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像一根棍子似的從他嘴裡吐出」——這是我記錄在日記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論。卡夫卡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誰了）說話不容人打斷的特徵。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產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感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負擔，感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頹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致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並不存在。或者只不過有所暗示，並且僅僅存在於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裡。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著，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趨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態」、怪僻、怪誕，而是顯示著自然的偉大，顯示著向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鬱的，甚至是絕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交談的人之一，儘管他很謙虛，儘管他很平靜。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眾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可一旦他說起什麼，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內容充實，命中要害。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這還不止，在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於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只有對他自己，他才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交往中，由於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們只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日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將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並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插著想象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充套件幻想，懷著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色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湧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性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線條；我們切不可等閒視之。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象細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性。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絕地向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他離開中學後，先是註冊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只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法學專業有著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著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向後推延，這個專業並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卡夫卡是嘆息著接受這個專業的。他從不隱瞞對法學學業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於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將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在《致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掛上了鉤。這是一個屬於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春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態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裡的一切教學內容一樣。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只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麼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物件。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只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於是我選擇了法律。這意味著，我在每次考試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繃緊神經，精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至少我在這裡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我並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只有藝術創造對我們才有向心力，但是我們並沒有承認這一點。我們對藝術也有著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將藝術同「麵包職業」這個詞彙、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絡起來。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由於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只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裡不存在。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見面之處是「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這個聚會場所那時在費迪南特大街，現名納吉德尼）。那時，只要不是民族反猶思想者或猶太主義者，加入這個規模頗大的聯合會對布拉格（以及各地許多地方）德語中學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很久以後，大約在此十年後，才信仰猶太復國主義人這個「廳」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質，我們雖說不戴便帽，卻繫著黑紅金之色帶子，帶子上寫著革命的年份1948。不過對那場革命的懷念已是那麼蒼白，那麼不熱烈，那已是完全沒入地平線後了。此「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廳委員會；在它與成員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抗，有時候甚至演化為一種「鬥爭」，而最後總是以成員們垂頭喪氣的、徹頭徹尾的失敗告終。這是因為每次舉行全體大會時都會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聯絡物件，他們屬於「廳」，但與「廳」之間只有鬆散的關係，一年到頭從不關心聯合會的生活，在作決定之前他們卻全數到達，一致給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投票（我們每一次都為這臺選舉機器所激怒，這臺機器由委員會偉大的策略家布魯諾·卡夫卡根據事先詳盡的安排加以操縱），他們根本不能參加辯論，對受歧視的「浪蕩公子」——即沒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對委員會的意見不感興趣，他們僅僅通過堅決果斷的頭頭們的嘴來宣佈他們不可逆轉的意願。而委員會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腳，未被推翻。
弗蘭茨不參加這些虛榮得幼稚可笑的遊戲，關於他同布魯諾·卡夫卡的親戚關係也是在後來才聽他談及的（同時他表露出對這個精力旺盛的人的欽佩）。——然而我們正是在這場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戰中第一次見面的。——「委員會」的反對派核心是那個「文學藝術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立性，只有其經濟問題取決於季員會的意見—一這往往導致激烈的辯論；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戴特萊夫·封·利利恩克隆來布拉格作報告，委員會不是不同意給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們提出的給他那麼多。與委員會跟它的舞會委員會和節慶酒會相比，我們覺得身處文藝部即為精神的肩負者，且不論這麼認為正確與否。
本部定期舉辦討論會和內部報告晚會。我剛脫離中學時，在這種晚會上初次登臺是作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這是由於我當時是激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褻瀆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我對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儘管已有所保留，內容也有所變化）。
作完這個報告後，比我大一歲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習慣於參加文藝部召開的所有會議，但是我們互相間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注意到。其實要發現他也並不容易，他很少發言，他外在的特徵是極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藍色的西裝也像他本人一樣不引人注意。可是當時我好像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時開朗，當然伴我回家路上說不完的話是從強烈反對我過於粗暴的措詞開始的。從這出發，我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家，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家辯護。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學裡我學的是古典作家，拒絕一切「現代派」，到高年級的某一年裡就發生了轉折，現在我置身於真正的「狂飆突進」之中，歡迎一切奇異的、放縱的、不知羞恥的、玩世不恭的、無節制的、言過其實的東西。卡夫卡以寧靜和智慧向我迎戰。對梅休克他毫無興趣。於是我背誦一些「優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將蝴蝶喻為大本地開啟著的魔法書。卡夫卡皺了皺鼻子。這類文字在他看來純屬陳詞濫調，十分生厭；對一切譁眾取寵、人為編造的東西，他統統嗤之以鼻（不過他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明確分類的詞彙）。在他的心中有某種「大自然的悄聲細語」，如歌德語。他在愛他人的這一點。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愛的霍夫曼斯塔爾的一句話作為反證：「房子走廊裡潮溼的石頭的氣味。」然後他沉默良久，什麼也不加補充，彷彿讓這神秘的、不顯眼的氣氛自己說話似的。——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記得是在哪條街、哪座房子前說這番話的。有的人或許會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與愛倫·坡、庫賓、波德萊爾這樣的人，與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們親近的氛圍而驚訝不已——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卻是感覺的樸實和自然流露，我的這位朋友將我引導向這個方面，並從而漸漸使我從我那時為完全錯誤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態中擺脫出來。事實便是如此。無可反駁的見證文獻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給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無法回憶準確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過時間無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因為信裡還提到聽講座。
通過讀這封信可以發現，卡夫卡的天性是優雅的，他剛中有柔，是樂於去理解其他觀點的。信中指責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責當時圍繞著我並視我為頭目的那些人的舉止（一種陳腐的羅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衝動，他稱之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親愛的馬克斯：
主要由於我昨天沒有去聽講座，我覺得有必要給你寫這封信，向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我那天晚上沒有同你一起去參加舞會，儘管我也許答應過你。
原諒我，我本想輕鬆輕鬆，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請來共度一個夜晚，因為我認為，假如你即席發表尖銳的見解（你在人多的場合愛這麼做），而他也以他聰慧的總攬能力（除了藝術，他幾乎對什麼東西都有此能力）發表相應的看法，這樣一定會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員組合。可是當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把你所在的那個圈子，那個小小的圈子給忘了。這個圈子給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於你不利的。因為它既依賴於你，又獨立於你。在它依賴於你的時候，它像一片靈敏的山區般圍繞著你，準備好了現成的回聲，使聽眾驚愕不已。當聽眾欲以目光靜靜地摩眼前某物時，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陣痛打。於是對兩者的享受能力都將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別機智敏捷的話。但是假如他們是獨立的話，他們將給你帶來更大的損害，因為他們使你的模樣失真，通過他們，你現身於不合適的所在，你將在聽眾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擁有堅定不移的朋友們而依舊享有那美好的時刻，只怕也無濟於事了。友好的群眾只有在革命時期才能發揮作用，因為在那種時候大家一起行動。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燈光下發生桌旁小暴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風光」佈景，並以它為背景，可你的朋友們卻認為，在此時刻還是「狼壑」更合適些，於是他們將「狼壑」作為側翼佈景置於你的身旁。自然兩種佈景都是你畫的，每個觀眾都看得出來。但是在早晨風光中的草地上遮掩著多麼令人驚惶不安的陰影，原野上飛翔著討厭的鳥。我認為，事實便是如此。你很少這麼說，但偶爾也有這樣的時候（對此我們有點不太理解人在福樓拜那裡充滿了對事實的想象力，而沒有情緒易燃物，你知道嗎？我怎麼會利用這句話來醜化你呢，有機會時我便這麼用過這個思想，你說「維持多美啊，」我說：「不過假如我們實事求是地說．裡面有許多情緒易燃物。」這是一條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評語。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說這話時絕無惡意，只是想給聽眾複述你對同一事物的同樣的觀點。因為對朋友的言語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誼的象徵。可是聽眾卻已變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我覺得與其你不能原諒我未曾同你共度那個夜晚，還不如不能原諒我這封信來得好些。——致衷心的問候——你的弗蘭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讀了一遍，發現表達得不清楚。我想寫的是：在疲憊的時候可以鬆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幫助下，自己一步不還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這對於你來說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這個機會能使你在一個應酬場合得到表現——我考慮的便是與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場合——而非如我之所欲。——這回夠了。
絕對誠實是他的品質中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難以想象程度的認真。conscienta。rpu－losa。這表現在一切道德問題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陰影，他也絕不會視而不見。這會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猶太聖典中所載的辯論，這種思維方法簡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實際上他是在很久以後才開始讀聖典的。他的許多作品有著這個特徵，比如「匆匆路過者」（短篇小說集第39頁），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跑，但卻並非追蹤，討論了導致這一現象的種種可能性；再比如《訴訟》中描述對「在法的門前」這個故事作出種種解釋的偉大場面。有時弗蘭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顧忌，擔心會做錯什麼事；另一方面，他欽佩一切決斷，尤其對他人結婚的決斷欽佩得流於誇張。然而就他個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騎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說他的認真精神並非產生於諸如膽小這樣的原因，而來源於一種強化了的責任感。我還記得一個晚上同他一起出門的事，那是在義大利剛剛對土耳其宣戰之後。我們在劇院裡，弗蘭茨反常地煩躁不安。休息時他突然說：「現在義大利的裝甲戰艦停靠在沒有防衛的海岸旁了。」這時他臉上浮現著悲哀的笑容——今日人類的現狀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無可救藥的。可是在這深深的悲觀主義之外，絕不可忽略他對一切健康的、成長的事物之喜悅心情，不可忽略他對一切改革的興趣，比如自然療法、現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裡體系。對於那些愛「夜的一面」和頹廢的作者們他從未產生過絲毫興趣。強大的力量吸引著他對生活作出簡單的、積極的安排。他最喜愛的書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貝爾的《小寶盒》。他的內心奇異的混合著絕望和建設意志，二者在他心中並不互相牴觸，而且上升為複雜到了極點的綜合物。
藝術上與他的認真細緻精神相對應的是他的描寫的詳盡性。這一點在他每一個作品中都可讀到。他愛細節。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部充滿細節的、篇幅宏大的、描寫性的長篇小說，題為《千萬種享受》，有時弗蘭茨和我將它命名為《幸福的人們》。每當我給他朗讀剛寫好的一章，弗蘭茨總是欣喜萬分，催我繼續寫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這本書，但僅在一家雜誌上發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書籍中》——描寫的是大學圖書館），因為我覺得這整本書十分怪異可怕（卡夫卡強烈地反對）。卡夫卡對徹底性的偏愛、他那鋪得很開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經常遲到——但不是由於時間觀念差，而是因為在此之前他覺得需要吸仔細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僅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願委屈任何人一樣，他也不願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動。所以人們在他身邊會強烈地感覺到：世上根本沒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關於聖人和宗教創始人，流傳著關於與此相似的作用力的傳說——與卡夫卡的接觸使我相信，這類傳說是基於真實的感受之上的。
神聖的範疇（而不是諸如文學這樣的範疇）是唯一可據以正確地觀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的範疇。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他是一個完美的聖人——這種說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錯誤，甚至褻瀆神靈的。在這個問題上甚至要求觀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為這是在人類最邊緣處的懸崖邊走路，可是即使懷著這種謹慎之心，依然可以從許多跡象中推論，弗蘭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這最後目的地的道路上。他從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總是面對人類存在的最後目的；通過這一點，才能解釋他那尖銳得令人震驚的自我批評，才能解釋他那給人以超自然感覺（卻又是那麼自然）的謙虛退讓，這同時也是他不太願意發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歸入神聖範疇的一個特點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個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毀的」，他的許多箴言都提到過這點。要不斷地認識這個真實的世界，我們太弱小了。然而這個世界存在著。真理隨處可見。它穿過所謂「現實」的人們注視著一切。這就是為什麼卡夫卡對每一個細節對現實的每一個細小皺褶都深感興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記中可以讀到數頁之長的記載，關於尋常人的長相、面容和其他特徵，關於火車上對面坐著的旅人、路過身邊的行人。同這種興趣密切相連的是一種貫穿始終的譏諷。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場面（《在流刑營》、《鞭撻者》）也處於審視的興趣和溫和的嘲諷這幽默雙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創作（和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成分，它透過現實的網眼指向更高的實質。他從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實質，但是他對這個實質的信仰體現在他的一切舉動中，使他內心深處得以安寧；儘管他力圖給自己和他人留下極不安寧的印象，他卻在自身四周散播著一種甜美的自信、安全感，這是我在別的地方很少感覺得到的。
在他接觸的一切機會中，卡夫卡總是尋找著來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資訊。因此他是最出色的聽眾，最出色的提問人，最出色的讀者和評論者。那些人們稱為「水平」、「文學標誌」、「聲望差距」的東西與他的觀察方法相距何止千萬裡。他處處碰到重要的東西。他會為副刊中的一句成語而著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隨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們輕蔑地稱為偽藝術作家的人）的長篇小說中的生活氣息和愉快場面。我還記得，那時我們一起住在什萊森的施圖德爾公寓，他從公寓圖書館中借來一本奧內特的長篇小說，非常激動地給我朗誦一段對話，他讚賞其無拘無束的活力。一齣歌劇、一部尋常的電影中的細節能催他淚下，這些細節有的是確實成功的，有的是奇蹟般地（繆斯將劣等作家的筆推開，自己動手寫了幾行）化為出色的有機的形象的。他是一個徹底獨立的發現者，絲毫不受文學史上固定等級劃分的束縛。
他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評論人，評論生活關係。他既沒有附和流行觀點的先入為主，也沒有非得與流行觀點唱反調不可的先入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見解完全是非悖論的，甚至是反悖論的。他的論斷含有某種非常簡單、實用、觸手可摸的素質，簡便而可靠，儘管他作出論斷時是小心謹慎的，並十分願意、簡直狂熱地願意承認自己失誤。
他在人們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會看到一些值得欽佩的特徵。可以說，他從來未對任何一個人喪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偉大人物身上會找到可笑的小節。但是在他指出這些可笑的個別細節時，字裡行間找不到一點輕蔑意味，卻只有輕輕的哭泣和嘆息，或者認定某種超出凡人思維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對歌德和福樓拜的喜愛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終不渝。對有些作家（如黑貝爾、格利爾帕策）卡夫卡喜愛他們的日記勝過他們的作品，至少我有這麼一種感覺。對偉大人物的不敬言語我從來沒有從他口中聽到過，從來沒有聽到過他使用血氣方剛的、激動青少年感情的輕蔑口吻，而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愛的一種虛張聲勢的方法。依此看來完全可以斷言，卡夫卡對人的「等級制度」有著清醒的認識。不過他同樣知道，無論是神聖的還是邪惡的火花都能夠輕而易舉地逾越這類等級劃分的柵欄。由於他過於認真，以致他難於簡化世界的影像，以致他懷著狂熱的認識欲追蹤著這些「逾越」。
他的準確性從來都不是某種難以見人的膽怯的產物，也不像左拉的準確性那樣拘泥於細節，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天才的準確性，其固執首先令人驚訝。有如走上了一條在此之前不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後沿著這條道路一直正確地下去——其正確性卻是人們有目可睹的。這不是任性，這確實是一條自然而然的道路。《訴訟》的每一個章節，以及另外那兩部長篇小說《城堡》和《美國》，那些殘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說都證實了卡夫卡創作天才的這個不可思議的特點）。
他從來不向讀者指出：看啊，這是一條好路，——甚至也不說：這也是一條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邁著步子向前走，實實在在，不下哲學定義（因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記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影像來顯示），僅僅寫下一路上對景觀的不斷變幻作出的細節觀察。
卡夫卡的本質和寫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現象。我必須說：誰覺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別具吸引力，他就還沒有理解他，也許還處於理解他的初級階段。卡夫卡懷著強烈的愛和準確精神摸索著細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為如此，人們迄今未曾察覺的事物顯現出來，顯得奇特，卻又無一不是真實。他對某一種道德職責、某種身體狀況，一次旅行，一件藝術品，一個政治運動的觀念從來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準確、尖銳、正確，因此與日常的空話不同，也許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終）與人們稱之為「實踐」的概念格格不入。
與卡夫卡形成鮮明對照的莫過於巴爾扎克那編造的準確性，巴爾扎克的誇張言詞和一概而論手法後者可舉例如：「她以輕盈的腳步走著，這是每個巴黎女人在上午十點到十點一刻之間的那種腳步」人
指出卡夫卡對巴爾扎克的許多地方持景仰態度是多餘的（對於每一個從當中插進來讀到上面這段話的人都是多餘的）。排除種種技節不論，他從不忘記那偉大的構思線，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說：「巴爾扎克的手杖上寫著：我在摧毀一切障礙；而我的手杖上寧可寫的是：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
在此可以列舉出關於卡夫卡弱點的一長串說道來，然而這些又全都是悲劇性地從他的優點中蹦出來的。通過指出「準確性」這個特點我僅僅指出了他的本質中的一個方面。就此可以解釋再解釋（人們會這麼幹的），但是不會有結局。這就像永遠沿著一道沒有門的牆走動，始終進不了院子之內。當然這種無休止的、徒勞的解釋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輪廓，似乎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無頭緒。順便提一下，這也正是卡夫卡描寫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將他們解釋透徹。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細區分，我對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樣在歲月的流逝中建立起來和完善起來的，無法區分什麼是一開始就有的，什麼是漸漸成熟的。我知道的僅僅是我們的關係在開始時進展十分緩慢，過了若干年，我們才完全信賴。
我們關係的開端是，我們決定不讓中學裡學過的希臘語知識生鏽。我們一起讀柏拉圖的《普拉塔高勒斯》，參考譯文，藉助我們的學生詞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時柏拉圖在我心中還未達到很久以後才達到的那種地位（這是在卡夫卡死後很久），當時我們喜歡的自然首先是關於詭辯家們的五彩繽紛的、滑稽逗樂的描寫，是那種柏拉圖一蘇格拉底式諷刺。假如說讀柏拉圖是我發起的（因為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分別受到這顆偉大的星星的吸引），那麼使我對福樓拜產生關注應該歸功於卡夫卡。我從他那兒接受了這一強烈的愛。我們讀原文的《情感教育》、《聖·安東的誘惑》。由於我們每週只能找到一兩次時間來進行這些學習，這一共同活動進行了好幾年，而時間總是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數時候閱讀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納街）內他的小房間裡進行，有時候也在我這裡。卡夫卡的寫字檯上方懸掛著漢斯·託瑪《犁田者》——畫的複製品，畫幅頗不小。這面牆的旁邊是一小塊古代浮雕的石膏複製品，已經發黃，上面是一個揮舞著一塊肉、即一條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細的皺褶在這無頭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過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對此作過描寫，小說中卡夫卡作為理查德·加爾塔出現，同樣是那種簡單的，幾乎光禿禿的房間陳設，給人以臨時棲身的印象。「整個說來並非不直居住，但對於那些追求通常的裝飾、豪華的住宿環境的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這樣的相互簡單的陳設在弗蘭茨所有布拉格住處是無例外：床、櫥、那深褐色的、幾近黑色的又舊又小的寫字檯，桌上沒有多少書，卻亂堆亂放著許多本子。最後居住的那個房間（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個出口處，穿過廚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這條道進出。他不曾與家庭隔絕，這一點當然緩衝著不斷啃齧他內心的衝突。在後來的年頭中，他通過在陌生的環境中租一間自己的房間試圖擺脫非獨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魯斯特直至壽終始終住在他童年時的房間裡）。
上面提到託瑪的畫，一種《藝術守護者》的複製品證明了在我認識卡夫卡的那個階段中他的中學同學奧斯卡·波拉克對他的影響之強烈。波拉克為《藝術守護者》雜誌中的理論所迷住，這個雜誌發表了阿韋納裡烏斯的著作，後來丟勒聯合會便是從中脫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學裡註冊的是化學專業；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學課開始他的大學生涯的，這顯然也是為了波拉克的緣故。對他特殊的領導個性可以弗蘭茨給他的信和中略見一斑。波拉克後來作為藝術史家前往維也納和羅馬（可在書信集中找到他的小傳），巴羅克和現代藝術、布拉格和羅馬的建築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領域，他通過特別科學的精確性，通過對來源細緻入微的研究發表了重要的著述，從而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這位年輕的講師於1915年作為奧地利志願兵亡於伊松佐前線。在他豐富的遺作中有二卷本《教皇烏爾班八世時期的藝術活動》的已完成手稿，該著作在發現後便交付出版；此外還有關於英諾森二世和亞歷山大七世的任職史手稿、為編纂羅馬導遊書目錄做的前期工作、為寫關於彼得羅·達·科託納斯的專題著作開了頭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這是對戰爭最辛辣的諷刺之一：一個將畢生絕大部分精力獻給了對義大利藝術之愛的學者恰恰在義大利的子彈下結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蘇黎世報》上，j．a．f．奧爾班（日內瓦）高度評價了為「科學的光環」所籠罩的死者。他先是讚揚了死者的若干雜文，比如他那些「尖銳批判性的建築學童話」。然後接著說：「毫不奇怪，我們熱切地期待著那關於巴羅克來源的著作，他為此作了恢宏的構思，並準備自己動手寫關於羅馬藝術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後讓巴格利奧尼夾敘夾議的藝術家生平介紹集在此不久之後相繼出版。我們知道，我們這位傑出的同事與藝術文物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羅馬及其附近，這個優勢不是所有藝術史家都擁有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往往吸引了文學史家們的全部精力。這一點是我們在每天與他的交往中認識到的，清晨我們會在梵蒂岡看到他那善良的、曬黑的臉，而在前一天他從拉提烏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帶回了大量關於巴爾貝里尼的行宮和教堂的筆記與底片，收穫頗豐。他會懷著同樣強烈的興趣坐在一大堆法希裡卡·笛·山·彼得羅的教會管理文獻集前，坐在巴爾貝里尼的藏書前，坐在教皇的總會計署檔案前，坐在賽岑託那些孤本書前，他精通遠古的生意經，有能力辨認去世很久的磚瓦匠和畫家的拼錯的詞句及專業口語。同始終令人感興趣的波拉克就巴羅克的古文字學這一邊緣題目進行一番博學的交談總會給人以收益。他在解釋在管理文獻中出現的、往往可隨時提供有關貝爾尼尼的重要情況的幾乎是速記體的記錄中作出了令人驚歎的貢獻。波拉克兢兢業業地從事著困難的、日復一日以定額累計的工作，研究手寫的材料和有關文獻，他從來不擺出那種多餘的、總是慢條斯理的學者架子。他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事業，他將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給了他的工作，然而學習並沒有剝奪他享受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和興奮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愛的年輕女子的婚姻便給他帶來了這樣的幸福和興奮，她對他的奮鬥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們也一起參加同一個範圍廣大的圈子裡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這便是那個在年輕時給了卡夫卡以重大影響的人——為使這個形象更充實些，我再摘錄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詞（載《波希米亞》1915年7月4日）：「他廣泛的興趣財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隻要什麼東西吸引了他，帶走了他，他便獻給其全部身心，從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馬上便成為崇拜者和宣傳人。他就是這樣研讀了《奧義書》、《聖經》、路德、阿西西的芳濟、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小說家（他將《十日談》朗讀得多麼純潔！），他就是這樣從事於琉特琴的彈奏和某些體育運動的。」我聽說他是在波希米亞最早從事滑雪運動的人之一。
我記憶中的奧斯卡·波拉克是個善於發表厲的評論意見的堅決果敢的年輕人。十九歲時便已鬍子滿腮。我通過後來的調查獲悉，他在以後刮掉了絡腮鬍子，而且也拋棄了他那使人難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個「廳」裡碰到他的。他熱心地向我推薦「倫勃朗的德國人」。一種不知緣何而起的再嚴肅不過的猶太智慧那時已經顯示輪廓，這種學說發現了與一種追溯純潔的源頭的德國文化相似的一些現象，並試圖向這種德國文化學習。據我所知，奧斯卡·波拉克從未探索過真正猶太文化的問題，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後才進入我們這個家鄉領域的。對德意志文化的愛有時也會導致對德意志文化完全流於表面的模仿，儘管出發點是真誠的，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讀到下面這麼一段話，它會使卡夫卡後來風格的識者深感奇怪：
在正對著坡形葡萄園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裡有一座小房子，這是這個村莊的第一座也是最後一座。沒什麼價值。對兄弟們來說頂多只值一百個可憐的古爾登。更糟糕的是，就連舒爾徹——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來嚇唬嚇唬人而已。可能把我這個所有者也列入嚇唬物件之一了，我是唯一愛著這幢房子併為之夢魂牽繞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還不舊呢。恰恰相反，最多不過五到十年。瓦屋頂。一扇小門，顯然只能供爬進爬出，旁邊有兩扇窗。一切都是對稱的，彷彿是從一本教科書中爬出來的。但是——門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葉也漆成了棕色，總是關著，無論晴天雨日。可是這房子卻是住著人的。門前有一條沉重的、寬寬的石頭條凳，看上去幾乎已有年頭了。假如現在走來三個做手藝的小夥子，手持柺杖，揹著很輕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額頭的汗，然後三個腦袋湊在一起——這一切我都可以從上面看得一清二楚——這便如同一篇可愛的、古老的、寧靜的德國童話了。
《藝術守護者》宣傳的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影響在這段話的每一個細節中都顯現了出來。對於一個像卡夫卡這樣的很早便發展了自己完全有個性的，幾乎看不出影響痕跡的作家來說，認識其不獨立的開始階段時感到怪誕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覺便是這樣的。
致奧斯卡·波拉克的信寫於1902至1904年間。在這個友誼關係中卡夫卡是力爭者；在接替這第一個強大的精神關係中，即與我的友誼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與我的友誼關係中僅僅通過他的寧靜和審慎便佔居了支配地位，儘管雙方都愉快地承認兩者之間存在著平等的基礎。——我驚訝地在卡夫卡青年時期給波拉克的信中讀到，他自己提出給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讀給他聽。以後不再有這種事發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麼東西，必須費勁地強求硬討。——這種態度的基礎不是驕傲，而是過分的自我批判。這很早就開始了，在給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後跟著的是一封未發表的信，我從中摘取以下幾行（這麼做也只是由於這幾行略略談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來的一些作品）：「在我給你的那幾千行中，也許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強聽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沒有必要，不是啟示而是孩童的亂塗亂抹……絕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諱（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無法卒讀，假如你能跳閱一遍，我就滿足了。可是你必須知道，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是人們‘創造作品’的浮誇時期；沒有比開始的那個時期更糟的了。我對那些豪言壯語如痴如醉。在那疊稿子下有一張紙，上面寫著從日曆中找來的不尋常的、特別莊嚴的姓名。我需要為我的長篇小說選擇兩個人的名字，最終選定劃了槓槓的：約翰內斯和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環。這是怪有意思的。」
這封信中還有卡夫卡對另一個愛用「無窮無盡的」偉大詞彙的同學的尖刻評語——「那是些石塊，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經心地擲出，簡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內容是不可思議的，我敢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像那時候那麼妒忌。」接著是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那些本子裡有一點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奮、堅韌和所有諸如此類的陌生精神。」下面他還寫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瀏覽這些個本子是我今天對你最無所謂的要求。你有個漂亮的房間。樓下商店的小燈光忽明忽滅地閃動著。我希望你能讓我每個星期六朗讀半個小時，從下下個星期六開始。我想要發奮三個月。今天我特別明白了一點：藝術對技巧的需要強於技巧對藝術的需要。當然我不相信可以強迫自己生育，但是強迫自己教育孩子卻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奧斯卡·波拉克的嚴厲的法庭是如何審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從一開始就做的那樣，老實說是不得不那樣地欽佩卡夫卡。奧斯卡·波拉克的興趣範疇顯然離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時顯得尤其怪誕的小世界比較遙遠。而我恰恰喜歡那奇異的、無可重複的新鮮的內容。卡夫卡第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很快便離開了布拉格，進入了大範疇的、科學嚴謹的天地。於是當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喚未獲聽聞；在那些信中這種呼喚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達了後來對集體的渴望的先聲：「沒有其他人你將一事無成」，「隱居是可厭的」。——這種呼喚還是對卡夫卡後期具有象徵意義的「鼴鼠」的預言性的論戰。
「我知道，兩雙陌生的眼睛望著什麼，什麼就會變得更溫暖，更活潑。」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卡夫卡在這場爭奪中、在這友誼關係中的核心語句。對這一友誼，我是從書信的文獻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蘭茨沒有對我著重提到過。也許當時僅限於建立友誼的嘗試，沒有形成真正的關係；卡夫卡後期對此的沉默（日記中也毫無記載）似乎指出了這一點。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這第一個夥伴給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義。他（波拉克——澤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先是去農村當管家，後來在羅馬科壇發揮了光輝的作用。我們有時聽說，他以特別親切的態度和非常豐富的學識為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們、去羅馬的人導遊，給他們介紹羅馬輝煌的古蹟，完全沒有那種生硬的樣子了。突然，他過早死亡的可怕訊息給我們帶來了震驚。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幾年，竟不知道他在寫作。我自己那時已經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東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學活動的是，他告訴我，他以一篇小說參加了維也納《時代》報的有獎徵文。郵件的封面上寫著；「窄巷中的天空」。可能這也是小說的題目，我記不清了。該郵件未引起頒獎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蹤了。
後來，他有一次（在1909年）給我朗讀了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部分，小說名叫《鄉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這本書的主人公叫拉班。在這裡也可以從卡夫卡和拉班這兩個名字結構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義，正如弗蘭茨自己對他的小說《判決》中的主人公本得曼這個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樣。在第一章中寫道，拉班離開了他的工作單位，去看望住在鄉下的未婚妻。第一章藉著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極其細膩地描寫了到火車站去的一段路，一個雨點浙瀝的下午，與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這是異乎尋常的。我既震驚又欣喜。我馬上便獲得了這麼個印象——這裡表現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從那時起，我便開始了為卡夫卡作品的發表進行努力——這成了我的一種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約束這種追求，因為我覺得這是正確的、自然的。弗蘭茨反對我這麼做，這種抗拒有時弱些，有時強些，有時乾脆拒絕。但不能說他原則上總是採取拒絕態度（上面提到的參加有獎徵文一事便是證明），有時他也能感受到一點獲得文學成就的快樂。有一次我看到他對「丟勒聯合會」年鑑中對他的一本書的毫不理解的、貶低的評價非常憤怒。一般說來，他的憂慮和希望總是完全針對其他事情，而不是針對文學影響的，文學上的影響對他來說並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無關緊要的。整個出版領域不使他很感興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動。因此，拒絕發表作品對於他來說（他生命後期一些階段除外）也不是什麼大事情，不帶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當代》週刊上提到了他從未發表過的作品，我將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萊、曼、魏德金德、邁林克）放在起。這無疑是第一次公開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這狂歡節股的露面給我寫了封充滿幽默的信；因為我把一個未發表過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與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並論，奉獻給公眾．彷彿人人必須知道他似的，這似乎有點狂妄。一個沒有意義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這個冬天終於邁出了一個舞步，」弗蘭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蘭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蘭茨·布萊的雜誌《徐培裡翁》上（布萊為我的第一本書《給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熱心，以後他常來布拉格，我把他介紹給卡夫卡相互認識了），第二個發表的作品是《佈雷斯齊亞的飛機》（1909年9月28日），發表於布拉格的日報《波希米亞》上，第三次於1910年3月27日發表在《波希米亞》的復活節副刊上。在《觀察》（複數！）這一標題下發表了這幾篇：《窗前》、《夜間》、《服裝》、《乘客》、《供男騎手深思》。沒有人注意到我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導致這些東西的發表。（在《觀察〉）一書中這些短篇分別被題為《漫不經心的觀望》、《匆匆過客》、《服裝》等。弗蘭茨·布萊還給發表了小說《一場戰鬥記實》中的兩段）。
1908年我青年時的朋友馬克斯·鮑埃姆爾去世。
從那時起我加深了與弗蘭茨的關係。我們每天見面，有時一天見兩次。只要弗蘭茨在布拉格（只是後來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鄉下，在療養院裡），這個習慣就堅持不懈。當我們倆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頻率」的工作（這就是說，下午不上班）時，出現了一個巧合，從我們的辦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條路。於是我每天下午兩點在普爾沃塔旁等候弗蘭茨——我把位於希伯納街拐角處的州財政局房頂上那古老的、頗有藝術性的兩隻帝國之鷹都鑽研透了，因為弗蘭茨總是比我來得遲。他不是還有公務要處理，就是在與同事們的談話中忘記了時間——我踱來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見朋友那瘦長的身影和那多半掛在臉上的尷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馬上煙消雲散。那微笑中顯示出對遲到很久的過分的極度恐慌甚至是驚懼。
他將手放在胸口。「我是無辜的。」便是這個姿勢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來，以致實在沒法子對他發出激烈的譴責。在穿過蔡特納街到舊城環形道的一路上，總是有說不完的事情。走到弗蘭茨的住房前，我們的話還遠遠沒有結束。下午或晚上我們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通過裡查德·戈爾塔的形象描寫了留在我心裡和腦海裡的卡夫卡的許許多多東西。那時卡夫卡去世剛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靜地客觀地寫他的傳記。直到現在，又過去了九年，也就是說那場災難已過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來做這件事。那時候我還在同這位不能忘懷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確確實實在我身邊，無時無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或那個情況下他會說什麼，會怎樣評論我周圍發生的事件，我向他詢問，並能以他的名義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產生了一種需求，以活的文學形式（而不是以蒐集日期、吃力地湊起來的歷史性論文形式）來表現這個無可比擬的形象，亦即以敘事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首先是將他以這種新方式展現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這本書、這部作品中，他便沒有死，他又一次與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預我的生活（讀者可以發現，這部長篇小說的整個情節都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正像什麼事情都會受到誤解一樣，此事也會被誤解——人們會覺得詫異，甚至會覺得該館與對卡夫卡的敬畏不協調，卻沒有想到，柏拉圖也與此相似地、自然廣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師兼朋友蘇格拉底無所不在，將他作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從而對死亡亦無所畏懼，他在蘇格拉底死後寫下的幾乎所有對話中都把蘇格拉底作為對話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