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
1994年12月7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為這一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學院講壇的時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靜。獲獎確實使他喜悅，但也打破了書齋的安寧。為了躲避新聞記者接連不斷的騷擾，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壞電話。1不過，從東京到斯德哥爾摩，總有許多儀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傑出前輩一樣，他要在這裡發表受獎演說。
1參見大江健三郎1994年10月17日在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日本研究·京都會議」上的講演。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離講壇遙遙萬里的故鄉。於是，四國島上名不見經傳的大瀨村（現名內子町大瀨），就成了《我在曖昧的日本》這篇著名演說的開場白。大江並非突然泛起了鄉愁，至少在兩個月前，獲獎訊息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傳來時，他便開始醞釀這篇講演辭。而比這稍早一些時間，大江曾經「在北歐談日本文學」，那時，他也說起自己的故鄉。1顯然，故鄉的土地始終牽繫著大江的心，與大江的文學世界絲縷相連。
大江經常把故鄉稱做「峽谷裡的村莊」。大瀨確實藏在山谷裡，村前有小田川河流過，四周則環繞著茂密的森林。大江在這裡長到15歲，「峽谷村莊」經驗可以說就是他孩提時代的經驗。大江後來的創作表明，童年少年時期的記憶，會在作家的文學活動中持久不斷地迴響。誠如大江自己所說：我曾屢屢描述森林裡的孩子的奇異經驗，即或人家認為我是受森林經驗的恩庇而成為小說家的，我也毫無異議。2但「峽谷村莊」不僅為大江的創作提供素材來源，它還時時躍入大江虛構的世界，構成作品內在的時空。而虛構文本（test）裡的「峽谷村莊」自然不限於現實中的大瀨村形成某種對應，在文本內的各種語境（contest）裡，它指涉著多重複雜的內容；從這樣的意義說，森林－峽谷村莊無疑是解讀大江作品的一把鑰匙（keyword）。
1參見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1992年10月；此文和大江的另一篇講演《不再封閉的日本人》（1993年5月）談到的內容，與《我在曖昧的日本》多有重合，幾乎可以視為後者的雛形。
2參見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占夢師》。
「峽谷村莊」作為虛構的空間，最初出現在中篇小說《飼育》裡。《飼育》是大江創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寫戰爭時期生活的作品，在戰後日本文學的同類題材作品中也屬異例的存在。「峽谷村莊」這一情境的設定，使故事發生的空間帶有某種封閉自足的烏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視點，更加重了這裡的牧歌氣氛。儘管有戰爭的訊息傳來，甚至有敵方的飛機在空中盤旋，但對於山村孩子來說，這一切非但構不成恐懼和危險，反倒增添了新鮮的樂趣。最後，導致烏托邦解體的，既不是戰爭，也不是那個被俘虜的美國黑人士兵，而是村莊裡大人們的支配意志與暴力行為。在小說結尾，當「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頭骨一起被「我」的父親打碎的時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樂園從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這是「我」獲得的啟示，也是小說中俘虜兵故事與山村孩子的成長故事交融起來的接點。「峽谷村莊」由此而轉換為山村孩子舉行成年典禮的儀式性空間。
《飼育》裡關於「成熟」的啟示，從某種意義可以看做是大江創作本身的隱喻。《飼育》以前，大江已經以《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華》（1957）等作品引起文壇注目，尤其是《死者的奢華》，甚至成為日本純文學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學獎的候選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確實非《飼育》莫屬。這篇小說發表當年（1958）即沒有爭議地獲得了芥川獎，從而促成大江從「學生作家」順利地轉為職業作家。就文學創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滿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飼育》以後，大江仍然探索「成熟」與「失樂」這一母題。《感化院的少年》（1958）和《遲到的青年》（1960）等作品裡，仍然泛著童年樂園失去的憂傷，但山村青年渴望的，顯然是遠方都市的冒險，他們希望在那裡驗證自己的成熟。「峽谷村莊」的隱喻內涵發生重要變化，始自大江於1967年發表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長篇，在歷史、現實、傳說、民俗交織而成的繁複結構裡，「峽谷村莊」首先作為人物「迴歸的場所」而登場。小說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鷹四都是從山村來到現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開端，兩兄弟都正陷在彷徨無路的精神危機中。鷹四曾積極參與1960年反對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學生運動，運動失敗後，到美國放浪度日。他渴望結束浮萍般的漂泊，尋找到心靈的歸宿地；蜜三郎則始終是學生運動的旁觀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觀念雖然頗不相同，但在返回故鄉，開拓新的生活這一點上，卻獲得了共識。如果說，在大江此前的作品裡，「峽谷村莊」主要意味著「喪失」，那麼，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裡，「峽谷村莊」則是根所兄弟尋找自我、尋找心靈故鄉的空間。大江曾說：小說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們靈魂的根本所在。1作家關於家族歷史與靈魂根源的解釋，可以說明根所兄弟的「尋找」由現實深入到歷史層面的原因。鷹四通過想象重構自己的曾祖父之弟、萬延元年（1860）農民起義領袖的英雄神話，明顯是為自己組織村民的行為尋找歷史認同的依據（identify）。而鷹四與蜜三郎的對峙，則與其曾祖父輩的兄弟衝突形成呼應。最後，鷹四也像他的祖輩一樣走向了毀滅，但他的死亡卻促動了蜜三郎的轉變。蜜三郎終於意識到，鷹四是堅忍地承受心靈地獄的磨練、頑強探索超越心靈地獄、走向新途的人；於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兒子，收養了鷹四的孩子；從鷹四的人生終點，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峽谷村莊」就這樣成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間。
1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據作家說，這一姓氏是根據沖繩語裡的一個詞彙確定的。
在大江的文學世界裡，「森林」與「峽谷村莊」幾乎是可以相互置換的意象。作家曾說，他所理想的烏托邦，就是「我的故鄉那裡的森林」，「森林峽谷裡的村莊」。1和「峽谷村莊」一樣，「森林」在大江的作品裡，常常作為人物的「再生」之地（如《同時代的遊戲》，1979年），或者核時代的隱蔽所（《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1968年）而出現。在「森林」的延長線上，無疑還矗立著「樹」的意象。大江的作品裡關於樹的描述俯拾皆是，幾乎達到偏愛程度。他的「雨樹」系列之所以把「樹」作為「死與再生」的象徵，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之所以仍然以樹為題（《燃燒的綠樹》），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說，樹是幫助他躍入想象領域的旅行器械，是他「接近聖潔的地理學意義上的故鄉的媒介。」2
1大江健三郎：《尋訪烏托邦尋訪故事》。
2大江健三郎：《作為旅行器的樹木》。
應該說，如果僅僅把「森林－峽谷村莊」作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關鍵符碼，那是不夠的。森林－峽谷村莊與大江的文學世界有著更深刻的聯絡，它對於大江的獨特認知方式及小說方法的形成，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大江回憶說：
「30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訪問沖繩和美國，並在那裡短暫停留。沖繩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質，以及其與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縱向垂直的秩序相併行的……異文化共存結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為媒介，我得以重新發見森林裡的村莊的文化結構。」1
相對於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絕對性和單一封閉性，大江看到了位於邊緣的森林村莊文化的多樣、豐富、開放的生動形態。這一發見直接促成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創作，作家說：「促使我創作這部小說的最大動機，即是我漸次意識到的與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邊緣文化。」2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則明確提出了「邊緣－中心’對立圖式，並將其作為小說的基本方法來討論。他認為，「從邊緣出發」，是小說整體地表現現代世界、把握現代危機本質的根本所在，「必須站在‘邊緣性’的一邊，而不能順應‘中心指向’的思路。」3