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講演（全文）
人民網日本版9月11日訊：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訪中的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研究員大江健三郎，10日上午來到北大附中作了題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講演。其演講全文如下：
我是一個已經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說家，我從內心裡感到欣慰，能夠有機會面對北大附中的同學們發表講話。現在，我在北京對年輕的中國人——也就是你們——發表講話，可在內心裡，卻好像同時面對東京那些年輕的日本人發表講話。今天這個講話的稿子，預計在日本也將很快出版。像這樣用同樣的話語對中國和日本的年輕人進行呼籲，並請中國的年輕人和日本的年輕人傾聽我的講話，是我多年以來的宿願。尤其在現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這種願望從不曾如此強烈過。在這樣一個時刻，我要深深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的所有人。同時，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謝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視著我的各位同學。
在你們這些非常年輕的同學現在這個年齡上，我所閱讀的中國小說家是魯迅。當然，是藉助翻譯進行閱讀的。在那之後直至二十歲，好像還數度閱讀過魯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錄到《吶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卻很尖銳、厚重的短篇小說。因此，當前不久我的中國朋友利用各種機會向我詢問「您最初閱讀魯迅小說時大概幾歲？」這個問題時，我一直難以準確回答。
不過，若說起「在哪兒讀的？讀了哪些作品？」等問題的話，我倒是記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島叫作四國的島嶼上一片大森林裡的峽谷中的村子裡讀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裡有一間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間有一個院子，院裡生長著一株楓樹，我便在那棵樹的大樹枝上搭建了一座讀書小屋，坐在狹小的地板上閱讀小開本的文庫版圖書，是「巖波文庫」系列叢書中的一冊。讓我覺得有趣併為之感動的，是《孔乙己》和《故鄉》這兩個短篇小說。現在，我還記得孔乙己的發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譯文本目錄上的漢字標題旁用日語片假名標示的讀法。這叫作注音讀法，是日本人為學習難讀漢字的讀音法而創造出來的方法。我就是依據這種注音讀法來發音的。不過，在我最初閱讀的那本書上，標示的是「クンイチ」這個讀音，我便這樣記了下來。然而，準確說來，是什麼時候讀的這書呢？
我決定借這個機會對此進行一番調查，於是，現在終於可以回答出這個問題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有一個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剛才說到的「巖波文庫」的那家出版社。我請這個朋友影印了出版社作為資料儲存下來的那本書的第一版版本，然後，我懷著親近感著迷地閱讀了《孔乙己》。在這裡，由於我希望年輕的日本人能閱讀目前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這個譯作，因此要作一些引用（是築摩書房出版、由竹內好翻譯的《魯迅文集》第一卷）。剛開始閱讀不久，就讀到了「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裡當夥計」這一行，於是，記憶便像泉水一般從此處湧流而出。這裡所說的鎮子，就是經常出現在魯迅小說裡的魯鎮。
說了這番話語後，敘述者便開始了自己的回憶。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讀到這一節的時候，確實從內心底裡這樣想道：
「啊，我們村裡成立了新制中學，這真是太好了。否則，也已經滿了十二歲的自己就上不成學校，將去某個店鋪裡當小夥計！」
1947年，也就是我十二歲的時候，閱讀了《魯迅選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譯）中這兩個短小的作品，是作為我進入新制中學的賀禮而從母親手裡得到這個小開本書的。母親是一個沒什麼學問的人，可她的一個從孩童時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卻前往東京的學校裡學習，母親以此作為自己的驕傲。此人還是女大學生那陣子，對剛剛被介紹到日本來的中國文學比較關注，並對母親說起這些情況。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親一直沒能從產後的疲弱中恢復過來，那位朋友便將剛剛出版的巖波文庫本贈送給她，母親好像尤其喜歡其中的「故鄉」。然而，兩年之後，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兩軍在盧溝橋發生了衝突，日中戰爭就此開始。那一年的12月，佔領了南京的日本軍隊製造了大屠殺事件。這時，即便在日本農村的小村子裡，也已經不再能說起有關中國文學的話題。於是，我母親便將包括巖波文庫本《魯迅選集》在內的、她那為數不多、卻被她所珍視的書籍藏進一個小皮箱裡，直至度過整個戰爭時期。在此期間，我的父親去世了，我升入中學的希望也越來越遙遠了。實際上，也曾聽說母親打算讓我去做僱工（住在僱主家裡見習的少年僱工），並在某處尋找需要小夥計的店鋪。
1945年，戰爭結束了，戰敗了的日本在聯合國軍的佔領下制定了新憲法。就連我們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新憲法中有個不進行戰爭、不維持軍備的第九條。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義原則下得到改革，村子裡成立了新制中學，我作為第一屆一年級新生升入這座中學，於是，母親便從皮箱裡取出《魯迅選集》並送給了我。
我還曾被問道，當時你為什麼喜歡《孔乙己》？最近重新閱讀這部作品時，發現那位敘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稱之為「樣子太傻」的小夥計的那位少年，與自己有相同之處。當那位多少有些學問、卻因此招致奚落的貧窮顧客孔乙己就學習問題和自己攀談時，少年「毫不熱心」；但當這位客人落難之時，少年隨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識到，自己的性格與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過，在持續和反覆閱讀的過程中，我深為喜愛的作品卻變成了《故鄉》。尤其是結尾處的文章，每當遇見新的譯本，就會抄寫在筆記本上，有時還會把那段中文原樣抄到紙上，然後貼在租住房間的牆壁。當時我離開了兒時的夥伴，離開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時寂寥地想象著將來：我也許不會再住回到這個峽谷裡來了吧（實際上，後來也確實如此），隨後便第一次來到東京開始了自己生活。
我還是要引用竹內好翻譯的結尾處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麼，十二歲的我深刻理解了魯迅的這段話了嗎？在這裡，我要模仿魯迅的口吻，認為無所謂已經理解，無所謂沒有理解。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十二歲的我從內心裡珍視這句話，認為寫出這種話語的魯迅是個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後，分別於十五歲和十八歲的時候，我又藉助新的譯本重新閱讀了這段話語，就這樣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現在，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在稿紙上引用這段話語的同時，我覺察到，依據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自己確實加深了對這句話語的理解。而且我意識到，自己從內心裡相信現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魯迅所說話語的意蘊……
剛才我說過，依據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自己確實加深了對這句話語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個人的話題，請大家允許我說說那些經歷中的一個具體事例。我的長子出生時，他的頭部有一個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術的話，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術，今後也許眼不能見，耳不能聽，最終成為植物狀態。主治醫生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於是，我就產生了動搖。然而，我的妻子卻要求醫生立即準備手術。
手術前，我們為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作光（那是祝願他的眼睛能夠看到光明）。手術後，他的眼睛果然能夠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夠聽見聲音，可是，他在智力發育上的遲緩也隨之顯現出來了。直到五歲的時候，還從不曾說過任何一句話。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對電視機裡傳出的野鳥叫聲表現出了興趣，我便把灌裝了野鳥叫聲的唱片轉錄到錄音帶上，迴圈往復，整日里在我們家中播放。首先傳出的是野鳥的叫聲，片刻之後，便是女播音員的聲音。這就是那個錄音的順序。鳥的叫聲，鴿子；鳥的叫聲，黃鶯；鳥的叫聲，白臉山雀……這個錄音帶聽了一年之後，我把光帶到夏日裡避暑用的山間小屋去，當時將他扛在脖頸上漫步在林子裡。在林子對面的水塘邊，水雞叫了起來。片刻間，騎坐在我脖頸上的光突然說道：「這是、水雞。」這就是光使用語言的開始。
以這個野鳥叫聲錄音帶為契機，讓光進行語言訓練的會話，就在光與我和妻子之間開始了。後來發展到以鋼琴為媒介，訓練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稱和調子的特性。從在那片林子裡第一次說出人類語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後，光能夠創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將這些曲子彙集起來的cd發行後，竟擁有了為數眾多的聽眾。雖然光現在只能說出三歲兒童的語言，可他一直持續著具有豐富內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術結束後，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裝上用以保護頭蓋骨缺損部位的塑膠板。經過這一番周折後，光終於回到家裡，開始了與我們共生的日子。當時，妻子什麼也沒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這是決心接受智障的兒子，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積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與光共生的將來是沒有希望的。也就是說，就光的症狀而言，是不會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可是，在承認這一切的基礎之上，自己決心接受這個孩子，併為之積蓄力量。
當光通過野鳥錄音帶的訓練而發出人類語言的時候，我覺察到一條希望之路開啟了，隨著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歡迎，那條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我就是通過這樣一些經歷，逐漸理解了魯迅的話語。而且，我現在同樣堅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魯迅話語的真實意蘊。
剛才我已經說了，十二歲時第一次閱讀的魯迅小說中有關希望的話語，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內，一直存活於我的身體之中，並在自己的整個人生裡顯現出重要意義。
接下去我想說的是，對於自己也很重要的、與希望並在的另一個話語——未來，以及有關未來這個話語存活在我的身體內部的定義是如何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