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下午3點，大江健三郎、莫言與張藝謀坐在了一起，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時候。分別作為《紅高粱》的原作者和導演的莫言、張藝謀，想必很多人已經非常熟悉了。所以，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大江健三郎先生，儘管他在世界範圍內的知名度高於前兩位。
大江健三郎先生（1935－）是日本當今文壇舉足輕重的「先鋒派」代表作家，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作有小說《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等。大江先生早在1960年就到過中國，曾受到過毛澤東、陳毅等人的接見；1999年他再次來到中國，與王蒙、莫言等中國作家進行交流；大江先生此行中國是專程為莫言而來，日本nhk電視臺為完成「二十一世紀的開拓者」人物專題報道，邀請大江先生作為採訪者，跟隨莫言在春節期間到山東高密度過傳統的中國年，以體會莫言故鄉現實與虛構的關聯。
在北京與張藝謀的訪談是此次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跟蹤報道此行的惟一國內媒體，我們還將陸續推出系列文章，以第一手的詳情記載和見證兩位作家之間意義非常的精神交流。難以重複的《紅高梁》
大江健三郎（以下簡稱大江）：我一共看了三次《紅高粱》。
第一次是伊丹十三（注：日本著名導演，已去世）介紹我看的，他說大陸和臺灣在政治體制上不一樣，觀念也不一樣，但現在出現了一部電影，在大陸和臺灣反響都非常強烈，這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呢？他讓我和他一起看，並回答這個問題。看完後我說，因為這是一箇中國導演拍的片子。然後我還反過來問，你為什麼拍不出這麼優秀的電影。伊丹回答，因為我是一個日本人，不是中國人。
第二次是在柏林。當時我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當客座教授，帶著四十個學生去看這部電影，因為您的電影在獲柏林金熊獎後，很長一段時間經常在柏林放映。看完後我還就莫言先生的原作和電影進行比較，給學生上了一堂課。我的班裡有位特別漂亮可愛的女學生，在我介紹了小說以後，她就問，小說裡有一個情節說女主人公回家和他爸爸打架，氣得不吃飯，把碗給扔了，這在電影裡都沒有，是不是張藝謀導演有這樣的傾向：不太推崇女性主義或女性的強權，而是願意將其描寫得更聽話一些。當時我還無法回答這一問題。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想問問你，而且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到柏林去替我回答這一問題。第三次是自己看的。我找了一個錄影帶，反覆地看了，之後，我發現一個細節，也許二位都沒有意識到。電影中日本軍隊打過來以後，對中國的老百姓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這是我看過的對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罪行描寫得最有水平的，是用藝術的手法去體現，所以我非常佩服。當時這個場面中的日本兵說的是日語。中國人可能不太注意，但日本人能聽出來，那都是些戰爭中的話——「把他殺了」，「打他」，「開槍」等。但其中夾雜著這樣一句，翻成中文就是，「這可真荒誕！」，這句話讓一個日本人用純正的日語說出來，對當時的日本軍隊所做的一切真是一種絕好的諷刺。另外這部電影中的一些表現手法我也特別佩服，像高粱地的拍攝，還有女主人公穿的鞋和她非常纖細非常溫柔的腳，通過畫面都可以感受到，後來我又看了一遍莫言的書，我認為我比較理解張藝謀這個導演了。請問張藝謀導演，你拍攝莫言的小說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動機呢？
張藝謀（以下簡稱張）：當時我還是攝影師，我想改做導演，一直在找戲，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朋友推薦我看了小說，看完後就特別被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對畫面對色彩的描述。電影裡面的色彩小說裡都寫出來了，那是一種非常寫意的感覺。
同時因為我也是北方人，與莫言一樣有著特別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很喜歡故事編得很豪邁、很壯闊。人和人之間的行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這特別吸引我。於是我就聯絡莫言。那時候還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們之間都還不瞭解，我因為拍《老井》在農村體驗生活回來。後來聽莫言說他當時也根本都不瞭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指令碼，他自己後來跟記者說他當時看到我像個生產隊的隊長，就把版權給了我。（記者補記：後來莫言描述當時的情景是，張藝謀光著一隻腳，手上提著在公共汽車上被人踩斷鞋帶的鞋子。一進樓道就高喊「莫言」。）
莫言（以下簡稱莫）：因為所有的人都說我像個農民作家，農民作家肯定信賴農民導演，都是農民兄弟嘛，我想一個工人、知識分子出身的導演可能還導不了。張：很有意思的是，從那時候起我還真是長期被人叫做農民導演。
後來看到他寫的《紅高粱》系列，一共五部，我感覺電影拍出來以後，遠遠沒有把小說裡面很豐富的東西表現出來，非常遺憾。其實我們再怎麼做，很難達到小說的震撼力，尤其是對人的生命的描寫。到現在為止很多的中國觀眾還認為《紅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這應該歸於小說的水平高，雖然我們改了很多故事情節，但電影中的神韻以及生命力釋放出來的感覺，完全是小說提供的。說起來也很奇怪，從拍完《紅高粱》至今，我的電影再沒有表現過那樣張揚的生命力。我想要重複也重複不了。從對方那裡獲得靈感
大江：我想問莫言先生，反過來你從張藝謀的電影中有沒有得到什麼啟示？對自己的小說有什麼新的發現？
莫：當然有。任何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或其他的藝術樣式，實際上是一個選擇的藝術。一部長篇幾十萬字，改成電影或話劇，時間長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節全部利用起來，只能選取他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發揚光大，進行特別的強調。《紅高粱》電影應該說做到了這一點，把我小說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來。彷彿從一大堆花瓣裡提取了一瓶香水。我還對張藝謀說，莫言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實原著。改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我的小說無非是給你提供了一點材料，引起了你的興趣，激發了你創作的慾望。你完全可以新增情節，新增人物，放心大膽地按照你的激情去發揮。
電影的影響的確比小說大得多，小說寫完以後，除了文學圈也沒有太多的人知道，但當電影公演過後，我從高密回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很多人在高聲大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我才感到電影確實是不得了。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
大江：我讀了莫言的作品以後，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學表現手法，對生命的描述，使我獲得了很多新鮮的東西。我想今後從莫言的文學裡找點靈感寫點更好的東西。莫：這是互相影響的。我讀你的《小說的方法》，每讀兩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這個地方我也可以順著同樣的思路發展下去，發展成一篇小說。比如你講到麥克威爾在他的《白鯨》裡，引用了《聖經·約伯記》裡的那句話，「我是惟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你說這是你的小說創作的最基本的準則，這太有意思了，我認為這也是我的創作原則。我們做電影也好、搞文學也好，完全可以用這樣自信的口吻來敘述，我是惟一一個報信者，我說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說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遠大理想的導演或小說家，應該有這種開天闢地的勇氣，惟一一個報信者的勇氣。說不說是我的問題，信不信是你的問題。拍不拍是你的問題，看不看是他的問題。但我要按我的想法來說，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只剩下一個觀眾。為了爬上更高的山頭
大江：距《紅高粱》事隔十二年之後，你又拍了《幸福時光》，也是莫言的小說改編的，你是怎麼想到要拍這部電影的呢？
張：其實我是一直在期待著合作。我發現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顯的改變，這跟我們自己生活的環境有關，從最早寫人的傳奇、家鄉的故事，慢慢到寫身邊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邊的小人物。後來看到《師傅越來越幽默》，那是在《收穫》上，我一看標題就覺得特別好玩，一看是莫言寫的，我就把它先擱起來準備重點閱讀。到了晚上，一口氣讀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達時代的變化，於是就有很大的興趣去改編。我覺得最大的遺憾就是小說中的人物的身份電影裡不好表現。他的故事裡的人物是過去一個時代的勞動模範，到了新的時代，他的觀念、生活甚至生存，都發生了一系列的改變，由此產生了一個很幽默很荒誕的故事。但電影中這個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勞動模範，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職工，還不能是下崗職工。其實我們也是力圖保持作品的戲劇性去折射時代的改變，讓我們的目光始終去關注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後我是覺得《幸福時光》傳達的他的那種東西太少了。現實題材的限制比較大，沒有像《紅高粱》那樣得他太多的「真傳」。大江：《幸福時光》的電影怎麼樣？莫言你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