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褐雙色格子便鞋在腳踝處有個翻領。翻領中間交接的地方有兩束白褐混雜的羊毛。自從有了孩子，父親就一直穿這雙便鞋。他的腳鑽進鞋子裡，踝骨就比打赤腳要瘦削一些。父親就寢前，孩子允許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踩上去是不允許的，即使赤腳也不行。
父親坐在床沿上，孩子坐在地上。孩子聽著壁鐘擺動，一邊順著節拍摸毛穗。母親已經睡著了。孩子一邊摸一邊說：嘀嗒嘀嗒。父親穿著便鞋的右腳踩到了左腳上。夾在鞋子中間的是孩子的手。很痛。孩子屏住呼吸，一聲不響。
當父親抬起腳來時，手已經壓傷了。父親說：別煩我，不然繕隨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兩掌間說：不然，就沒事了。
有人說，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這話不對。
父親死後，我拎著小箱子進城，天開始下起雪來。雪花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石頭、鐵籬笆的渦卷形花飾、花園門把和信箱蓋子上都留不住雪。唯獨男男女女的頭髮上留著一片白。
父親不關心死亡，我想，反倒去找了理髮師。他就近在街角隨便找了個理髮師，這事兒就透著錯，這跟他對待死亡一樣透著錯。他沒跟理髮師提到死亡。雖然父親覺察到了死亡，但他期待著生。
我真傻，因為雪花飄落，只在男男女女的頭髮上駐足，我就必須做一件正確的事。我必須拎著小箱子在父親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髮師那兒，跟他談談關於死亡的事。
我在理髮師那兒延宕了半天，告訴他我所知道的有關父親生平的一切。
談到死亡，我對於父親開始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認知，大多是從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的書中得來的，從父親那裡得來的微乎其微：一個返鄉的納粹黨衛軍士兵，造過墳墓，造完了馬上走人，我對理髮師說。一個必定要造一個孩子又老是呵護自己便鞋的人。就在我講述他那最蠢的草、他那最黑的李子、他那些讚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腫脹的肝臟時，理髮師給我燙完了出席他葬禮的捲髮。
走之前，理髮師說：我父親當年去了斯大林格勒。
我登上火車，去參加父親的葬禮，去看腰痛的母親。田野白褐相間。
我站在靈柩旁。唱歌的祖母拿著一床被子進屋來。她繞到棺邊，將被子放在紗幔上。她的鼻子像他的鵝嘴鼻。她照顧他，我思忖，是被他利用了。她的嘴唇宛如一個沙啞而孤獨的哨子，無理智地自吹自唱。唱歌的祖母多年來不認識家人了。現在她又認出了父親，因為她瘋了，也是因為他死了。眼下他的心獸棲息在她身上了。
她對母親說：讓被子蓋在棺材上吧，雪鵝會來。母親一隻手按住腰痛，另一隻手將被子從紗幔上扯了下來。
搜查以後，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總是隨身帶著牙刷和小毛巾，放在夾克口袋裡。他們估計自己會被捕。
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早上他們在箱子上放兩根頭髮。晚上頭髮就不見了。
庫爾特說：每天晚上一躺下來，我就覺得背下面有兩隻冰冷的手。我只好側過身來睡，把腿蜷縮到腹部。睡覺對我來說簡直是受罪。我很快入睡，就像一塊石頭沉到水裡面。
我做夢了，埃德加說，我想去看電影。我新颳了鬍子，因為大門口展窗裡貼著一條法規，只有新颳了鬍子的人才可以離開學生宿舍。我走到電車站。車裡面每個座位上都放著一張標有星期的紙條。我讀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星期天。我跟售票員說：今天不是這些日子。售票員說：所以大家必須站著。人們擠在後門口。每人手裡抱著一個孩子。孩子們正在合唱。唱得整齊劃一，雖然中間隔著個大人誰也看不見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