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全面理解我的人一個也沒有。假如有這麼一個理解我的人，比如一個女人，那就意味著在所有方面獲得支援，獲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記中這麼寫著。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這種幸福光；滿了，以致他命運的終結階段比起至此為止的整個發展要積極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蘭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們在莫利洪波羅的海海濱浴場度過。在那裡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猶太人大眾之家度假旅遊團。這個「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給他、也給我都帶來了希望。他積極地參加了這個後來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規模展開的工作之開端，他一度還鼓動未婚妻f．在柏林作為自願的幫助者協助這個機構範圍內的工作。——現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濱見到了大眾之家的孩子們，他同他們一起玩耍，認識了老師們，參加了愉快的晚會。有一次他在大眾之家的廚房裡發現了一個姑娘。她正在刮魚鱗。「這麼溫柔的手，而活兒是這麼血淋淋的！」他不贊成地說。這個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個工作。
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侶朵拉·笛芒相識的開端。
朵拉·苗芒那時好像是十九或二十歲，出身於東歐猶太教一個虔誠教派的名門家庭。儘管她對親愛的父親充滿敬意，卻無法忍受其傳統的偏狹性——這與話劇演員略維的情況相似，略維心中對父母的敬畏與不能在他們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結合在一起的。朵拉從波蘭的一個小城市脫身而出，先是在佈列斯勞，後來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為大眾之家的職員到莫利茨來的。她會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萊語，卡夫卡那時正以特別高漲的熱情學習希伯萊語。（在他的遺墨中希伯萊語練習稿並不比德語文學的少多少）他倆最初的談話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讀耶薩雅的一章結束的）。弗蘭茨發現了她演員的才能，根據他的建議，並在他的引導下，她後來去學習這門藝術。
弗蘭茨是精神振奮地從夏季避暑地回來的。他決心扯碎一切羈絆，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這個決心十分堅決——這回他也開始付諸實施了，堅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頂住家裡一切責難，離開了布拉格。他在從柏林寫給我的信中第一次寫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這在他最後幾年中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區邊緣斯臺格利茨，先是在米蓋爾街八號赫爾曼家中。在那裡產生了相對來說愉快的小說《一個矮女人》。這個對自己實際上陌生的「自我」始終氣惱不休的「小個子女法官」正是他們的女房東。她顯然給這對年輕人造成了一些麻煩。所以六週以後，他們遷居至綠林街十三號萊特貝格博士夫人家，這是一座別墅，弗蘭茨如痴如醉地談論這座房子的美，儘管他的住處只是兩個毫不奢華的小房間。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裡去看他，總共是三次。我在那裡看到的是和諧寧靜的畫面，我終於看到我的朋友情緒很好，但他的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不過至少還沒有很大的危險性。弗蘭茨談到妖魔們終於鬆開手把他放了。「我逃脫了他們的魔爪，遷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現在他們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暫時找不到。」他終於達到了過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義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實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種悖謬，不是一種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機神學」；而是（這是關鍵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種充滿意義的、良好的、正確的生活，他大體上與馬丁·布伯站在一個原則上，布伯反擊基克加德，反對原則上的孤寂，在談到與女人共同生活時說：「婚姻是模範性的連線，沒有其他東西像它一樣載著我們進入偉大的約束之中，而只有作為受約束者，我們才能進入上帝給他的孩子們的自由之中……不錯，女人處於與有限性最危險的聯絡中，不錯，有限性是一種危險，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比與她粘連在一起更嚴重地威脅著我們的了；但我們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與這種危險鍛造在一起的，因為只有越過充實的有限性，我們人類的軌道才會通向無限性。」（摘自布伯《對個別人的問題》，1936年）。在這個意義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這一年儘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圓滿地結束一生）在正確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侶的伴隨下確實感到幸福。他興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給我聽，寫《地洞》，他也給我念了其中幾個部分。當我把他介紹給「鍛造」出版社領導人時，不須發揮長時間的說服藝術，他很快就同意發表四篇小說，他給它們（根據其中一篇的題目起了個總題目《飢餓藝術家人由於他這一根本上的轉變，由於這一切轉向生活的跡象，我後來才能鼓起勇氣，將他給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寫下的）禁止發表任何遺墨的叮囑視為無效（見《訴訟》第315頁）。
不僅我感覺到弗蘭茨在他當時的舉止中表現出獲得解脫，變成了一個新人——從信件中也可以發現他健康的心情和終於獲得的心靈安寧。比如在下面這封給妹妹的信中：
親愛的瓦莉，桌子位於爐子旁邊，我剛離開爐子旁，因為那裡太暖和了，連那永遠冰涼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燈燃得棒極了，這既是製造燈具者的傑作，也是購買的傑作（它是由不同的東西拼湊起來並一起買來的，當然不是我乾的，我哪有這個本事！有一個燃嘴的燈，像茶杯那麼大，它的結構使點火容易，不必取下內外燈罩；它唯一的缺點是，沒有煤油它就不燃燒，但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這麼坐著，拿起你那封現在已那麼舊、那麼可愛的信來。鍾滴滴嗒嗒地走著，甚至對鐘的嘀嗒聲我也已經習慣了，而且很少聽見它，一般是在做特別值得讚許的事時。它的這個鍾——和我有某種個人關係，如同房間裡一些東西一樣。只是這些東西自我辭職以後（說得準確些，是自我被解僱之後。這種解僱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複雜的、需要花好幾頁篇幅來描寫的事情）。開始部分地背離我；尤其是那日曆——關於日曆上的格言我已經在一封信中告訴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變了樣，要不就是完全關閉了。心扉，比如說人們急於知道它的見解，到它那兒去，但它說的無非是，宗教改革紀念日。這也許有某種更深的意義，可是誰又能發現它呢？或者，它是惡意嘲諷，比如最近我讀書時產生了一個念頭，我感到這個主意很好，說得確切些，很有意義。於是我很想詢問一下日曆有關事宜（只有碰到這樣的偶然事件他才在當天回答問題；否則就有待於人們在一定的時候機械地撕下一頁）。「有時也會有一隻盲狗等等，」它說。另一次，用煤賬單使我大吃一驚，而它卻說，「幸福和滿足是生活的極致。」這句話裡面除了譏嘲外，當然還有侮辱人的遲鈍，它沒有耐心，它已經根本不能忍受我的離開，但也許只不過是，它不願使我的離別飽含痛苦，也許在我遷徙日的那頁日曆後面還會跟上一頁我將看不到的紙片，那上面任意寫著什麼，比如：「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將對他的日曆所想到的統統寫下來，「他畢竟也只是一個人」。
假如我以這種方式為你寫下我所接觸的一切，當然會沒完沒了，而且會造成假相，好像我在過著非常熱烈的社會生活；事實上我的周圍一片寂靜，但又從來不安靜。對柏林的激動人。心的事，無論是壞是好，我都少有見聞，當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問某人：「你好嗎？」他會怎麼說？噢，他當然知道了，你們大家對柏林都比我瞭解。現在我冒著重述眾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險，實質上這話還始終具有現實意義。人們會說的是：「物價糟透了。」還有：一個人激動地談到萊比錫體操節：「七十五萬體操運動員開進場，這是多麼壯觀啊！」另一個人慢條斯理算計著說：「三個半和平體操運動員，這是什麼意思？」
猶太人的學校裡怎麼樣（這已經絕對不再是開玩笑，但願也不是任何悲傷的東西）？你讀到過《自衛》上一個年輕教師的文章嗎？看法很好，感情熱烈。我又一次聽說，入過得不壞，而m．小姐說是改革了整個巴勒斯坦體操。你不必責怪阿倫斯坦老人的生意頭腦；把家庭馱在背上漂洋過海到巴勒斯坦去無論如何總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於有那麼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這件事，這是一件航海奇蹟，其意義不小於發生在希爾夫海中的奇蹟。
我非常感謝m．和l．寄來的信。奇怪的是，把她們的文字並列，也許比較不出她們性格上的差別，但幾乎顯示了她們身體上的差別，至少最近幾封信給了我這樣的印象。m．問，我對她生活中的什麼特別感興趣；我想是：她讀些什麼，她還跳舞嗎（在這兒的猶太人大眾之家裡，所有小姑娘都在學有節奏的舞蹈，當然是免費的）她還戴眼鏡嗎？阿妮·g．讓我轉告對l．的問候。這是個可愛的、美麗的、聰明的孩子（說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這樣），勤奮地學習希伯萊語，差不多已經看得懂書了，會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進步嗎？
現在再不去睡覺可不行了。這回我幾乎一個晚上與你們同在，而從斯托克豪斯街和米蓋爾街路又那麼遠。別了。
可怕的1923年通貨膨脹之冬降臨了。我認為，是它殺害了弗蘭茨。——當弗蘭茨一次從柏林安靜的近郊乘車回來，他「好像從混戰的戰場上」回來（摘自朵拉的報道）。窮人的苦難啃齧著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來了。「他生活在非凡的節奏中」，朵拉說，「以致他一生中已經死了幾千遍了。」這裡面不僅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為他倔強地堅持靠他小小一筆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才非常鬱郁不快地接受家裡的匯款和食品包裹。因為他感到這樣他剛剛獲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脅。剛獲得了一筆小小的收入（通過與《鍛造坊》的合同），他已經打算嘗還「家庭借債」。對家裡寄來的豐足的生日禮物（家裡人小心翼翼地為他著想著）他卻絕口不談其真實意義。——那時煤很缺乏。牛油他從布拉格獲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個布拉格猶太婦女聯合會的成員，該聯合會將救濟品包裹郵至柏林。他就將貧窮的熟人的地址寄去。「為了不錯過機會（因為郵寄這樣的東西很快就會把錢用完的），我馬上寄地址給你，當然還可以寄其他地址給你，庫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寫上：「合乎猶太教規的。」接著他看到一個這樣的包裹，並評論說：「這會兒它放在我們面前了，嚴肅得要死，沒有一小塊巧克力、一隻蘋果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發出一絲地微笑，它好像在說，現在靠這些麥糝兒、大米、麵粉、糖、茶葉和咖啡過幾天吧，然後死去，就像註定的那樣，我們能做到的就到這一步了。」這樣永遠也不能使他細緻的感覺感到滿足。
在他健康的時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猶太教學院」的課。他在師範學校預備班聽了託奇納教授和古特曼教授關於猶太聖典的報告。他閱讀較簡單的希伯萊語課文。只是為了上這個班的緣故，他才定期離開安靜的郊區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他發高燒，但又康復了。在發燒期間他遷居切倫多夫，房東太太是作家卡爾·布瑟的遺孀。他過著退隱的生活。極偶然從柏林來過一個客人：魯道夫·凱瑟爾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價上漲開始使他不安。「假如侷限於住房（當然是一套過於美麗的住房，下個月我得讓出一間）和吃飯上（當然是很棒的飯菜，從兩個酒精爐和一個食物煙箱上變戲法一樣變出來的。——當然這也許仍然是一筆過大的開支，尤其與我以前的房東常談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調法相比較下，那位聽說什麼東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這樣生活在寂靜中，那麼還算過得去，當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們的幫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麼特殊事情來，一下子便會顯得什麼都無望了。醫生到我這裡來過，l．太太把她的親戚、一個大個子教授介紹給了我。幸虧他自己沒有來，而是先派一個助理醫生、一個年輕人來，這人還不到三十，除了寒熱，他什麼也診斷不出，醫囑暫時也無非是臥床和等待。這麼來一次他要了二十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這個價格不僅在收費價目上看倒也合理（這裡沒有人提出超過收費價目的要求），而且與其他價格具體比較也完全相當。一切都那麼責，要在這裡求得生存，得賺金馬克才行。我有時候已經想在與柏林的價格的鬥爭中退卻了，我想到什累申、維也納、戈爾達湖。」
當人們拜訪弗蘭茨時，他以開玩笑般的口吻談及他的憂慮。有一次他便這樣對我詳細地談了一個計劃：同廚藝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館，他在餐館裡當跑堂的。
朵拉後來告訴我，卡夫卡闡述這個計劃時是與這個意圖結合起來的：若能恢復健康，便遷居巴勒斯坦。這兩個人想以這種方式在「那邊」的初期階段維持生計。朵拉告訴我在柏林的一個住處，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燒燬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顫抖著服從；許多年後她還為聽從了這個命令而感到遺憾。但她強調說，假如她今天再度面臨這種情況，她照樣會屈從於卡夫卡的意志。據朵拉說，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取材自奧德賽宰殺柏利斯以祭神的過程；此外還有一部內容不明的劇本。——其中留存於朵拉處的卡夫卡的文字於1933年被蓋世太保沒收，並顯然被毀了。我曾請求尚處在獨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駐柏林公使館任隨員的作家卡米爾·霍夫曼為這些文字去德國有關當局交涉一下。他沒有獲得成功，後來他自己也成了納粹迫害的犧牲品。
畢竟不可能閉目不視，儘管弗蘭茨心靈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體卻每況愈下。一個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後，我從柏林回來後，便將危急狀況告訴了舅舅（醫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壞的斷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觀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國家歌劇院的首演《耶努發》）。17日，我將弗蘭茨帶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車。幾天後朵拉也踉來了。
這會兒弗蘭茨又住在父母那兒了。儘管他的周圍充滿了關切之情，但他卻感覺到這是他自立計劃的破滅，是失敗。這時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從未以這麼堅決的口氣說話，他對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極強烈的關心。現在他說起話來就好像他知道我們共同的日子不長了似的。「明天還是這時候來！」他說這話簡直帶有一定的嚴厲。
由於他情況越來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療養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