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記中寫道：「4月10日這一天，由於‘維也納森林’療養院傳回了卡夫卡的訊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變得平淡了。維也納醫院。確診為喉結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輛敞蓬汽車用於從療養院到維也納間的交通。風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車上，試圖用自己的軀體為弗蘭茨遮風擋雨。
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熱烈的忠誠。他中斷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後來在肺病治療領域內取得了重大成果），從那時起直至弗蘭茨辭世，將全劇精力投入了對這位珍貴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這兩個人戲謔地自稱弗蘭茨的「小家庭」，這是在看著死亡到來時的一種親密的共同生活。弗蘭獲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據我一次看望他的體驗，他心中充滿了希望和勇氣，好像全然不知即將來臨的危險似的。在維也納醫院（哈謝克教授處），他情況不佳。為了給他爭取一種考慮更周到的治療，比如一間單人房間，作了許多努力，全是徒勞。有幾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個臨死的人旁邊，過後他懷著極其欽佩的心情對我。談到那個牧師的耐心，他堅持守候在彌留者身邊安慰他，直至最後一刻，而醫生們「早就溜之夭夭」。我寫信給維也納有影響的人士；韋爾弗激烈地為弗蘭茨說情，然而那個相當沒有心肝、沒有文化修養的教授同樣激烈地聲稱，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號房間的病人。他是這麼說的：「有一個叫韋爾弗的人寫信給我，讓我為一個叫卡夫卡的人做點什麼。誰是卡夫卡，這我知道。他是十二號病床的病人。可是誰是韋爾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終於促成弗蘭茨於四月底遷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爾林療養院，這是個環境優雅親切、光線明亮的所在。韋爾弗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哈謝克教授聲稱，留在醫院裡對卡夫卡來說是唯一可行的。因為這裡有一切治療手段和療養可能性。他非常不願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爾林度過了最後幾周。他住在一個美麗的、用鮮花點飾的房間裡，窗外一片綠色，周圍是他的兩個忠實的朋友。在疼痛不厲害時，他過得輕鬆、愉快。
諾伊曼教授和講師奧斯克·貝克博士來到基爾林病人營。我摘錄後者5月3日寫的一封信之內容（致菲利克斯·威爾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爾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喉內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時。吃東西時疼痛更其加劇，以致幾乎不能下嚥。我可以斷定他喉頭裡正在發生一種毀滅性的結核病變，軟骨的一部分也牽扯在內。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術。我給喉管主神經注射了一針乙醇。今天笛芒小姐又打電話給我，為的是告訴我，那一針只管一時，疼痛以同樣強烈的程度再次出現了。我向笛芒小姐建議，帶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為諾伊曼教授也估計他還能活大約三個月。笛芒小姐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她認為，這樣會使病人對病情的嚴重程度瞭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親屬完全說明情況的嚴重性。從心理上說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犧牲的、感人的方式為病人效勞），理解她為什麼希望再召一批專家到基爾林來會診。因此，我必須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無論在肺裡還是喉頭都處於一種任何專家都無能為力的狀況，只能通過潘託苯或嗎啡來減輕痛苦。」
在最後幾周內他應該儘量少說話。因此他通過在紙條上書寫來溝通。我擁有一些這樣的紙條。有一次他寫道：「那篇故事有個新題目，《歌女約瑟芬，或曰鼠族》。這種夾著‘或’的題目雖不很漂亮，但在這裡也許有二特殊的意義。有點像一架天平。」他時不時想到父親，想起與他一同去游泳場，想起那食慾旺盛的吃喝。他告訴朵拉，「當我是小孩時，我還不會游泳，有時我同父親一起到淺水池去，他也不會遊。然後我們光著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兒，每人要了一份香腸，半升啤酒。父親一般自帶香腸，因為游泳學校裡賣得太貴。你應該仔細體會一下，一個魁梧的男人手裡牽著一個小小的、畏怯的骨頭架子是什麼樣子，體會一下比如說我們在小更衣室內怎麼在暗中脫衣服，然後他怎麼拽我出去，因為我感到害羞，他怎麼想要把他所謂的游泳本領教給我，等等。可是在此之後有啤酒喝！」他雖是個不喝烈性酒的人，一個素食者，他卻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類；有時他聞聞飲料，誇讚其出色的香味；別人永遠搞不清楚，他的話是嘲笑還是一本正經說的。最後他有幾次又飲起啤酒和葡萄酒來，愜意一番。「你沒有感覺到萊昂哈德在做聽寫練習時面前放著一杯‘譜索爾’酒嗎？」他在一張對話紙條上這麼寫著（這裡面的萊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生命力的畫面佔上風：「我的堂兄，這個了不起的人。這個叫羅伯特的人已經年約四十，當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師，很忙，既忙於工作又忙於娛樂），當他下午五點以後來到索菲亞游泳學校，三兩下脫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頭美麗的野獸那樣有力地在那裡來回翻滾，只見水珠飛濺，目光炯炯，轉眼就遊得很遠，向堤壩處游去——這真叫律。而半年後他死了，被醫生折磨致死。一種神秘的脾臟病，人們主要用注射乳液來治療，明知什麼都無濟於事。」關於他的狀況他也寫了很多，關於當時的需求、藥物、變化。他要求弄「那麼一頂從水中撈出的大禮帽」。其間有些話如「國王們的兒子們」，「向著深處，向深處的港口」。他很疲倦，很不耐煩。但時而又出現了：「馬克斯5月27日生日。」「經常給護士一點酒喝。」「在這裡贈禮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那麼點內行。」「贈送是一種幸福，這肯定能給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間帶來快樂。」「當心別讓塞在花瓶裡的最下面的花受罪。怎麼能讓它們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許真是最佳方法。」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維也納再次探望弗蘭茨。發生了一幕奇特的場面。當我星期六下午到編緝室去時，有人招呼我，「快接電話去，一位女士剛從維也納打來的。」大衣都沒脫，我趕緊跑到電話間。是朵拉，她用這話問候我：「你剛才打電話來過。」我：「沒有，這會兒我剛到。」朵拉：「布拉格來電話。是布拉格日報。所以我問問你。」我多方努力，這件事卻始終是謎團，因為《布拉格日報》雖然常打電話去維也納，但從不打到基爾林。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沒有一個在那天打電話去基爾林。這次基爾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籠罩在死亡的訊號中。我剛要離開住房時，聽說我們這兒一個年輕人在他的住處濱海死亡。火車上一個身穿黑色服裝的女士與我搭話，我沒有馬上認出她來。那是圖薩爾部長的遺編，她向我述說她丈夫之死，述說她的不幸。在維也納我未同任何人說話，只是從火車站趕到旅館，從旅館趕到火車站。早晨我坐第一班級列車前往修道院新堡，從那裡前往基爾林。待到晚上，再坐車前往維也納，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蘭茨精神清爽，與所有醫生證明相反，我覺得他的情況並不是毫無希望的。我們談到了我們下一次的會面，我計劃作一次義大利之行，此行將再次經過維也納。朵拉首先告訴我的，弗蘭茨向我證實的（他不能多說話）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與朵拉結婚，寫了封信給她虔誠的父親。在這封信裡他闡述道，他雖然以朵拉父親的標準來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猶太人，但卻是一個「懺悔者」，一個「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這個虔誠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親拿著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權威對他來說高於一切的「給蓋勒爾·萊伯」那兒去了一次。這位拉比讀了這封信，扔在一邊，言簡意賅地只說了一個「不」字。不作進一步解釋。他從來沒有解釋的習慣。這個神聖的拉比的「不」字通過弗蘭茨馬上到來的死亡得到了證實；那位父親的回信在我到達前剛剛寄到，併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話題，弗蘭茨已把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著，但顯然受到了影響；我們盡力使他轉到別的思路上去。但一會兒後，朵拉就把我引到一邊，悄聲告訴我，每天夜裡有一隻貓頭鷹出現在弗蘭茨的視窗。這死亡鳥。
但弗蘭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從未在他身上見過的準時性毫不抗拒地遵守醫囑。假如他以前就認識了朵拉。他的生的慾望就會產生得更早，產生得及時並更強烈。這是我的印象。—一這兩個人般配極了。朵拉掌握的東方猶太人宗教傳統的豐富寶藏是令弗蘭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這位對西方又比的一些偉大之處尚一無所知的年輕姑娘．對這位偉大的老師之愛和尊敬也絲毫不遜色，她同樣愛著他夢幻般的、奇特的想象，這些想象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她。他們經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樂。我還記得，一次他們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個臉盆之中，並稱之為「我們的家庭浴池」。朵拉對這位病人的關懷備至今人感動．而他一切活力的姍姍來遲的覺醒也令人感動。朵拉告訴我，當契阿斯尼教授（那時已是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弗蘭茨說，他脖子裡看上去好一點了的時候，他高興得哭了。他一再地擁抱她，告訴她，他從來不像現在這樣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復健康。我願將此與我們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較，那次火車旅途中有兩件事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卡夫卡談及漢姆孫的《大地的祝福》，他詳細地分析，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有時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一切惡都來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車停下時，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氣說：「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這麼多車站，走得太慢了！」而現在，在死神降！臨的時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義，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長逝。屍體置於密封的棺木中運回布拉格，6月11日四點安葬於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猶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邊緣告近一個大門的地方。當我們五點一刻走回弔喪的房子——舊環城路弗蘭茨的住處時，我們看見，市府大樓上的大鐘停在四點鐘的位置，時針始終還指著這個時辰。——弗蘭茨的父親和母親後來在同一個墳墓中安息。
關於弗蘭茨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絕大部分從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報道中獲悉有關情況並陳述於下。
星期一晚上弗蘭茨狀態很好，他情緒愉快，對克洛普斯托克從城裡帶回的一切都表現出歡喜之情，吃著草毒和櫻桃，捧著這些水果聞了很久，享受著它們的芬芳。在最後幾天中他對一切都是這樣以雙倍的熱情享受著。他希望看別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還有啤酒），因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著他人的享受。在最後幾天中他談了許多關於飲料和水果的話。
星期一他還給想要到基爾林來的父親寫了下面這封信——一個自我控制和孩子之愛的文獻，可與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裡寄給其母親的信件，為了不引起絲毫不安。信的內容如下：
最親愛的父母，關於你們有時來信提到要來看我的意圖，我每天都考慮這個問題，因為它對我來說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該是多麼好啊，我們已經這麼長時間不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種住宅干擾。可以算數的是在一個美麗的地方寧靜地共度了幾日。我根本想不起來，什麼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經歷，除了有一次在弗蘭岑溫泉度過的幾個小時。再就是像你們信中寫的，一起喝「一杯好啤酒」。從這裡看得出，父親對荷伊立根不太感興趣，從啤酒的角度考慮我也同意他的觀點。再說，我現在在炎熱的日子裡經常想起，我們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規律間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當父親帶我去民用游泳學校時。
這一點和其他許多方面都是贊成這次來訪的理由，但反對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親由於護照難辦而很可能來不了。這樣當然會失去這次來訪很大一部分意義；而老是由父親陪伴著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會過分地關照我，過分地為了我而來，可我總是那樣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顧。初到這裡和維也納各方面的困難你們是知道的，這些困難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損害，它們阻礙了熱度的下降，並使我進一步衰弱。咽喉問題引起的吃驚在最初階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帶來的後果。
直到現在我才依靠人們在遠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羅伯特這樣的幫助（沒有他們真不堪設想！）擺脫一切衰弱。干擾現在也還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腸炎，至今尚未消失殆盡。這一切湊在一起，使我儘管有這樣好的幫手，儘管有美好的空氣和食品，儘管幾乎每天沐浴在新鮮空氣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轉，總的說來還未出現如當時在布拉格那樣的轉變。此外你們還要考慮到，我只能輕聲說話，即便如此也不能經常講，考慮到這點你們也會願意推遲來訪的。一切都處於最佳開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確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為正是他這麼一個非常可親的不自私的人——他每週開汽車來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話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說過，一切處於最佳開端，但最好的開端畢竟只是開端而已。假如向來訪者（甚至像你們這樣的來訪者）展示的不是明顯的、無可否認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見的進展，那麼寧可別來。我們是不是暫時不要見面呢，我親愛的父母親。
別以為你們到此能改善或豐富我的治療條件。雖然療養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幫不了很多忙，而與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醫生打交道友誼的性質多於醫療的性質。但是，不時有專家來檢視，此外羅伯特總是在這裡，他不離開我，他不去考慮他的考試，卻以全副精力為我著想；還有一位年輕的醫生，我很信賴他（我感謝艾爾曼副主教為我找來了他和剛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當然還不能開車來，而是節儉地坐火車或公共汽車，每週三次離城前來。
星期一（據說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幾乎不能相信）弗蘭茨修訂剛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後一本小說集《飢餓藝術家》的初版。他就小說順序的排列提出意見，對出版社沒有足夠地重視他的一些意見，表現出他的心受到了傷害。朵拉有一次說得很對：「其實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別人對他很敬重，那麼事情就會萬事大吉，他對外表形式就那麼在意。假如別人不這麼做，他就感到深受傷害。」夜裡十二點他入睡了。早晨四點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間裡，因為弗蘭茨「呼吸不對勁」。克洛普斯托克知道這是危險的訊號，叫醒了醫生。醫生給打了一針強心劑。圍繞著是否使用嗎啡展開了鬥爭，弗蘭茨對克洛普斯托克說：「四年來您不斷地向我許諾。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說話了。我就這樣去死。」他被打了兩針。第二針打完後他說：「別騙人說您給我的是對抗的藥物了。」然後便是那句已經提到過的警句：「殺死我，否則您就是殺人犯。」他們給他打了潘託苯，他很高興：「這就對了，但要多一點，多一點，這麼些不起作用。」然後他緩緩入睡了。他最後幾句話是對他的妹妹艾麗說的。克洛普斯托克扶著他的腦袋。卡夫卡一直最擔心傳染給別人，他說（這位醫生朋友在他眼裡變成了妹妹）：「走開．艾麗，別這麼近，別這麼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滿意：「對了——這就對了。」
還在這些最後的場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護士走開。「他從來沒有這麼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對我說。然後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臟助搏軟管，扔在地上：「現在別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當克洛普斯托克從床邊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針頭時，弗蘭茨說：「您可別走。」這位朋友回答說：「我不會走的。」弗蘭茨以深沉的嗓音說：「可是我要走了。」
這裡摘錄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從基爾林寫來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語保持原樣。「可憐的朵拉，噢，我們大家都可憐。世界上還有誰像我們變得這麼可憐——㊣(24)她睡了一會兒，可就是在夢中她也不停地囁嚅著，只聽得明白：我親愛的，我親愛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時，我答應她，今天下午再到弗蘭茨那兒去。她就這樣躺下了。說到他，‘他是那麼孤單，孤單極了，我們無事可幹卻坐在這裡，而讓他一個人在那裡，一個人在黑暗中，無遮無蓋。——噢，我的好人兒，我親愛的你。’就這樣翻來覆去。我們這裡的情景難以描繪，也沒有必要描繪。只有認識朵拉的人才會明白什麼是愛情。理解這一點的只有很少的人，而這樣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的，對不對，您是的，您會理解的！……我們還完全不明白，我們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慢慢地，變得越來越清楚，而同時又昏暗了下去，揪心的痛楚。他還在我們這兒，所以我們尤其不明白。現在我們又要到他，到弗蘭茨那兒去了。他的臉是這麼呆板、威嚴、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麼純潔和威嚴。威嚴——一張國王的臉，出身於最高貴、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溫柔消逝了，只有他無可比擬的精神仍然構成他呆板的珍貴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