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頭接耳：去法國或中國，比利時，英國或韓國，利比亞或敘利亞，德國或古巴。耳語的時候，自己逃亡的心願跟他的出行結合在一塊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給死亡提供一次機會。所以耳語才具有這樣的吸力。兩次有一次敗給衛兵的警犬和子彈。
流淌的水，行駛的貨車，靜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帶。農民收割玉米時，發現風乾或脹裂、被烏鴉啄空的屍首。農民收走玉米，讓屍首留在原地，因為眼不見最好。到了晚秋，會有拖拉機來耕地。
對逃亡的恐懼使獨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變為就醫急診：遠東的空氣治療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療咽癌，電池熱枕頭治療腸癌，針灸治療大腦萎縮，溫泉浴治療癱瘓。據說，只有一種病他不用出國就診：治療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國內就能獲得。在婦產科醫院用日本吸針從新生兒腦袋中抽取。
獨裁者患病的謠言與埃德加、庫爾特、格奧爾格和我母親的來信相似。耳語是在提醒預備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說。人人因幸災樂禍而熱血沸騰，雖然災禍從未降臨。獨裁者的屍體如同人們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潛入每個人的腦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長久。
我走進餐室，拉開冰箱。燈亮了，似乎是我從外面把燈光投射進去的。
自蘿拉死後，冰箱裡沒了舌頭和腰子。不過我還是看得見，聞得著。我在開啟的冰箱前想象著一個透明的男人。這個透明人有病，為了多苟活些時日，偷走了健康動物的內臟。
我看到了他的心獸。懸掛在封閉的燈泡中。蜷縮著，很疲乏。我關上冰箱，因為心獸不是偷來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比世上一切動物的內臟都要醜陋。
女孩們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著葡萄和麵包，沒有開燈，雖然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後來有人啪嗒一聲開啟燈，準備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關燈。女孩們的呼吸很快墜入睡鄉。我似乎看得見呼吸。這呼吸又黑又靜又溫熱，但不是夜。
我沒蓋被子躺在那兒，望著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單。人應該怎樣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東西合拍呢。街上那些東西，雖然是有人遺失的，路人卻熟視無睹，怎麼會這樣呢。
後來父親死了。他的肝因為酗酒大得像填鵝的肝，醫生說。父親臉旁的玻璃櫃中躺著鉗子和剪刀。我說：他的肝大得像贊美元首的歌。醫生伸出食指擱到嘴邊。他想到了讚美獨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卻是元首。他把食指擱在嘴邊說：沒救了。他指的是父親，而我想到了獨裁者。
父親出了醫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臉上泛起一絲微笑。他傻樂呢。醫生不行，他說，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頭裡面沒有羽絨盡是破布條。所以我的病越來越重，父親說。手錶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齦萎縮了。他讓假牙落入外衣口袋裡，因為不合嘴了。
父親瘦得跟豆稈兒似的。只有肝變大了，還有眼睛和鼻子。父親的鼻子宛如鵝的嘴。
我們去另一家醫院，父親說。我拎著他的小箱子。那裡的醫生好，父親說。
街角，風把我們的頭髮拂得團團亂轉，我們對視了一下。父親趁機說：我還得去理髮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還把頭髮當樁事兒。我們倆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點了點頭。所以幾分鐘以後他就可以靜靜地坐在理髮店裡了，而我也可以靜靜地站在那裡。死前三天，我們就這樣彼此鬆了綁，讓我們倆能夠旁觀穿白大褂的理髮師將頭髮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著父親的小箱子進城。箱子裡有一個手錶、一副假牙和一雙白褐雙色格子便鞋。入殮師給死去的父親穿上了戶外鞋。我想，屬於父親的一切，都應該進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