怕得笑起來一樣：有兩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們要去人民公園，在路過某後排房屋的籬笆牆前她們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個小池塘，像扇門那麼大，上面遊著三隻鴨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那是人民公園的鴨子。另一位說：那我們得報告。
在德語中可以用報告這個詞來婉轉地表達那個直白的詞：告密。在這個語言中告密這個詞可以文雅化，大概是通過經常被使用。只有在做某件事的同時把相應的詞弱化，做這件事的人才能擺脫良心的不安。一個經過弱化的詞也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不是也可以說與朋友們聯絡，或是說給他們打電話，那邊沒人接聽嘛。但是在居民登記處一詞中這個詞讓人聽起來就兩樣了。
到達德國讓我第一次覺得有一種定局的感覺。我想不是因為兩國在空間上的距離，這種感覺不可能平白無故地產生。我痛恨鄉思這個詞，我拒絕如此來命名那份痛。我可以一直不使用這個詞，但那種狀況卻無可否認。想起過去總覺得悲哀。我知道自己是自願離開那裡的。但如果自願的原因是因為來自他人的威脅的話，又何從談起自願呢？被安全域性逼入絕境，最後我自己不得不遠走他鄉。沒有什麼是結束了，僅僅是中止，因為被打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