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瑪之行的重要性還在於經過了萊比錫，在那裡我把弗蘭茨引薦給恩斯特·羅沃特和庫爾特·沃爾夫，他們當時共同領導著羅沃特出版社。因為在我心裡早就燃燒著一個願望，讓我的朋友出一本書。弗蘭茨對我這願望內心很矛盾。他願意——卻又不願意。有一段時間拒絕的想法佔上風，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後，面臨著將那些他認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從手稿叢中，即從日記中找出來，並作最後的修飾的任務，他疑慮重重，在《格林》中查詢根據，由於對標點符號規律和正字細節沒有把握而產生了絕望。該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萊比錫去的樣篇後，從一開始（那是走運的年頭！）就表示願意接受，問題僅僅取決於弗蘭茨何時將最後看的定稿寄去。而他執拗得要命，覺得他寫的東西一無是處，覺得把過去的「毫無價值的」文章彙集起來妨礙他寫出較好的作品來。但是我再也不放鬆了。卡夫卡的日記是他反抗我的見證，然而反抗無濟於事。這本書必須完成，而且也完成了。當弗蘭茨根據自己認為值得的選出來的這個集子顯得小得可憐時，這家出版社決定把《觀察》（這就是這本書的名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大號字型來排。這本書有九十九頁，只編號印刷了八百本，這在今天是罕見的，在本首版書以其碩大的字型頗類古代的感恩刻板。通過這個罕見的偶然現象（據叔本華的思想已不再具備偶然性），這些偉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質被表達得再好不過了。於是在那非同尋常的年代，由於那與世界上惡的力量至少能夠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動，弗蘭茨的反抗被克服了，並轉入了好轉的方向。順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鬧了一場。我堅持要實行在盧加諾制定的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的計劃。我們開始了，但很快就停頓了。我不放棄，直至寫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發表在維利·哈斯編纂的《赫德之頁》上（見短篇小說集236頁）。後部分將表現的是：友誼陷入了像愛情關係中那樣的動搖和麻煩——這兩個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氣憤，他們的對立將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溼而有黴氣的、炎熱過度的美蘭（我在那裡幾乎聲淚俱下地請求弗蘭茨，假如我死在異國他鄉，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臨霍亂的威脅，他們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燒起來，放出耀眼的光華。「旅行以這兩個朋友將他們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種新的，獨特的藝術行動上而告結束。」這句話寫在發表了的這一章前面的注中。這兩個朋友當然不是照原型描下來的，尤其薩姆埃爾不是，他應該是個實際、富有和無依賴性的人——但是我們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筆記用在裡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薩姆埃爾身上（有時也可反過來）。這個主意使我們感到其樂無窮。對這個工作弗蘭茨也取抗拒態度（可參照他於1911～1912年間的新年前夕寫的日記），然而我畢竟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內促使他同我一起幹。那時他適應了有規律的寫作時間，克服了內心的障礙，奮力擺脫了一個枯竭的時期——就在我們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時，他自己的日記也開始更豐富地湧流，——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這一工作有時也使他高興，不過是偶然的；而他對自己的結束使他產生了這種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為個性」在他身上正在發生。於是他的創作開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裡一口氣寫下《判決》，從而最終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記中震驚地描寫了這個夜晚——我相信，這段自我描述將永遠是認識真正的藝術家是怎麼回事的重要文獻。「只有這樣才能寫作，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此徹底他身心敞露。」與此同時，他對逼得他無可奈何的掙錢職業給予最尖銳的批評，但沒有譴責。發生這個突如其來的突破的契機是一個柏林姑娘的來訪，她是f．b．小姐——一與她的關係籠罩弗蘭茨的生活達五年之久。「當我8月13日到勃羅德家去時，她坐在桌旁，」日記開始敘述這次事關命運的見面，接著寫下了這麼個句子：「在我往下坐時，我才第一次較仔細地看了看她，剛坐定，我已經作出了不可動搖的判斷。」——我的日記中在8月13日這天同樣記錄了這次會晤，緊接著這在我父母房子裡會晤的筆記之後寫的是：「西提咖啡館。卡夫卡帶來完成了的書，我高興極了。b．小姐。然後我又讀了一遍《觀察〉神筆。星期三，8月14日，我將《觀察》寄給了羅沃特。」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決定性的一年。兩個重要的事件發生在8月13日這同一天。我儲存著一封簡訊，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過郵差送來的。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僅僅看成扮演逼促發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確的。
信中說：「早晨好！親愛的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歸納小文章時處於小姐的影響下，因此很可能會產生什麼愚蠢之處，產生某種暗中滑稽的順序顛倒。請你再看一遍，讓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謝上再加上一個感謝。」接著是兩點小小的修改意見。當我於9月29日從波多諾斯回來時（我在那裡同朋友菲利克斯·威爾奇一起從事《直觀和概念》一書的寫作），弗蘭茨在車站等我們，並馬上就談起了《判決》這篇剛剛完成的小說，他願意提供發表在我的年鑑《阿卡狄亞》上。它也真的發表了，在這個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給未婚妻的題詞。緊接著《判決》後，弗蘭茨繼續進行一個長篇小說第一章的寫作，這部長篇他顯然早就開始了，但至今才奮發起來。這部長篇叫《失蹤者》——或叫《美國〉我引錄我那時的日記於此。9月29日：「卡夫卡處於極度興奮狀態，通宵達旦地寫。這是一部故事發生在美國的長篇小說。」10月1日：「卡夫卡處於難以置信的極度興奮狀態。」10月2日：「卡夫卡，繼續為靈感驅使。一章完成了。我對此很高興。」10月3月：「卡夫卡，進展順利。」10月6日他給我朗誦《判決》和《司爐》（那部美國長篇的第一章）。緊隨其後（10月8日）發生了他母親與我之間的通訊（關於打算進行的自殺）。10月14日，偉大的維也納小說家奧托·施託瑟爾（卡夫卡和我特別欣賞他）來看望我，我們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記已經記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給f．小姐寫了封長達二十二頁的信，對未來的擔憂擾亂著他的心。從此，這個關係的悲劇上演了（弗蘭茨自己的日記缺從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這一段，這就是我將這一時期我的日記引述於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記中找到這段記述：「去鮑姆處，卡夫卡在那裡朗讀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愛上了f，很幸福。他的這部長篇小說——部神奇的著作。」在這豐富得不同尋常的年終，11月24日，卡夫卡已經在鮑姆家給我們朗讀了「關於甲蟲的燦爛的中篇小說」（即《變形記》）。卡夫卡的三個主要作品便這樣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間產生，也就是說在兩個月中，或者就那長篇小說而言，有了決定性的開端。在《判決》這篇感情如暴風驟雨的小說中，儘管這個兒子是那麼善良、順從，在父親心目中卻是不順從的、魔鬼般的，被判處「溺刑」，他呼喊著「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一直是愛著你們的呀！」自行墜入河中。這篇小說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學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時，卻又蒙上了霧紗。關於這篇小說，弗蘭茨自己有過三次評語。一次是與我談及的，我記得他有一次突如其來地對我說：「你知道最後一句意味著什麼？……我想到的是強烈的射xx精。」另外兩次解釋載於日記之中，寫於排印期間：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決》之機，我把我目前感到這個故事中變得清晰的所有關係都寫下來。這很有必要，因為這個故事就像一個正常地從我身上分娩出的滿身汙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夠穿過汙垢觸及軀體，也只有我有此興趣：那個朋友是父與子之間的聯絡，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點，蓋奧爾格單獨坐在他的窗前，懷著快感反覆思索著這個共同點，相信掌握了父親，除了一個一閃即逝的悲傷的疑點處，認為一切都是太平的。隨著這個故事的進展，父親從那位朋友這個共同點中聳立起來，站到了蓋奧爾格的對立面，通過其他較小的共同點，即通過愛、母親的親切形象、對她的忠實的回顧以及父親本來為本店爭取來的顧客，更強化了父親的形象。蓋奧爾格則一無所有，那個未婚妻在故事裡只是通過同那個朋友、也就是說同那共同點的關係而存在，由於婚禮尚未舉行，她不得踏入圍繞著父與子的血緣線，因而被父親輕而易舉地驅開了。那共同點的一切都堆積在父親的身旁，蓋奧爾格僅僅感覺到這是一種陌生的、自立了的、從未得到他足夠的保護的、身受俄國革命之苦的因素。由於他自己除了朝父親看著的目光外，一無所有，那個將他與父親徹底隔絕的判決才會對他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蓋奧爾格的字母教與弗蘭茨一樣多。在本得曼這個名字中，「曼」只是為了對付故事裡未知的可能性而預先採取的手段，用來強化「本得」。「本得」與卡夫卡的字母數則一樣多，而e這個母音處在與卡夫卡中a這個母音同樣的位置上，同樣重複兩次。弗麗達同f．開頭的字母和字母數相同，勃蘭登菲爾德的開頭字母與字母數與b，相同，並通過「菲爾德」一詞在意義上有一定關係。也許甚至想到柏林說不定也產生了影響，而回憶勃蘭登堡邊區或許也發生了影響。2月12日。我在描寫那個遠在異國的朋友時多次想到了斯多於爾人在這個故事寫成三個月後，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訴我，他在大約三個月前訂了婚。
我昨天在威爾奇那裡朗讀完這個故事後，老威爾奇走了出去，待他一會兒之後回來，他特別稱讚故事中圖畫般的描述。他伸出手說道：「我看見那個父親就在我面前，」這時他單單看著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誦時他坐過的那把。
妹妹說：「這是我們的住房。」我對她誤解了地方很驚奇，我說；「那麼父親只能住在廁所裡了。」
1913年1月《觀察》出版。扉頁上的題贈是：「獻給m．b。」在弗蘭茨送給我的那本書的題詞上寫著：「正如這裡已經印出的，獻給我最親愛的馬克斯——弗蘭茨·k。」一年後，我得以通過我的長篇小說《圖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題贈作為回報。關於他的第一本書和他的創作的總題目，我在弗蘭茨生前我寫下的唯一的關於他的大塊文章中（發表於1921年11月《新週報》寫道：從哪兒開始呢？——無所謂。因為這個出版物有個獨特之處，無論從哪方面去觀察」總是歸到同一個結論。
已經表明，它的誠實性、不可動搖的真實性和純潔性是多麼明顯。因為謊言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種面貌，而不純潔的東西會閃爍亮光。但在這裡，在弗蘭茨·卡夫卡身上，可以這麼說：在現代派的整個文學範疇內，只有在他身上沒有亮光閃爍，沒有天幕的變換，沒有佈景的推移。這裡只有真實，沒有其他。不妨以他的語言為例！有那麼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詞彙、拼湊、易換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這些手段為他所不齒。「不齒」甚至也不是準確的用詞。那些手段無法接近他，就像不純潔無法接近純潔，為純潔所禁止一樣。他的語言像水晶般清明，從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確、清晰、物件準確，似乎覺察不到別的。然而在清純的語言小溪那明亮的鏡面之下，夢和幻象在不可測度的深處流過。往下看去，人們會為其美麗和獨特而著魔。可是卻說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時說不出，這些完全正確、健康、簡單的句子形式的實質是什麼。只要讀上幾個卡夫卡的句子，舌頭和呼吸器官會感受到一種從未感受過的甜美。終了處，段落似乎追循著某些神秘的法則，片語間的小間歇有著它們自己的結構，一種不是由地球上物質構成的旋律在迴盪。這是完美無缺，地地道道的完美無缺，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羅波利牆的廢墟面前的福樓拜哭泣的那種純形式的完美。然而這是運動中的、行進中的、甚至疾馳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們》，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動萬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書（《觀察》）的第一篇。這是火，這是滿懷預感的童年那不平靜的火與血，但是這些火牆服從著一根看不見的樂隊指揮棒；它們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宮殿，每一塊石材都是翻滾著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誇張，不過分的。只有在不能達到最外邊界，不能達到圍著宇宙的那條線時，人們才跳躍而過。而包羅永珍的東西則不需要跳躍。——這樣不會枯燥嗎？這便是卡夫卡藝術上的重要意義所在。我已經說過：他是運動中的、行進中的完美。所以，包羅永珍與最小、最滑稽的細節相融合，奧基安諾斯與辦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藝術相融合，靈魂得救的甜美與本來是戰馬布齊法魯斯的新律師的融合、或與一個遭受折磨的鄉村醫生、或作公務旅行的小人物或一個身著閃光飾片服的馬戲團女騎手的融合。所以有著閃耀偉大藝術光輝的階段和風格的樸素，儘管樸素，卻與奇思異想交相輝映，在每一個句子裡，在每一個詞彙中。所以那裡的隱喻毫不引人注目，卻總是有新意（人們總是過了一些時候才驚奇地發現它）。所以有著寂靜、視野廣闊、自由，如同在雲層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淚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開玩笑，他就必須使用弗蘭茨·卡夫卡的語言。這種語言是火，卻不留下煙燻的痕跡；它有著無窮空間的崇高，卻也發出生物會發出的一切顫抖。純潔的人觸動不了不純潔的，這既是純潔者的優勢，又是他的弱點。優勢：因為這意味著，徹底地感受自身與絕對之間的距離。可是這種距離本身卻是某種消極物，是其弱點。純潔者要想顯示出自己的優勢，就必須堅持不讓自己與絕對之間的距離在誘惑下消失，就必須彷彿通過幾千層放大鏡片一樣來誇大弱點。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麼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認這麼做恰恰是他的優勢之所在。於是出現了第二層地板，就像所有雙層地板一樣，這第二層是幽默。是的，他是這般執著，這般堅持最危險的行為（事關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氣息，然而就在這恐怖氣息中也泛著一絲可愛的笑意。這是一種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標誌，是接近最後審判的微笑，彷彿是一種形而上的笑。有時候，當他給我們幾個朋友朗誦他的一篇小說時，更是笑容滿面，而我們也開懷大笑起來。可是我們馬上就沉默了。這不是讓人類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這樣笑（不能將他們按照拉菲爾的小天使雕像來想象——不，是長著三對巨大翅翼的天使、賽拉芬，是介於人與上帝之間的魔鬼般的形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強與弱、高昂與屈從以非常獨特的方式相互交織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顯的是弱點——一這是一種表面上類似頹廢、魔鬼般的惡，對正在腐爛、正在死亡、恐怖的東西的一種愛好。就像從愛倫·坡、從維利、德·里斯勒、亞當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發出來的東西。然而這個第一印象是完全錯誤的。卡夫卡的小說如《在流刑營》與坡毫無關係，儘管坡等人筆下出現了許多題材相近的恐怖場面。只要對比一下語言風格就會明白這一點，或至少產生疑問。卡夫卡色調明快的描述猶如安格爾線條清晰的畫，豈可與那些恐怖文學專家們顫抖的、有時是強行引起顫抖的形式同日而語？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點科學興趣對地獄深海進行探究的專家；往往只是出於被迫才拖上那麼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種「道德」。他們是詩人，當然，甚至是大詩人，是確實受到了精神震盪的——可是難道不也到處讓人感到那麼點「對震盪的自豪」的味道嗎？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滿場景之中的卻是宗教信徒們深沉的嚴肅態度。他從不表露對深淵的好奇心。他違揹著自己的意志向深淵看去。他對崩潰並無渴望之。心。他崩潰，但是他是看見並愛著光明的道路、堅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體的，他熱愛頭頂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遠拯救人類的、完美的天空甚於一切。可是這個天空皺紋突起，如同一張動怒的父親的臉。對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擔驚受怕要比對一些還過得去的地獄中的反常現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學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態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轟動來，卡夫卡造就的藝術作品給人的震動要強烈得多。正因為如此，他的書《變形記》或《判決》等等）才令人感到那麼恐怖。因為在它們周圍，包括在它們中間，整個自由的世界門戶洞開。因為這些作品不是「根據原則要求而可怕」，其原則要求毋寧說正是「可怕」的反面，從原則要求出發也許應該是田園般的或英雄氣概的，反正應該是正在的、健康的、積極的，傾向於生命慾望，傾向於溫柔和善良，熱愛著美麗的姑娘軀體（它在《變形記》結尾處在主人公的屍體上方放射光芒），愛著鄉間的勞動，愛著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鮮嫩的，充滿了對歡樂、幸福、正直，對肉體和心靈的力量的追求——這種原則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創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們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襯托下，這「只是不是我們的」比對最極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驚心動魄得多。卡夫卡並不拋棄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對自己的審判嚴格之極。在他的作品中處處有法官的座席，處處宣告被執行判決。《變形記》——那個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賤化為動物，賤化為昆蟲。更可怕的是，他讓動物（《致科學院的報告》）向人類靠攏，但這是怎樣一種人類，這是一種化裝，是揭去人類假面具的化裝。
但是這還是不夠！人在他筆下還得更深地墜落——這裡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昇天到達上帝身邊；假如父親判決了他；假如與原始道德的完全結合，進入「法」的企圖遭到一個強壯的守門人的阻止；或者是這樣——這個人沒有勇氣把這守門入推開；假如垂死的天子的「聖旨」永遠傳不到你這兒——好吧，於是你就變成了一個沒有用處的東西，既非有生命又非無生命，變成一個紗芯，作為「天堂之父的憂慮」不停不息地上樓下樓。「你叫什麼來著？」——「奧德拉德克」（這與一系列意為「背叛者」的斯拉夫語詞彙有諧音親緣關係，對民族的背叛，洛德，對建議、對上帝造世決定的背叛，拉達）。「那麼你住在哪裡？」
「飄遊不定。」——從這裡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寫共同的人類悲劇外，尤其注重寫他那不幸的民族，寫那無家可歸，幽靈般晃盪的猶太民族，寫這沒有形象，沒有四肢的軀體。
在這方面無人像他這樣不吝筆墨。但是在他的書中卻從未出現過「猶太人」一詞。
1913年5月，描寫美國的長篇小說（在他身後才發表）的第一章《司爐》發表。這回弗蘭茨與出版社進行商議沒有外加因素，也沒有我的促進。我在此援引後來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蘭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庫爾特·沃爾夫之間的特殊關係，這一關係對作者和出版者來說都是莫大的榮譽。這一關係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獨特的光輝之譽。庫爾特·沃爾夫寫道（1921年10月3日）：尊敬的、親愛的卡夫卡先生！
兩週前我偶然在萊比錫碰到來自布拉格的路德維希·哈特，並同他一起由萊比錫前往柏林。乘車途中，路德維希·哈特向我敘述了他在布拉格的報告晚會時，談到與您在一起給他帶來的歡樂。與路德維希·哈特的談話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報告我活著的訊息。我們間的信件往來是稀疏的、少得可憐的。我們與之有聯絡的作者中沒有一個像您這樣難得向我們提出願望和問題，沒有一個給我們這樣的感覺，他們對發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運像您那樣不在乎。顯然，出版者應該每隔一段時間告訴作者，作者對他的書的命運漠不關心並不能影響出版者對出版物的高質量的相信和信賴。我真誠地保證，我內心對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樣地入迷，那樣地牽腸掛肚，我個人對我們所代表和訴諸公眾的作家中持這種關係的頂多不過兩三個人。您不能將您的書通過我們所取得的表面成績用作衡量我們推銷工作的尺度。您和我們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不能馬上，而是一段時間以後才獲得共鳴，而且我們對德語讀者各階層抱有希望，相信他們有朝一日會產生與這些書相應的接受能力。但願您能給我們機會，讓我們以實際行動來證實那使我們與您、您的創作聯絡在一起的不可動搖的信賴，請您將別的書繼續交給我們出版，這將給我帶來莫大的快樂。不管你決定寄什麼給我們，您寄來的任何手稿我們都歡迎，並懷著愛和細心排成書出版。假如今後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給我們一個自成結構的、較大篇幅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我從您自己這兒和馬克斯·勃羅德那兒得知，有許多這類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們將特別感謝地歡迎。再說，按照常規，人們對一個自成結構、範圍廣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於接受。這種對讀者的估計是平庸的、沒有意義的；然而卻是事實。這樣一種規模較大的散文作品將獲得的反響會得到廣泛的傳播，遠遠超過我們至今所達到過的；而這麼一本書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對先前發表過的東西作更有活力的宣傳的可能性。
親愛的卡夫卡先生，請您滿足我的奢望，告訴我，我們在最近的將來是否有希望獲得，獲得什麼。
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並懷著不變的信念謹致問候。
真誠崇拜您的庫爾特·沃爾夫。
儘管有這樣的許願，弗蘭茨依然不能下決心完成三部長篇小說中的一部。關於美國長篇計劃中的結尾（我之所以在此談及，是因為其頭兩章在《觀察》）出版之前已經寫成），我記得，它將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樂觀地、在廣闊的生活前景中結束的一部。當然有時候弗蘭茨打算讓他的主人公卡爾·羅斯曼獲得另一種悲劇性結局。這一點可從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記中看到，在這則日記中，他將他的兩個長篇——《失蹤者》和《訴訟》（其主人公叫k．）作了個比較：「羅斯曼和k，無辜者和有罪者，最終二者無區別地受懲罰，被殺害，殺無辜者的手較輕，與其說被打倒不如說是被推到了一邊。」比起後期那兩本偉大的書來，寫美國的長篇用筆較輕、色彩較明亮，樂觀的希望更多些。關於這部長篇小說，日記中也有一小段評論、自我闡述。我引錄下面這幾行的另一個原因是，這裡展示了卡夫卡一個深刻的思考，他將對狄更斯的崇敬與尖銳的批評結合在一起。人們從這麼一個警句中也許可以隱隱約約地感到，在同一個人打交道中可以發現多麼巨大的財富，多麼穩重的評斷。這個人在投身於不可知的事物中時，厭惡清醒的、廉價的故作神秘；這個人不會被一個人或一個詩人的優點照得頭暈目眩，以致看不見陰暗面；他也從不因一種現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錯誤而不能正確地讚賞該現象同時展示的優點。如此清楚、真實和複雜，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個世界的方法。這一頁日記寫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爾。（《司爐》——㊣(51)對狄更斯不加掩飾的模仿，計劃中的整部長篇小說將有過之而無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興的與個人著迷的人、低賤的勞動。莊園中的情人、骯髒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圖是（據我現在所發現）寫一部狄更斯式的長篇小說，只是得到取之於時代的強光與取之於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無須思慮的強大的湧流，但因此也產生了可怕的有氣無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將已達到的東西攪得一團糟。荒唐的整體留下野蠻的印象，一種野蠻人社會，而我則由於我的虛弱和我的模仿教訓而得以避免。感情氾濫的表情後面是冷酷無情。這些粗糙的刻畫性格的木頭每個人那裡已被人為地踩碎，沒有這些木頭，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